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素不相识，但如果每当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件不义之事，你都能气得发抖，那我们就是同志。
——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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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出生于1928年的阿根廷富人家庭，亡于1967年的玻利维亚丛林战斗。
他出生于星星之火正在燎原的共产主义起势之时：1928年，刺破帝国主义垄断、已成立六年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更东边的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并先后组成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建立起多块革命根据地；
他逝世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革命浪潮的蓬勃之时：1967年，文汇报根据毛主席“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的指示，正式对外发出“在今天的条件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号召。
从1928到1967，短短的三十九载生命征程，他一直在革命，他一直是一个革命着的人。
“革命者切”，留给了这个世界最火红、最纯粹的一段理想主义的战斗人生。
从今天的视角，可以先看一看格瓦拉的家庭：他的母亲是阿根廷贵族后裔，有着纯正的西班牙贵族血统，他的祖父是秘鲁最后一任总督，他的父亲是阿根廷名门之后……
这样一位出生在上流门阀家世中的孩子，且是五个孩子中老大的孩童（可以最先接触家族资源），日后却成为一名满世界颠覆亲美政权、推翻资本财阀、力图消除阶级贫富分化的游击战士。
一切，恐怕要都源于他1950年即22岁那一年开始的两段旅行：环阿根廷全国游历（耗时六周，途径内陆二十个省）和一年后靠着一辆摩托车的环拉丁美洲游历（耗时一年，途径六个国家）。
正是在那两次极尽见闻的南美游历过程中，年轻的格拉瓦亲眼目睹了拉丁美洲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后花园以及本土买办统治者奴隶的惨状：几乎所有农作物和工业制品都被美资企业掌控；文盲率居高不下；底层民众的健康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权益无从谈起，上流精英阶层的生活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奢靡，而贫民窟里的农户乞丐们却面临着每天吃不到一顿饭和预期寿命不足50岁的悲局；且拉美各国的当权者还在配合着美国入侵者推行一系列愚民政策，妄图将拉丁美洲这片大陆世世代代打造为美国垄断资本的私家资源库。
还记得《觉醒年代》里毛泽东的出场画面吗？那时的毛泽东，同样不过弱冠有余。
通过与艾斯的交流，他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念。
拉丁美洲各国是一个集体，应放弃地方主义，为团结的美洲干杯！
为此，已经成功考取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博士、眼看着就要顺父母心愿成为一名阿根廷上流精英的格瓦拉，竟然与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鲁迅先生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放弃学医。
不同的是，鲁迅先生选择了笔墨，而格瓦拉先生则捡起了枪支与子弹。
1953年12月24日，开始革命生涯的格瓦拉来到了危地马拉——当时拉丁美洲唯一的民主国家。
那时的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的民主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特别是阿本斯吸收了中国经验的土地改革，其矛头直指美国资本控制下的联合果品公司。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结识了许多由于反抗拉美独裁统治者和美帝国殖民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战友，其中就有著名的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
格瓦拉领导着这些革命者们一起投入到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与危地马拉底层人民服务。
在那里，格瓦拉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
“切”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兄弟”、“喔，哥们”等。
1954年2月12日，“革命者切”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共产党有联系。
一个月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独裁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民主政权。
当年度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当月27日，无力抵抗的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
随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伪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与屠杀。
几个月之内，约九千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正式登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
但是他从未惧怕过死亡，在很多关于他的遗迹遗物、尤其是日记中，透露出的浓浓的“死亡宿命论”都在非常有力地光谱化、神圣化这名革命家的形象。
我的死是为了献身真正的革命，我感到鼻孔张开，闻到了死去敌人的火药味和鲜血的酸味。现在我的身体上紧发条，准备战斗，我将我的生命作为一个神圣之地，这样我身体里的无产阶级的野兽般的嚎叫，就能够引起新的脉动和新的希望的回响。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那个时候成千上万左翼政治流亡人士的避难所，他终于结识到了自己后来绵延一生的战友：同样逃亡到墨西哥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兄弟。
也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功勋卓著的一段篇章：跟随卡斯特罗兄弟杀回古巴，领导伟大的古巴民主革命！
在与卡斯特罗兄弟的交谈沟通中，格瓦拉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
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狭小的“格拉玛号”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图斯潘出发，怀揣着理想和昂扬的斗志驶向了古巴。
1956年12月2日，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但遭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嫡系军队的袭击。
可就是这包括格瓦拉在内的12人，成为了后来燃烧整座古巴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古巴在巴蒂斯塔这个亲美独裁者的统治下，民不聊生，生产匮乏，国民预期寿命不到58岁，新生婴儿死亡率达到千分之六十，超过五十万人没有工作，且有正式工作的人中也有近一半只能靠着给美国人种植农作物获取微薄的收入。
这都给卡斯特罗兄弟与格瓦拉的革命战争提供了源源活水。
冲出包围后，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后来根据格瓦拉助理等古巴人士的总结，从那一阶段起，这支古巴革命队伍就已经在战斗过程中学习运用起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游击战术、枪杆子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没收地主与资本家财产等先进的农民战争经验。
事实上，格瓦拉率领的古巴起义军中有相当规模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关于游击战术的指导。
1957年1月，起义军夜袭普拉塔兵营，歼敌12人，首战告捷；同年5月，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部队进攻乌贝罗，歼敌53人。
此后，起义军明确宣布要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正式对外提出进行土地改革，要求释放左翼政治犯，恢复古巴公民的政治权利等口号。
这赢得古巴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全国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有着重大的影响，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率领一部分爱国青年开始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
在格瓦拉的帮助下，古巴大学生运动自此得名为“3·13革命指导委员会”，配合武装部队进行武装斗争。
1957年4月9日，为响应学生，哈瓦那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9月5日，又爆发了西恩富戈斯市人民起义，革命者和起义水兵占领卡约洛科海军司令部，控制了全市，并把武器发给人民。
没错，中国1919年震撼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同样是如此脉络。
在反对巴蒂斯塔暴政的斗争中，马埃斯特腊山区成为了联合一切反政府力量的中心，建立了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领导的“7·26运动”为中心的包括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及其他政党派别都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反帝阵线。
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7年7月12日宣布颁布《土改宣言》，并在一年后的1958年10月10日宣布颁布《农民土地权》第三号法令。
这一切都在顺着中国革命的毛泽东路线前行，毫无疑问地对于动员古巴群众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57年底至1958年初，古巴游击队发展到2000多人，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开始把游击队大规模改编为起义军。
1958年初，劳尔·卡斯特罗带领50名战士通过敌占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到克里斯塔尔山区，在那里开辟了“弗兰克·派斯第二东方战线”。
不久，奥连特省北部马亚里至巴腊夸一带即为起义军所控制。
同时，在胡安·阿尔梅达的指挥下，又开辟了“圣地亚哥德古巴第三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