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不是天生反派，但他对中国革命造成的破坏，却远远超过国民党。
他是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给全国各大苏区带来全面破坏；抗战初期，他又从极“左”跳到极右，喊出“一切服从国民党”，把干部思想和组织体系搅得极端混乱；此后他长期留居苏联，在莫斯科写小作文攻击中共，污蔑毛主席，成了彻头彻尾的极端崇苏反华派。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04年出生，1925年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俄语好、记性强，善于把俄国革命经验做成公式：城市起义、反资产阶级、反富农、党要纯而又纯、路线斗争要“彻底”。
这套东西放在苏联党校环境里，叫“布尔什维克化”；放到江西山林、鄂豫皖边区、陕北窑洞、武汉谈判桌前，就叫脱离实际。
米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1931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是王明上台的直接推手。
米夫看中他，不是因为他更懂中国，而是因为他更懂“共产国际语言”。米夫需要中国共产党里有这么一个人：会背列宁，会捧斯大林，敢反“立三路线”，敢骂瞿秋白“调和主义”，愿意把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当成宪法。王明正好就是这个人——斯大林手中的提线木偶。
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既是王明人生的分水岭，也是中共党史的一道伤口。
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召开，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会，不断用组织手段操纵会议进程。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指责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宣称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全面改造党。
会议按米夫事先议定的名单改选：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政治局，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等进入政治局；王明随后又补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常委。
六届四中全会本身没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系统分析，实际上却批准了王明那本小册子《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使它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总纲领。
这条“左”倾路线不是“革命勇敢一点”的小错，而是一整套认知和组织体系的倾覆。
政治上，它把民主革命的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搅在一起，搞“一次革命论”，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富农都当成主要敌人；它不承认“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关系的变化，不承认中间势力可以争取、可以分化。王明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三派”和“中间营垒”。
军事上，它迷信俄国式的城市中心论，轻视农民战争和游击战，反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又从冒险进攻滑向阵地战、短促突击、被动防御，再滑向西征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土地问题上，它机械照搬苏联反富农的经验，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毛泽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种照顾农村社会现实的做法，斥为“富农路线”“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组织上，它把“反国际”当成最大罪状，对不同意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苏区里反“AB团”、反“改组派”、反“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不断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白区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捕牺牲，瞿秋白被扣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向各地派遣中央代表、设立中央代表机关，把这套“反右倾”推广到各个根据地和地方组织。
后果不是纸面上的：白区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中央苏区丢掉了，红军从几十万人打到长征出发时的数万人，到陕北只剩几千骨干、几万红军。王明当时人在莫斯科，并不直接下命令，但路线是他代表的，小册子是他写的，国际光环是他借来的，所以这笔账绕不开他。
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写道：“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约四年，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
这里必须先说清“斯大林的理论缺陷”这件事，否则我们只会把王明当成一个个人野心家，看不透背后的时代病灶。
苏联解体后，央视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总结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苏共的理论建设，自斯大林起便已中断。
斯大林分析中国革命的框架，本质上是俄国革命阶段论的翻版：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能乱，阶级标签不能错，莫斯科的决议永远高于各国党的现场判断。
结果错得一塌糊涂。
“4·12”之前，他认为中国革命阵营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汪精卫代表小资产阶级，他们都在革命阵营之内，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中国革命是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