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同志九十周年忌辰，格外的静悄悄。
几乎没有一家省市级的地方政府为他举行任何公开盛大的纪念活动。
也许有人会质疑：鲁迅并非我党党员，怎可称“同志”？更非我党昔日领导干部，又何须举办大型铭悼？
然而，就在整整八十九年前，即鲁迅逝世一年后的1937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震古烁今的演讲《论鲁迅》，其中明确说道：
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此后，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将鲁迅定位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称其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案例在应证着一个颠簸不破的史实真理：有的人虽然身子入了党，心却从未属于共产主义；有的人虽然一生未入党槛，身心却早已交予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如鲁迅本人所语：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纪念鲁迅同志，或许也恰恰是为何许多人已然格外忌惮提及这位笔墨战士的缘由。
1
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败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科举入仕，官至内阁中书，后因科场行贿案入狱，父亲周伯宜又重病缠身，周家迅速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
童年经历，是鲁迅一生底层立场与批判精神的起点。
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直白地写下这段体验：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所谓“世人的真面目”，就是封建等级社会的世态炎凉：家族兴盛时，人人攀附奉承；家族败落时，亲戚、族人、街坊邻居纷纷露出势利、冷漠甚至落井下石的面目。
少年鲁迅频繁出入当铺与药店，“在侮蔑里接了钱”，早早看清了这套礼教秩序下的虚伪与残酷——人人嘴上讲仁义道德，心里全是糟粕等级与势利利害。
这让他从骨子里不信任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温情脉脉”的所谓“传统伦理秩序”，也让他天然地对被侮辱、被损害者抱有同情。
其“硬骨头”，首先就是从拒绝这套虚伪的封建伦理、拒绝向势利的世俗秩序低头开始的。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当时正值清末，留日学生中弥漫着各种爱国思潮，既有革命派的排满复汉，也有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还有不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鲁迅很快就对两种现象感到失望。
一部分留学生沉迷于狭隘的种族复仇，把“爱国”简化成排满、喊口号，却不肯做扎实的思想启蒙工作；另一部分留学生则浑身带着封建士大夫的奴性，摆架子、讲排场、巴结官场，骨子里还是想回国做官、跻身统治阶层。
他后来在《藤野先生》里回忆过课堂上的幻灯片事件，这段应耳熟能详，此处不赘——但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对国民性问题有了痛感：1903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斯巴达之魂》，借古希腊斯巴达战士为国战死的故事，呼唤真正的尚武精神与牺牲精神，讽刺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懦弱与虚伪：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而独不见乎斯巴达之魂，磅礴郁积，淋漓悲壮，即令今日，犹足使懦夫立而贪夫廉也。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推崇的斯巴达精神，绝非后来法西斯式的极端民族主义，而是“为民众、为共同体而战”的品格；他批判的，是那种嘴上喊爱国、实则贪生怕死、只为个人功名利禄的虚伪士人。
自彼时起，他就已经在区分“真爱国主义”与“伪爱国主义”。
2
短短四年之后，鲁迅写成长篇文论《摩罗诗力说》。
这是他早期最重要的思想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篇系统推崇浪漫主义反抗精神的文章。
“摩罗”，就是佛教里的魔鬼，鲁迅把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这些反抗专制、呼唤自由的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
该篇文中，鲁迅猛烈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宣扬的“平和”“中庸”“不撄人心”的教化：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
这应是鲁迅第一次系统性成文痛陈封建既得利益群体的面目——顶层统治者最希望的，就是民众不被触动、没有反抗精神、安于现状。如若谁要是唤醒民众、鼓动反抗，统治者就会全力扼杀他……因为，只有民众永远麻木、顺从，统治者的王位才能千秋万代。
而所谓的“爱国”“礼教”“伦理”，本质上都是用来“不撄人心”的工具——让民众安心做奴隶，不要有非分之想。
这篇文章成为一座厚重基石，压舵着此后近三十年鲁迅的刀锋所指。
同年，秋瑾回国起义，失败后悲壮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鲁迅对秋瑾的牺牲充满敬意，但也痛感亿万底层民众的麻木：革命者为民众流血，民众却只是看热闹、甚至骂革命者是“乱党”……
这更坚定其自我判断：没有国民精神的觉醒，再多的流血牺牲，也换不来真正的进步。
两年后，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再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光复。
鲁迅曾一度满怀希望，主动参与迎接革命军、组织讲演……
但很快，他就失望了：所谓光复，不过是旧官僚换了一块革命的牌子，知县换个名字叫县长，衙门还是那个衙门，压迫还是那种压迫。
他后来在《自选集·自序》里总结这段经历：
我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与《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主席论述堪称异曲同工：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里，用铁屋子的比喻悲愤回答了时代之问：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一声惊雷，彻底反封建的大业终于到来——历史来到了1919年。
3
五四是年，震动东方文史的《孔乙己》正式问世。
个人以为，这是鲁迅短篇小说的巅峰，也是对封建等级制度与科举洗脑最精准的解剖。
孔乙己是一个没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穷困潦倒，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不肯放下读书人的架子，满口之乎者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他当然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失败者，可实际上，他更这套驭人制度的受害者。
统治阶级用“学而优则仕”的神话，给千千万万的底层贫家读书人画了一张大饼：好好读书，就能做官、就能跻身统治阶级。
绝大多数小镇做题家又都像孔乙己一样，考不上功名，却被这套价值观洗了脑：看不起劳动人民，不肯靠力气吃饭，最后沦落到偷东西被打断腿，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酒馆里的看客：短衣帮的底层劳工，自己也是被压迫者，却以嘲笑孔乙己为乐……
他们和孔乙己一样，都是等级制度的受害者，竟然反在嘲笑更弱者的过程中，获得了虚幻的优越感。
这就是统治阶级最阴险的地方：用等级秩序把民众分成三六九等，让底层民众互相歧视、互相伤害，从而忘记自己共同的被压迫处境。
鲁迅的笔触没有丝毫痛骂孔乙己懒惰迂腐，其墨似泪，更多是悲悯与叹息。
他所著述的，是一个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毁掉的人：一辈子相信科举、相信礼教、相信等级秩序，最后被这套秩序吃掉，连死亡都没人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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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藏着最沉重的悲凉：一个被洗脑、被教育、被驾驭、被束缚的底层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没有人在乎，甚至没有人记得。
两年后，鲁迅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最伟大的国民性批判文本，也是对某种“被操控的伪爱国主义者”最为经典且深刻的文学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