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战结束后，欧洲搭建起防范法西斯与极右翼势力的制度屏障，长期将这类政治力量限制在政坛边缘。但近十多年，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叠加通胀压力，带有本土主义、民粹色彩的极右翼势力持续抬头，从过去边缘的抗议型政党，逐步成长为多国议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深刻重塑欧洲政治格局。
2）不少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选举成绩亮眼：意大利兄弟党已经上台执政；法国国民联盟是法国大选、国民议会中的核心竞争者；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多州地方议会支持率名列前茅；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西班牙呼声党、英国改革党等，在本国议会与地方选举中支持率显著上升。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右翼跨国党团席位占比大幅提升，欧洲议会整体呈现明显右移趋势。
3）经济民生压力，是极右翼崛起最核心的底层原因。2008 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重创欧洲中产阶层，近年能源价格上涨、高通胀持续，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制造业不断外迁，普通民众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降低。极右翼抓住民众的焦虑情绪，将住房紧张、薪资增长缓慢、公共资源紧张等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简单归因于移民，用直白的叙事争取选票，简化复杂社会矛盾，实现高效的选民动员。
4）移民问题与本土身份认同焦虑，是极右翼最重要的动员抓手。大量移民与难民进入欧洲，在就业、住房、社会治安、社会福利分配等领域带来现实矛盾。不少本土民众担忧本土文化、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主流政党在移民政策上摇摆不定，难以拿出让选民满意的解决方案，大量不满的选民转而支持主张严控移民、强化本土民族认同的极右翼政党。
5）传统建制政党公信力下滑，为极右翼兴起提供了政治土壤。长期执政的中左、中右主流政党，被不少民众认为脱离普通大众，被精英圈层裹挟。很多选民感受明显：无论哪个传统政党上台，经济、移民等长期难题都难以得到解决。这种对建制派的失望催生大量抗议选票，部分选民并非全盘认同极右翼的极端主张，而是借选票表达对主流政党的不满，倒逼政策调整。
6）社交媒体加速社会极化，助推极右翼观点传播。平台算法更偏好冲突性、对立性内容，极端观点更容易大范围扩散。极右翼政党绕开传统主流媒体，直接借助社交平台触达选民，依靠短视频、简短口号快速传播政治主张。温和中立的声音被不断边缘化，社会舆论持续撕裂，进一步压缩中间路线的生存空间。
7）极右翼势力壮大，深刻冲击各国国内治理。欧洲多国政党格局日趋碎片化，单一政党很难独立组阁，需要组建复杂的多党联盟，政府更迭更加频繁，中长期改革难以持续落地。即便极右翼无法单独执政，主流政党为争夺选票，也会在移民、治安等议题上向右转，出现 “议程俘获” 现象，带动国家整体政策取向右移。
8）对欧盟一体化进程而言，多数极右翼政党带有疑欧倾向。他们强调本国主权优先，质疑欧盟的超国家权力，反对欧盟统一的移民、财政以及绿色转型政策。在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的难度持续增加，欧盟推进一体化的阻力不断加大，欧洲内部的离心倾向有所上升。
9）同时需要客观看待，欧洲极右翼并不是铁板一块。部分政党主张相对收敛，主要聚焦移民管控、社会治安议题；也有一部分政党带有种族排外、历史修正主义等极端底色，部分相关组织被本国情报机构列为监控对象。极右翼的支持群体还有明显地域差异，例如德国选择党优势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支持度有限，并未形成全国性的压倒性优势。
10）长远来看，极右翼浪潮本质上是欧洲社会各类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并非短期的选举风潮。只要经济增长乏力、福利体系承压、移民治理难题没有得到妥善化解，极右翼就会持续拥有生存土壤。但另一方面，二战形成的历史记忆、欧洲成熟的宪政制度、主流政党的制衡机制，依然能够约束极端力量全面掌权。未来欧洲政坛，中间派与右翼、极右翼之间的拉扯博弈，将会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