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时，“香港超人”李嘉诚去哪了。
当然，李嘉诚退休了。去年3月，他正式宣布由其儿子李泽钜接任长和集团主席，自己全力投入慈善事业。
首富似乎说到做到，他最近一次在公众媒体上曝光，是上个月在北海道与一群参加国际青少年舞蹈大赛的上海孩子偶遇，捐给了这个舞蹈团200万用于公益项目。
退休的李嘉诚消失了，没有退休的李家似乎也选择了沉默。
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香港媒体上的消息，是李泽楷与小他20岁的女友郭嘉文的花边。
李嘉诚曾给自己定下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但也有人说，懂得不谈政治的商人，才是最懂政商的。2002年，《南风窗》曾经做过一篇题为《李嘉诚和他的时代》的报道提及，尽管李嘉诚们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60年代的香港移籍潮让李嘉诚收购了不少廉价房产；70年代后期实施改革开放，英资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
80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执给市场带来动荡，李嘉诚趁机收购港灯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计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一举收购置地公司。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获得救市的声誉。
早先接受采访时，李嘉诚曾透露：不论几点睡觉，清晨5点59分闹铃响后一定起床，听新闻，打一个半小时高尔夫，然后去办公室。晚饭后，他一定要看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电视，不仅要看，还要跟着大声说，因为“怕落伍”。以前，他看新闻喜欢纸质版，iPad出来后就只看电子版了，现在用的是iPhone手机。
李嘉诚有个专门搜集信息的团队，每天早上固定时间会把世界各地知名报刊电视的新闻摘要精华版交到他手里，《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也在其列。
如果退休后的李嘉诚还保留有这个习惯，团队在给他的新闻摘要里，最近在香港发生的骚乱，应该不会被漏掉。
事实上，在传统香港人眼里，赚钱才是要紧的事，政治要尽量少碰，这一方面跟港英政府当年的强势压制有关；另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也的确成为港人的一种信仰。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视香港为自由放任经济典范。
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何鸿燊，他们的财富地位立于香港的顶点，他们的故事更成为整个香港社会津津乐道的传说。
从青马大桥进入香港市区，整个港岛摊开眼前，的士司机会跟你讲，大佬们信风水，背山面水才聚财，岛是一座山，李嘉诚住龙头，刘德华住龙尾，“赌王”何鸿燊四房姨太太，半山道上一房一栋洋楼，相互不挨着。
这是大佬们的传说，而属于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活是，因为港岛供地紧张，高楼如密林，相互间距窄小，夸张一点，你家炒菜缺葱，可以直接喊对面楼扔过来。
公寓已然是不错，还有超过1万人蜷缩在10平米的“鸽子笼”里。
与世界上很多施行资本主义的地方不同，香港的贫富差距是抬头可见的。在狭小的空间里，很容易碰撞出一种急躁和焦虑。
实际上，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始终都存在。在经济起飞，阶层整体抬升，制造业用工量大的时候，这个问题不那么凸显，人们还相信白手起家的故事。
但到了经济增速放慢，制造业外流，劳动力需求减弱的时候。这种焦虑就会浮上水面。
2013年4月，李嘉诚旗下的香港码头发生大规模罢工。罢工工人及支持者在长实总部外面搭起帐篷，举行反剥削晚会。他们还举着涂画过了的李嘉诚照片和标语。其中一条标语上写着：
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剥削工人发财。养起李嘉诚，养不了家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嘉诚被香港人称为“超人”，香港梦的代表，从超人到奸商，李嘉诚老迈的背影映出东方之珠夕阳的残照。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一直位列前茅。
但与此同时，香港也是发达经济体基尼系数差距与裙带资本主义程度的冠军常客，财富集中度接近80%。
彭博商业周刊曾在一篇题为《好的资本主义，还是坏的资本主义，香港要做出正确选择》的文章中，用一幅图简洁了当的说明富可敌国的香港“四大家族”是怎样控制700万市民的生老病死。
一位香港朋友告诉刀哥，“反修例”以来，内地很多文章都在反思香港的“地产霸权”现象，实际上，“地产霸权”的背后是“资本霸权”，香港是自由港，来自国际的资本流动成就了过去的香港，也造就了香港的今天。这已经不简单是地产的问题，而深及制度层面。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住房实得面积能到90%，后来逐年递减，现在只能到60%~70%。不要说电梯间和走廊，连旁边的会所都给你算上，房子是越来越贵，可用面积却是越来越小。
他曾经在一次跟各房企“二代”的酒会上，半开玩笑的跟他们讲，你们也不要那么精明啊，都赚了那么多钱，也要让让利嘛。
结果人家跟他说，我这都是合法的啊，而且人家都这么干，我不干，股东也不会放过我啊。
朋友告诉刀哥，这些人生意做多了，做什么都是生意。比方说在政治问题上发声这件事，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包括李嘉诚在内，过去“占中”的时候也是发声撑过警队、撑过政府。只不过，商人首先会考虑利益得失，我发声能得到什么或者失去什么，如果政府承诺给我的好处超过发声可能造成的损失，或者整个舆论的方向发生改变，才会去发声，而且是大家一起发。毕竟都是成功的生意人，谁都太聪明、谁都不愿意吃亏。
朋友给刀哥打了个比方：你兜里要有1000块，丢了100块，你会心疼，但不至于伤筋动骨。这些大佬就是这样，他们早已是多元投资，全球布局，香港只占少部分。上市公司，大佬的股份占三四成，个人资产不会留在香港。
再说了，大佬们控制香港的电力、煤气、通信、交通和港口，香港再怎么乱，香港人总归要打电话要吃饭，对大佬们的影响终归不大。
香港是标准的小政府大市场，这是一种理念，也是政府的无奈现实。经济命脉不掌握在政府手上，政府就缺乏跟大佬讨价还价，推动大佬出来发声的资本。
“通俄门”事件，美国国会可以压着扎克伯格连问5个小时。而香港立法会背后站的都是老板，代表老板的利益，议员比政府官员凶，立法实际掌握在大佬的手上。
2000年欧洲会议的一份报告，就认为李嘉诚家族垄断香港经济，李家产业占香港3成的说法不胫而走。2006年，又有消息指出，香港立法机构对李嘉诚出资收购电讯盈科股权一事进行调查，结果，电讯盈科还是被李泽楷收入掌中。
2013年，长江实业分拆出售的雍澄轩酒店项目受香港证监会调查，该公司之后与证监会和解，取消有关销售合约及将向全部360个买家退款。
一直以自由经济著称的香港，一部《竞争法》酝酿又酝酿，拖了20年才通过。香港朋友告诉刀哥，虽号称反垄断，实际案例中，板子常常打向的却不是大佬，往往是中小商家。
另外，大佬们所以不喜欢林郑，也是因为她的施政举措在传言中有点“社会主义”。
18年前，一位叫丁泓的作者投书广东《同舟共进》杂志，标题叫《从香港看资本主义社会》。
文章引用别人观点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诞生出大量社会主义因素。”
作者拿香港举例说，香港急救中心的救护车5分钟能到达，医生护士随车来，过程不收费用，各医院急诊室也不收费。非盈利医院价格低廉，这体现了全民共享的“人道原则”取代“市场原则”，体现了“共同富裕”。
社会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报刊杂志政治“淡化”，有时有集会游行，旁边一队警察列队而立，游行过程有秩序与和平，像是家常便饭。
舆论自由的社会机制，剥夺了政府官员贪腐腐败的“自由”，政治透明度高（在另一篇2013年的文章中，同样对舆论和制度对地产交易的监督评价很高，不过4年之后，“新鸿基”地产郭氏兄弟贿赂案爆发，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经查受贿超2800万）。
作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股东成千上万，股权高度分散，生产资料公有，股市交易使股东不断变化，这“可能就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所有制”，社会逐步形成自律自治，以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因素应运而生”。
作者最后说，香港是否会因为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加，走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的前面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罗湖桥头挂一块什么牌子，作为香港的标签，让生活本身向前发展，让我们走着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