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是无限的。当资本的增殖欲望与现有边界及规则产生冲突时，它会天然地突破边界、颠覆规则，甚至挑战国家权威，为自己开辟更大的增殖空间。当代中国资本发展的实践使我们发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资本出于自身无限增殖的天然本性，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无序扩张态势，对国家权威也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带来了一定风险。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睿智与眼光来审视资本，把握资本的本性与逻辑，对其野心保持高度的清醒与警觉，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化解其对我们造成的种种风险。
一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经典，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百科全书。自出版以来，它始终是人们审视资本，揭示其本质、运行规律与历史趋势的强大思想武器。它告诉我们：资本就是那种能不断增殖或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不是物，而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与统治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其使命就要是以其最少的支出，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马克思指出：“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343-344他还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1]294-295因而，较之以往的剥削制度，它显得更加贪婪、更加野蛮、更加残酷，给无产阶级造成的灾难更加深重。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29
剩余价值对资本来说，无论它是一个多大的量，始终不过是一个有限的量，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获得那种不断增长，以致趋于无限大的量。为此，它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将一切风险与代价置之度外。这就是如英国活动家托·约·登宁在其所著的《工联和罢工》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2]35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更新过程或连续运动。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还指出：“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3]122资本的这种运动除了个别资本“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还有社会资本运动总过程中各阶段的持久更新。它就是个别资本运动与社会资本运动的综合与统一。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将资本增殖与资本积累一轮又一轮永不停息地向前推进，将天量的巨额财富集中到它的所有者资本家的手里。
资本对剩余价值贪欲的无限性，既没有时间底线，也没有空间边界，所有的只是一种突破一切限制、侵蚀一切领域的内在冲动。当资本的增殖需求与现有边界及规则发生矛盾时，它天然地会突破这种边界与规则，甚至挑战国家权威，为自己开辟更大的增殖空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边界做了系统考察与研究，为我们认识资本扩张与国家权威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政权成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或通过产权界定、市场秩序维护、对外贸易与殖民等行为，替资本积累与扩张提供制度性保障与服务，为资本开辟广阔的增殖空间。另外他还引用19世纪英国议会《公共卫生报告》的内容，说明且揭示了当时英国工厂主为了追逐利润，不惜突破公共卫生与劳工权益的法律边界，迫使议会不断调整劳工立法的种种限制，将公共权力转化为资本增殖工具的事实真相。
此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通过对英国18世纪圈地运动的分析告诉人们，英国的新贵族资本怎样通过操控议会立法，将原本属于公共财产的土地圈为己有，使国家权力变成了资本进行原始积累帮凶。他指出：“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1]792 另外，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利用国家权力以法或准法的形式对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工资作出“规定”，将其“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1]806这就是资本突破边界限制、侵蚀国家权威最早的典型表现。
后来的资本主义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虽然在形式上有了许多变化，但是资本企图突破边界限制、侵蚀国家权威的野心与本性并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发展到了极致，它不只是侵蚀国家权威，而是代替国家权威，直接将国家从当初的“守夜人”变成了中意的“大管家”。马克思恩格斯曾一致指出：“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468 这个“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说到底，不过就是为资本或资本家服务的家奴而已。
这个“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既要“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要执行“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5]432从两个方面为资本提供保障与服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和劳资矛盾的不断加剧，资本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也就越来越高涨，因而它对政府的渗透欲望也就越来越迫切与强烈。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之后，国家政权就完全被资本绑定乃至捆死，失去了它本该有的人格、意志与理念，完全“资本化”了，变成了人格化的资本。现在，西方国家的总统、总理或首相直接由这些巨富、财阀直接充当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二
为着说明问题，我们还须对资本挑战国家权威，威胁国家安全与发展做一个历史考察。
首先，看看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怎样向国家权力机构渗透，绑架国家机器，拖垮荷兰帝国，最终终结其海上霸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近代历史上首个典型的垄断资本集团，其发展历程完美地印证了《资本论》关于资本出于其本性，无限增殖与向权力渗透的扩张逻辑。东印度公司是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于1602年将境内分散的航海贸易资本整合起来而成立的一家跨国公司。该公司在完成贸易垄断后，受增殖本能的驱动，慢慢地不再满足于仅在经济领域谋利，开始通过政治献金、利益捆绑等方式向荷兰国家政权渗透，逐步操控了荷兰的议会。尔后，又将越来越多的董事推进政府核心部门，使原本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海上霸权战略，逐渐让位于公司的私人资本利益。
东印度公司为了维持其垄断利润，迫使荷兰政府持续为其提供军事、财政支持。当公司在印度洋与英国展开殖民竞争遭遇连续失利后，要求国家财政不断为其填补亏空。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英国直接摧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上贸易网络。此时的荷兰国家财政已经被东印度公司拖垮，根本无力组织新的海上力量予以反击，最终导致海上霸权彻底被英国取代。
以下，看看韩国的情况。韩国财阀可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异化国家政权的典型样本。
韩国财阀起源于二战后朴正熙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阶段，它依托政府的政策扶持快速完成了资本积累。随着资本增殖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开启了向政治领域的渗透。根据韩国国家情报院2022年发布的财阀影响力报告，韩国前10大财阀的营业收入合计占到全国GDP的58%，其中三星集团一家的营业收入就占了15%。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垄断为资本渗透国家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从卢武铉政府时期的“三星集团”贿赂案，到李明博政府时期“现代集团”的政治献金丑闻，再到文在寅政府时期调查涉朴槿惠闺蜜崔顺实案，清晰地展现出了资本通过利益绑定完成对政治权力渗透的完整路径，让本该属于国家权威的权力，逐步异化为维护资本垄断利益的工具。
在这个国家，总统一旦下台，几乎全部都面临牢狱之灾或非正常死亡。可那些财阀的掌门人，即使因为行贿、挪用公款等行为被起诉与判刑，但用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所谓的拯救国家经济被总统特赦。尔后，风轻云淡，岁月静好，一切恢复常态。
资本对政权渗透的结果是公众对国家公共权力的信任的不断消解。根据韩国盖洛普2023年民调显示，仅四分之一（2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政策能够代表普通民众利益，而超过68%的受访者则认为财阀已经掌控了韩国的政治走向。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让韩国陷入“财阀越壮大，社会越分裂”的恶性循环。
最后，来看看美国的财富大亨是如何渗透国家机构，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谋利的。下面仅以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为例。军工复合体是指国防工业、政界与军队（或五角大楼、国会山和军工企业）之间为持续追求超出合理国防需求的军事安全支出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军工复合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演变成了美国称霸世界所依靠的一整套暴力机器，它不但能够左右美国政府的意志，而且还能操控他国政府的决策。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其具体方式有很多，以下仅说明两点：
一是政治献金，操控选举结果。金钱在美国国会选举和立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选举结果和财政拨款有显著影响。尤其是“超级金主”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把那些能代表自己利益和能为自己服务的人推上总统宝座，或选进国会及某些专门委员会。军工企业和财团是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重要“金主”，各类政治献金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军工复合体的政治游说重点是与国防有关联的国会各委员会；另外还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有关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各专门委员会。
二是人士交换，左右政商各界。在政商“旋转门”机制下，企业高管与政府（含军方）官员实行轮换。美国政府监督项目组织(POGO)在2018年的报告《黄铜降落伞：五角大楼的旋转门》中指出，美国国防部官员被他们所监管的国防承包商所“捕获”，被挟持要求按照这些承包商的利益诉求，做出国家的预算支出和外交政策。该报告指出，2016年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美国前20家国防承包商雇用了645名前政府官员、前高级将领和军官、前国会议员及其立法助手，使之成为公司董事、高管、顾问或职业说客。同时，在出自国防部的380人中，有95人进入美国五大军工集团任职。2022年年初，美国政府监督项目组织编纂的“旋转门”数据库显示，2019年至2021年，通过“旋转门”进入相关企业的美军退役将军高达242人，加入军工、咨询和游说公司。
由于五角大楼、国会山和军工企业相互勾结形成的“铁三角”，把美国推上了称霸世界的头号战争贩子的位子。据美国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统计，自1776年建国至2025年，美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军事行动高达400余次，几乎每年都在发起战争，并且不只一次。法国军事智库的数据显示，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仅只有安道尔、列支敦士登、不丹这3个国家未被美军践踏外，其余的所有国家均遭受过美国的武装侵略或军事打击。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资本就是一种没有心肝、不守规矩、贪得无厌的社会巨兽。它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掠夺，它依靠农民小生产、掠夺雇佣劳动者、掠夺殖民地国家才得以确立、发展与称霸世界的。它极端厌恶和仇恨任何形式的边界和底线约束。在人类社会中唯一能给它划出边界、设置底线的，只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以，不断渗透和突破国家划定的边界和底线，直至最后反客为主，绑架、掌控和利用国家权力，就成了资本实现无限扩张与称霸世界的关键所在。
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资本作为一种代表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要素，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成长壮大，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对优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第5次经济普查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私人企业数量已经超过5400万户，注册资本突破200万亿元人民币，私人经济贡献了我国50%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劳动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事实表明，私人资本已经在事实上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角或主力军。
基于《资本论》相关原理审视当代中国资本发展实践，我们发现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于资本无限增殖的天然本性，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无序扩张态势，对国家权威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仅2021年至2023年，反垄断部门就查处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案件138件，罚没金额超过160亿元，其中某头部互联网企业通过“二选一”协议锁定品牌商家、排挤中小竞品，不仅形成了流量与交易的双重垄断，而且还试图通过资本并购渗透公共舆论领域，干预政策酝酿与决策，影响政府监管政策的出台走向。部分资本还依托资金优势渗透进入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核心领域，比如部分房地产资本恶意抬高地价与房价，将居住属性异化为资本投机工具，直接推高民众居住成本，冲击国家“房住不炒”的权威定位与发展方向；还有部分教育资本介入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收割国民的钱袋子，人为制造教育不平等，破坏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
此外，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资本早已开始向政府与公共权力领域渗透，并且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他们或通过钱权交易或色权交易等方式，捕获和绑架各级政府或官员，在项目审批、资金供给、土地出让等方面谋得好处；或收买专家教授、智库学者充当利益代言人，以种种政治说教或所谓建言献策，控制舆论宣传，影响乃至干预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为自己捞得超国民待遇；或蝇营狗苟、投机钻营，挤入“先进”与“劳模”队伍，或钻进“人大”、“政协”及“领导班子”，利用所谓合法身份参政议政，公开代表资本利益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一手遮天、越俎代庖，自己说了算。如此等等。
这几十年来，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所揭露出来的各种腐败案件，足以说明资本的无序扩张，向国家权力机关渗透的事实对我们发起的挑战是多么地令人震惊。在这些案件的背后，无不存在着资本围猎政府、捕获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替自己谋利的事实；同时也大量存在部分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投降资本、效力资本，与其狼狈为奸共同危害人民与社会的事实。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各级领导机关的纪委与监委关于披露和处理所有腐败案件的“通报”中得到证实。最近，许家印案已正式落下帷幕，由此牵出来的省部级以上公职人员数10人，厅局级公职人员更多。这不正是资本围猎政府、捕获公职人员，共同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最好、最典型的例证吗？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们就敢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公开挑战政府，践踏法制和规则（或政策），在招用工、劳动管理、收入分配诸方面拒不执行国家《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及政府相关政策，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与劳动者尊严。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及其有关人员对此为什么却听之任之、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乃至在无数受害者反复呼吁、发出求救之后，在许多有识之士频频发出谴责、批评之后，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为什么对此仍然置若罔闻、漠然置之？这只能说，私人资本对我们的政府渗透得太深了，与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绑得太紧了。或者说，我们的政府和一些公职人员与资本的关系太亲了，太铁了。
四
面对当前的现实，说明我们在防范资本挑战，化解其带来的社会风险方面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下更大的功夫。
1、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筑牢对资本监管的政治根基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防范和化解其挑战带来的风险，首要前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6]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才能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加强对资本的监督与管理，努力遏制资本挑战风险的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人大及政府各部门不断完善法制（含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资本活动立下红线。2017年和2019年两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2022年首次修改《反垄断法》，2024年又完成对《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的修订并推动施行；完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网络反不正当竞争等相关配套规章修订，发布平台经济、行业协会等领域专项反垄断指南，等等。目前，已形成了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同时，我国还开展了多轮反垄断专项治理行动，并收到良好效果。仅2021到2023年3年间，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市场垄断案件900余件，罚没金额超过280亿元。另有资料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其中还对平台经济领域资本无序扩张行为进行了查处，有力纠正了资本利用市场垄断，干预公共政策、侵蚀公共利益的倾向，维护了市场的竞争秩序。
2、完善反垄断与税收监管制度，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众所周知，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始终存在着那种突破边界、追求垄断，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内在冲动。当它脱离有效监管形成无序扩张时，不仅会扭曲市场秩序，更会逐步向公共权力领域渗透，对国家权威形成挑战。资本一旦通过集中形成垄断，就会借助垄断地位排除竞争、抬高市场进入门槛，以此挤压中小经营者，甚至企图通过自身影响力干预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为此，如前文所说，我国人大及政府各部门不断修改和完善《反垄断法》，及时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等支撑法律以及各类行政法规与规则，为规范资本运行立下红线、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性武器。
反垄断监管除了需要法制与规则，还需要细则。针对当前资本扩张的新态势，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将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纳入反垄断监管范围，明确了把握“二选一”、“掐尖并购”、“围标式投资”等新型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等，为资本运行划清了边界。
在税收监管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所得的征税规则，堵住资本逃避税收义务的制度漏洞。为此，我们需要将税收监管与反垄断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合力，即一方面通过反垄断打破资本的垄断格局，防止资本过度集中而形成的挑战国家权威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制度调节资本收益，遏制资本无限增殖与膨胀。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一些经验与做法。比如，设立高额遗产税，让资本富不过三代。韩国鼓励一代打拼致富，认可二代接续继承，但绝不允许三代继续躺赢，让财富永远在少数家族集中。对此，它对那些大额遗产采取了征收高达50%税率的重税政策，若是继承上市公司的大额股权还要加征20%的经营权溢价税。韩国税务计税范围没有死角，执行没有漏洞，除了房产、股票、存款必须计税外，连古玩、字画、贵重家具、私人博物馆藏品等全部纳入资产评估，全额计税。再比如，开征高额股息个税加全球征税，堵死富人套现跑路。韩国针对大股东高额分红收入，实行超额累进税制。韩国征税全球无死角，只要是在国内有产业、有经营业务，无论公司在哪里注册，即使是像开曼群岛这样的所谓避税天堂，也不例外，必须按规矩缴税，一分不少。另外，韩国税制还特别强调有奖有罚的原则，实行奖惩并行的做法。即一方面用政策红利，如出口补贴、税收减免、低价工业用地、低息专项贷款等鼓励、倒逼企业主动给全民（股民）分红。另一方面，对那些利润独占，不向股民分享红利的公司，国家不仅要取消上述所有扶持政策，而且还要重罚。
韩国的上述这些做法的确非常有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长期存在的资本暴富与国民相对贫困的不堪，就是因为国家在对资本的管控与税收征管方面过于仁慈，过于宽松所致。
3、设置红绿灯，加强对资本的管控
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决定了它必然会向高收益的公共核心领域渗透。对此，必须设置红绿灯，加强对资本的管控。否则，资本就会逐步挤压公共利益空间，偏离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坚持对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核心领域的国家掌控，正是防范资本挑战国家权威、保障公共资源始终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举措。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仅2022到2023年，我国就对17起涉及公共核心（如城市供水、公共电网等民生）领域的资本无序扩张收购案作出禁止或附有确定条件批准的决定，从源头上守住了公共资源为民服务的底线。
设置红绿灯，加强对资本的管控，本质上就是从源头划清资本活动的边界，防止资本通过渗透核心公共资源挑战国家权威，保障公共资源的公共属性。近年来我国推动的平台经济整改中，明确要求金融、数据等核心领域始终坚持国家监管主导，规范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活动范围。如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于2025年12月联合发布、且于2026年4月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对互联网大数据杀熟、补贴促销、低价倾销等行为作出了规范。这正是当代中国应对资本挑战国家权威的有效实践。这些做法，为我国从根本上约束资本的无限扩张，让其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4、认真学好《资本论》，强化资本批判与意识形态引导
资本扩张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对其他版图的延伸，更体现在对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它试图通过话语重构、价值引导来为自身无序扩张进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7]52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揭示的这一原理告诉我们，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必然也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占居统治地位，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提供服务。资本为了实现其无限增殖的目的，不仅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也会试图操控社会生活与精神生产，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为其突破权力边界、挑战国家权威提供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加强对资本意识形态引导，防止其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甚至喧宾夺主、鸠占雀巢。2023年国家网信办《网络生态治理报告》显示，当年全年清理各类涉及资本崇拜、炫富拜金的违法违规信息超过120万条，处置相关违规账号13万余个。事实足以说明资本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已经成了不可小觑的现实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与足够重视。
必须通过主流舆论引导、网络生态净化和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等途径，常态化开展对资本错误思潮的批判。这里，除了批判商品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投机钻营与坑蒙拐骗等腐朽意识形态之外，还要批判所谓“资本永恒”、“资本无害”与“资本中性”等奇谈怪论，把我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资本论》上来，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资本观。
5、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严厉打击隐藏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资本及其经营者为了向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不停地采取各种办法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中寻找和培植代理人。我们党在近数十年的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不论是打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还是被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这些人，就是当年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派”。这些人不只是一般的贪污受贿，侵吞他人与社会公共财产的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也不只是那种一般的好大喜功或权欲熏心的个人野心家。除此之外，这些人还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因种种原因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严重不满情绪和反对意见的人，是主动跪倒在资本（包括美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资本）脚下的阶级异己分子与蜕化变质分子。他们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顽固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甘心情愿当资本的“店小二”或“站台小姐”，为其无序扩张与垄断统治效力，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颜色，复辟资本主义。
事实证明，当今中国社会中之所以乱象丛生、且屡禁不止，甚至越演越烈，就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主动跪倒在资本脚下的阶级异己分子与蜕化变质分子即“走资派”在兴风作浪与推波助澜，为资本充当代理人与保护伞。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使资本更加猖狂，更加没有底线地向我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因而，要想有效防范与遏制资本向我们发难，化解其所引发的种种风险，就必须下决心肃清这些阶级异己分子与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物不清除，资本对我们的挑战及其所引发的风险将会永远存在，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一种严重威胁。为此，我们要把这件事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切实加以解决。
为防范资本挑战，化解其对我们形成的风险，必须在思想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从某种片面的观点看，以为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措施与办法就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就应该鼓励与支持。否则，就是错误的，就应该反对与否定。在我们社会主义现阶段，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鉴别是与非、正与误、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只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条。应该明白，除此之外还有比这更重要、更本质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具体说，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主人公地位和“按劳分配”方式的巩固、完善与发展，实现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富裕与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只有把这些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致起来、融合起来，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否则，就是片面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与社会实践陷入资产阶级庸俗的唯生产力论的泥坑。这样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必须牢牢记取，以作前车之鉴。
根据这样的道理，所以只有那种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才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会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这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靠牺牲绝大多数劳动者根本利益、乃至尊严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一些朋友在那些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包括美西方大国在华企业）肆无忌惮，敢于藐视政府、对抗法制、甚至挑战中央权威的严重事态面前，之所以怯于对之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遏制与打击，就在于他们中唯生产力论的毒太深，太看重了它们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破坏性后果。
现在，我们应该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把我们的思想从唯生产力论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回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来，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来判断是与非、正与误乃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一旦如此，我们即可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在此前提下，我们就可对那些与资本沆瀣一气，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腐败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大张旗鼓地开展斗争，将他们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中永远清除出去。这样，就可以除掉资本后面的代理人与保护伞，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化解资本挑战及其所带来的风险与威胁。这才是我们的根本之策，或上上策。
五
上述可见，资本是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它的使命就是以最小的支出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它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特征，而绝不是如某些主流学者所说“一般的生产要素”或某种“中性”东西。当资本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与积累变得强大以后，它就不再会循规蹈矩，按所谓市场规则或价值规律要求来运行与发展，而必然会突破市场规则，向着更多、更广和更高端的领域渗透。到那时所谓“市场决定”就不再是“市场说了算”，而只能是“由资本决定”，“资本说了算”。由资本决定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国家机构的威胁，对中央权威挑战。不仅如此，它还会反过来控制和利用国家机器或中央权威，使之变成为自己获利的工具。这一点，完全为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所证实。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资本的这种无序扩张与无限增殖的野心及其对社会和国家发起的挑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风险与威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睿智与眼光来审视资本，深刻认识资本的本质与运行逻辑，对其扩张野心及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保持高度的清醒，坚决遏制其对我们发起的挑战与进攻，有效化解对我们的风险与威胁。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掉以轻心，那么，以往曾经有过的历史悲剧就可能在我们今天重新上演。我们曾经为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所做的不懈奋斗与数千万英烈付出的巨大牺牲都将付诸东流，使我们亿万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或故意吓人。上世纪80年代后发生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的残酷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会有多么的强大和可怕。而是想提醒人们，面对资本的无序扩张、广泛渗透及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强大的政治定力，树立随时准备同它们决战到底的决心与勇气。有了这种清醒，我们就可以掌握战略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另外，我们相信，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早已过时，早已进入腐朽、垂死的历史阶段，终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与总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为转移。国际歌里唱得好：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对此，我们充满信心，将来的中国和世界必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