今天的中国属于工业革命取得了成功的国家，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广土巨族现代国家的规模，这个突然而且巨大的崛起带给世界的冲击不言而喻。
工业化进程和现代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同步，曾被认为是先发国家独有的优势，也是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拉开距离的主要因素。一直以来，经济史学家都试图针对如下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如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和欧洲？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古代经济和古代科技都更为发达的中国？为什么工业革命的成功让西方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领先？为什么中国的工业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最终取得成功？这之前中国犯了哪些错误，走了那些弯路？……等等。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史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一篇书评中写道：
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突破，是定义现代生活的重大事件。历史上没有哪一章节比它更重要。然而这场革命的时机、地点和由来仍是一团未解之谜。解释工业革命是经济史学上一项难以到手的终极大奖，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受此激励，倾毕生之力研究，但还是无果而终。1
他将学者们的不同解释归纳为三类。第一类认为主要是产生了某种“激励”，如 Allen，Broadberry 和 Gupta等人的著作，认为工业革命的诱因在于英国 1800 年前因经济增长而创造的激励。第二类则归因于文化和观念，如 Mokyr 和 McCloskey 等，认为是当时英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引入诱发了工业革命。第三类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他本人、de Vries 和 van Zanden 等，他们把工业革命框定在一簇价值体系中，但同时认定这些价值本身受到资源和人口压力的影响。2
按说问题不至于如此难解；英国工业革命发生至今不过才两百多年，史料丰富，证据充足；若不是由于完全忽略了某些重大的方面，不太可能出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至今还是“无果而终”的情况。
打个比方，就像是海面上的一座冰山；如果学者们只围着水面之上露出来的那个小小的一角比比划划，研究来研究去，确实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形成这座冰山的历史过程以及构成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之所以人们忽视了这一点，是因为最重要的部分都不在人们目力可见范围之内，必须潜入海中才可能认清全貌。
现在的问题来了：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成功了，也出现了工业化与现代经济增长同步发生并相互促进的情况；但是中国显然是另外一座不同的冰山，而“中国冰山”的形成，又显然与“西方冰山”那个露出来的一角具有完全不同的成因；于是人们不得不深入到水下，去探求冰山的整体和本来面貌。
而一旦深入到了水下，把“中国冰山”和“西方冰山”合在一起观察，真相就出现了：真正决定了上述热门问题的那个关键因素，其实是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并不关注甚至加以排斥的因素——战争。
1.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是因为英国赢得了战争
在回答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众声喧哗当中，也出现过一些清醒的声音。研究英国皇家海军历史的牛津大学研究员罗杰NAM Rodger提醒同行们说，“现在确实是时候了，应该将战争视为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活动之一，其重要性至少与农业和对外贸易相当”。他在题为“战争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文章中说，“在工业革命关键的早期阶段，英国打了一场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世界战争”。3
罗杰研究员不是发现了新大陆，他只是看见了冰山水下部分的山体。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推动了战争”，至少在当时的欧洲是完全正确的，而近年来历史学家们新的认识则是：战争和国家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事实上，在近现代时期的整个欧洲，战争一直是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尼尔·弗格森估计，18世纪的欧洲领主平均将54%的总预算用于战事。其中英国的比例最高。
约翰·布鲁尔在他1990年的著作《国力之筋》一书中将18世纪的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因为这一时期英国中央政府的资金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根据他的数据，整个18世纪每年英国政府开支有75%~85%用于陆军和海军，并偿还先前战争的债务。另有其他学者的估计更高，在18世纪的英国军事综合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90%，在世纪之初接近前者，而在18世纪末则更接近后者。4
保罗·肯尼迪的研究结果尤其令人吃惊，他发现英国从1688年到1815年的大部分时期里实际上是靠借款发动对外战争的，借款额占到总支出的百分比平均在30%以上。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他写道：
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船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会付诸东流”。尽管许多英国评论家在整个18世纪一提到英国债务的庞大数额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如谈虎色变，但事实上（用伯克利主教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对法国的首要优势”。最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了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这又使英国增加了一项对法国的优势。5
对于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发现战争对于工业生产的需求刺激这个“反馈环”，就像发现地震会引起了海啸一样简单明确，根本不必倾毕生之力。
斯文·贝克特在他2017年出版的《棉花帝国》一书中，将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后期棉纺技术革命开始之前这一时段命名为“战争资本主义”，区别于此后才开始的“工业资本主义”和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这一时段的“全球资本主义”。
这些历史学家一致的看法是：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成功这个事件真正的时代背景，是英国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对外战争。
1784年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这一年塞缪尔·格雷格和他的同行们在曼彻斯特附近几个河岸边开始了成规模的机器纺纱，这标志着非人力动能的工业化应用。但实际上，仅就技术发明而言，利用水力进行纺织的阿克莱纺织机比起中国元朝时期就已经广泛使用的“水转大纺车”晚了整整400年6。所以，18世纪末曼彻斯特地区棉纺织工厂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在于技术发明，而在于因为巨大需求而刺激起来的工业化。关于曼彻斯特棉纺织业的突然兴起，斯文·贝克特写道：
乍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地方事件，甚至只是一个偏远的乡下事件，但若没有此前三个世纪棉花世界的一再重塑所提供的构想、材料和市场，它也不可能发生。格雷格的工厂处在全球网络之中，最终将在全球激发起一系列格雷格无法理解的变化。格雷格从利物浦的商人亲戚处获得生产必需的原料，后者从来自牙买加和巴西之类地区的船上购入这些原材料。我们知道，棉织物的观念和制作技术来源于亚洲，特别是来自印度；而格雷格生产棉纺织品的意愿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取代印度纺纱工和织工的产品。7
来自遥远海外的原材料、来自遥远海外的产品观念和技术，最后，主要存在于遥远海外的产品市场，这个围绕着棉纺织品的全球供销网络，是地方性的半封闭经济体所不可能具有的；而之所以只有18世纪末的英国能够拥有并控制这个全球网络，是因为英国长期以来通过战争获得的独有特权。贝克特写道：
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英国逐渐建立纵横交错的世界经济体，并主宰人类最重要的一项产业。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且最终将其羽翼囊括全球。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出现了。8
所以，一定不能倒果为因。根据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李伯重的研究，水转大纺车的工具机所达到的工艺技术水平比著名的“珍妮”纺纱机更高，工作性能和工作效率也更高；甚至有学者推测，后者可能就是前者经印度传入英国后略加改良的产物。9但是，这丝毫也不重要，因为问题的关键本来就不是技术发明，而是英国通过对外战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及通过战争对于资本主义跨国网络的有效控制。如斯文·贝克特所说：
换言之，只有战争资本主义所攫取的力量才使他们从水中汲取动力成为可能。10
除了棉纺织业，其他方面的情况也类似。多个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没有战争的推动，在蒸汽机生产、铁路、轮船以及许多在这些生产过程中迸发出的创新激增现象，不大可能出现。另外，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的标准化物品的需求产生了规模经济，并且随之刺激了生产的集中化。在运输现代化和通信现代化方面，来自战争的需求，是最为重要的牵引。
历史上第一次，征服战争不仅仅意味着在掠夺战利品方面的巨大收获，而且意味着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巨大需求牵引，于是形成了军事能力与工业能力的正反馈同步增长。保罗·肯尼迪写道：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滑膛枪炮（雷管、膛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也许在19世纪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基钦纳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达·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限界了。11
其实，战争造就了国家和社会，战争也创造了经济增长，根据欧洲的近代历史得出这样的原理并不稀奇。西班牙纳瓦拉大学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在对“国家、战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之后认为，事实就在于“欧洲人成功实现了增长，不是由于享受了和平，而是由于借助了战争”。而马克思也指出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2
根据贝克特的研究，资本主义在每个阶段都包括了一些共同的要素，包括战争的运用、对殖民地资源的占有、对全球范围劳动力队伍的重组、跨国网络的建设以及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盟等。这些要素无不起源于战争资本主义时代，并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认为，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的成功真有什么“秘诀”，那就是英国将战争资本主义的遗产、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具有前瞻性眼光的资本家的积极行动以及一个具有强大行政、司法和军事能力并愿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的国家成功“统合”了起来。而这个“统合”完全是国家行为，单凭市场力量或科技发明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也就意味着，正如十字军东征和地理大发现让西方国家率先发现了现代科学，大航海之后的战争资本主义又让西方国家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贯穿这数百年历史的那条主线，就是持续不断的战争。
2．中国工业革命的启动是因为中国赢得了和平
赢得了战争，包括直接的收益——如获得战利品、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更多的特权、更高的国际地位等等——以及间接的但是更大的收益，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与现代经济增长正反馈加速、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长等等。
但如果再看战败国的这一面，事情就反过来了。输掉了战争，包括直接的损失——如人员和财产的丧失、割地赔款、新的不平等条约、更多的剥削和压迫等等——以及间接的但是更大的损失，如工业化进程被打断、经济增长进程被打断、国家发展计划被打断、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外患与内乱相互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双双下降等等。
而这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总体局面，与英国那种“好的”战争正好相反，中国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始终深陷在“坏的”战争当中。
所以，正如西方历史学家们推开了胡乱解释、劳而无功的经济学家们，潜入到欧洲近现代史的海面之下观察冰山的山体，才又重新发现了战争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要想完整解释今日中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也一样要推开近几十年来一直胡乱解释、劳而无功的经济学家们，潜入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海面之下，首先重新观察战争与中国工业革命不成功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然后再重新发现今日中国革命成功与中国通过战争赢得了和平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战争与中国工业革命不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能相对于帝国内阁，恭亲王奕訢被任命为首席总理大臣；同一年秋冬曾国藩在刚刚攻陷的安庆创办了第一家专门生产新式兵器的军械所；第二年同治元年6月，京师同文馆开馆，聘请外籍教师，翻译西洋著作；一系列新政标志着史称“洋务运动”的工业化的启动。
很多学者倾向于贬低清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但事实上，当时世界的工业化强国以英、法、美为第一集团，大清、俄国和日本三国则在第二集团中差不多处于并列的位置，于1860年前后同时起步。而在“洋务运动”初期，大清的进步速度并不落后；安庆军械所成立的第二年，就研制出来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并试航了第一艘木制蒸汽轮船。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5年后的1876年，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参观了左宗棠创建的马尾船政局之后写道：“中国的工程师……英文说得相当好。船的引擎情况良好，什么东西看来都干净，事事都认真有条理。”“最近造的一只船……引擎及一切部件，在建筑过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国人的帮忙。”船政局所生产的产品，“技艺与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产品相媲美而无愧色。”13
1894年，孙中山在他的《上李鸿章书》中感叹道：
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
这是一个顶峰时刻，此后的孙中山再也没有如此这般地歌颂过大清版改革开放；因为就在他这封上书的第二年，日清甲午战争这一场决定了历史转折的战争，一举打断了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进程。
工业与军事不分的时期，战争失败也就是工业化失败。1884-1885年中法海战，南洋水师全军覆灭，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尾船政局也遭到毁灭性破坏。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天津和北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能够生产鱼雷艇、新式火炮的大型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一并遭到毁灭性破坏。
发生在中华民国初期的第二次工业化进程，当然也是被战争打断的。众所周知，民国第一个十年以及其后的1920年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和经济都出现了较快的正增长。沙培德写道：
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业快速扩张，绝大部分年份的平均增长率在9%到13%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高（由于列强无暇东顾）。在这一形势下，农业产量同样相当可观，可以与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四亿三千万到1930年的五亿）保持同步。尽管绝大部分军火购自西方，但中国自己的兵工厂也有所贡献；铁矿开采有所发展，建成了一些钢铁厂；公路与铁路网也有所改善。……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同样显示出某些连续性。14
但是这个前景向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恢复趋势，最终还是被日本的侵华战争和接下来的国共内战完全打断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回顾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基本情况，可谓惨不忍睹，无论在哪一段历史中衡量，都是中国的最谷底时期；这已经有很多学者描述过了，不再赘述。而跌入谷底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是战争造成的后果，与经济政策或工业化规律都没有关系。
两次工业化进程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失败说明了什么？说明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工业化的实现还根本谈不上借助于战争带来的需求牵引和资源推动；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是如何通过战争赢得和平，只有确保了一个不被侵略战争所打断的和平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才可能再次启动。
新中国建立，时间再次开始，工业化也再次开始。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就已经抱定信念要让中国实现工业化，其目标是要让中国这个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让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根据王绍光教授在《国企与工业化》一文中的解释，工业国的含义包括国民经济结构中工业的比重增加、生产总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布局等4个方面。15
但是由于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目标的起点太低，初期阶段进展很慢，到1954年毛泽东还在着急：
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6
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新中国采取了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动员并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推行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17王绍光教授写道：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它已占1/3。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18
而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一场争论，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支持工业发展这一大政方针。在当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说：中共过去三十年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毛泽东则批评梁漱溟是“分裂”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他反问道：“不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虽然农民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但暂时牺牲农民不会亡国亡党，但如果工业发展不起来，却会亡国亡党。19
针对新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一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在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上讲，是完全错误的决策。
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还是发展经济学家、工业革命经济学家，在这一批评上，恐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从“战争经济学”的角度看，情况就反过来了；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解决的不是促进增长、改善民生的经济问题，而是避免亡国亡党的政治-战争问题。准确地说，在新中国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所有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没有摆脱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个基本战略估计；经济战略的制定和主要经济决策的作出，都是“战争经济学”导向的。事实上，自1950年代末期中苏分裂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以备战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
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简单理解为照搬了前苏联，或遵循了社会主义理论教条的结果，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概言之，没有遵循发展经济学原理，的确导致了前30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但是遵循了“战争经济学”原理，新中国这个国家通过一系列卫国战争（包括20年的全面备战）最终保住了；到了改革开放之前，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级强国的工业和国防基础。根据王绍光教授提供的数据，新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增长了将近35倍。20
这才有了实行改革开放所必须的内部发展起点和外部和平环境。这就意味着，如果将新中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视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进程，那么这一次并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更不是一次失败的或不成功的工业化，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为这一次实际上同时完成了两大任务：第一是通过卫国战争和全面备战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时期，第二是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奠定了在发展中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独立自主工业化基础。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完整地理解“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因为没有第一个任务的完成，第二个任务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第四次工业化进程，都无从谈起。
70年对话5000年，今日中国人要在这个近现代历史中完整理解“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发生，首先就要将着眼点放在全面备战时期的结束、和平环境和政治稳定的恢复这个最宏观的层面上来，而不是直接进入经济学所关注的那些下一级的问题上。回顾当年邓小平在大力推动改革时的一系列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和平环境方面，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搞建设？21
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大转折，即从毛泽东时代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备战路线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路线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日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中国奇迹”的发生都是难以想象的。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但现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强调：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2
在政治稳定方面，邓小平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一句话就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他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他强调，“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23
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所有解释，都离不开这个最关键的政治-战争因素；而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所有经济学解释，都属于政治-战争因素之下的次要因素；无论是经济结构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问题等等所有经济学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和平环境和政治稳定相比，统统都不是至关重要的。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共产党领导人的理想信念是一致的，他们从不怀疑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的天下型经济体独一无二的生产力和经济力，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能够实现，不可能不实现。赢得了和平和稳定之后，后面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
在解决了政治-战争这一首要问题之后，邓小平开始反复强调生产力的问题。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24
而改革的路径，也不是别的什么，就是紧紧围绕“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25
这些看似简单的、不那么学术的、没有数理模型作支撑的表述，在别的国家都不被当作经济学语言看待；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内含了天下型经济体的天下国家来说，这些论述就是最正确的经济学。英国学者、前伦敦副市长罗思义撰文说：
20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的邓小平。26
后面的故事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国奇迹”发生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
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40年似乎很长时间了，长到我们中的太多人只记得正在发生的“中国奇迹”，而早已忘记了战争这回事。40实际上时间很短，短到还没有超出“战争经济学”的宏观历史尺度，还在“战争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这一原理的作用范围之中。
谨以此文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正是由于这支承担着捍卫和平、制止战争、保卫国家任务的强大军队，正是由于这支军队为中国赢得的卫国战争和全面备战的胜利，在根本上保证了今天“中国奇迹”的发生。
注一：本文提到的“天下型经济体”的概念是本人首创，“战争经济学”的概念则早已有了很多论述，但本文中都没有进行定义，直接使用了。对这些概念更详细的说明，将在后续的文章中陆续给出。敬请关注。
注二：本文初稿在8.1建军节当天首发于观察者网的观察员社区征求修改意见，得到了观察员网友的众多反馈。其中御风而行、Haar、风过无痕、卜可卜言、蛋蛋、破暖清风、南山野、自胜者强等多位网友的建设性意见，都已经在这篇修改稿中吸收参考了。在此一并感谢！
注释：
1.https://translations.headsalon.org/post/2018/07/%E4%B9%A6%E8%AF%84%E8%A7%89%E9%86%92%E7%9A%84%E7%BB%8F%E6%B5%8E–%E4%B8%80%E9%83%A8%E4%B8%8D%E5%88%97%E9%A2%A0%E7%BB%8F%E6%B5%8E%E5%8F%B21700-1850/
2.同上
3.参见皮尔·弗里斯著，郭金兴译《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
4.同上
5.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
6.https://www.guancha.cn/LiBoZhong/2018_04_27_455053_s.shtml
7.斯文·贝克特著，徐轶杰等译《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
8.同上
9.https://www.guancha.cn/LiBoZhong/2018_04_27_455053_s.shtml
10.斯文·贝克特著，徐轶杰等译《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
11.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
12.参见皮尔·弗里斯著，郭金兴译《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
13.转引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
14.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5.王绍光《国企与工业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36.html
16.同上
17.转引自赵文远：1958年中国改变户口自由迁移制度的历史原因http://economy.guoxue.com/?p=6844
18.王绍光《国企与工业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36.html
19.http://economy.guoxue.com/?p=6844
20.王绍光《国企与工业化》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36.html
21.http://www.cssn.cn/zgs/zgs_jl/201408/t20140813_1289164_1.shtml
22.同上
23.《邓小平文选》
24.《邓小平文选》
25.同上
26.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0822/13532009255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