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平原太多、山脉太少、河流太短，这决定了它从根子上就无法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
欧洲的辉煌建立在外部资源的无偿攫取之上，而那个时代已经终结；
欧洲的安全、能源与市场分别攥在美国、俄罗斯与中国手中，而这三个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矛盾，欧洲不再具备左右逢源的条件。
出路只有两条，一条被美国驻军堵死，一条被欧洲自身的历史规律否决。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退回到它地理禀赋所规定的那个位置上去——一个种粮食的、保守化的、宗教回潮的、在世界权力版图上无足轻重的大陆。
一、平原的诅咒
要理解欧洲的散装，你看江苏就好了。
江苏是中国平原占比最高的省份。长江、淮河东西方向切一刀，京杭大运河南北方向切一刀，太湖、高邮湖、宝应湖、洪泽湖、骆马湖又将平原地理相互隔离，所以江苏在文化上是散装的。
但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散装江苏只是网络调侃，而欧洲却是事实。
欧洲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大洲，平均海拔仅约300米，平原面积约占全洲总面积的60%以上，比例之高居各大洲之首。从法国西部的大西洋沿岸，一路向东延伸到乌拉尔山脉，是一片绵延4000多公里的巨大平原，中间几乎没有像样的地理阻隔。南边的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确实存在，但它们的位置偏南，且可以被绕过去。欧洲的核心地带——从巴黎盆地到波德平原到东欧平原——是一马平川。
乍一看，这是天赐的福地。平原意味着宜耕宜牧，意味着交通便利，意味着人口和财富的聚集。但地理的逻辑从来不是单向的。平原的另一面，是无险可守。
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地理上有一个关键因素常常被忽略：函谷关。秦国在弱小的时候，函谷关一封，六国联军望关兴叹；秦国要出击的时候，兵出函谷，后方无忧。
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需要一个可以收缩、可以积蓄、可以出击的地理支点。欧洲没有这个支点。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任何一支力量想要统一欧洲，都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战线太长，方向太多，敌人太分散，而自己没有任何一个方向是天然安全的。
神圣罗马帝国试过。结果英国、法国、瑞典、俄国、丹麦、荷兰联合起来对付它，多线作战，三十年战争打下来，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拿破仑试过。从1793年到1815年，七次反法同盟，最终把他送上了圣赫勒拿岛。
沙俄也试过，想拿奥斯曼帝国开刀迂回统一欧洲，结果英法出兵克里米亚，沙皇尼古拉一世自杀。
希特勒试过，两线作战，柏林化为废墟。
四次尝试，四次失败。这不是偶然，这是地理的约束。
更致命的是河流的走向。欧洲的河流不少，但没有一条是贯穿全洲的大河。伏尔加河向南注入里海，多瑙河向东注入黑海，莱茵河向西北注入北海，罗讷河向南注入地中海，塞纳河向西注入大西洋。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流域，每一个流域都有自己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重心。河流没成为纽带，却成了地理分割线。
中国有长江黄河横贯东西，两大流域在相当程度上共享气候带与耕作节奏，而欧洲的河流各奔东西，把本就平坦的大陆切割成一个个互不统属的经济单元。
平原无险可守，河流各奔前程。这两个地理事实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一个贯穿欧洲两千年历史的政治后果：任何试图统一欧洲的力量都会遭遇多方围堵，而任何维持欧洲分裂格局的力量都能找到足够的盟友。
英国把这套逻辑玩到了极致——它从不谋求统一欧洲，它只谋求让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统一欧洲。搅屎棍不是贬义词，是英国对自身地缘处境的精确认知。
于是欧洲的政治版图注定碎片化。几十个国家，各自为战，各自提防。大国想扩张就被围堵，小国想生存就依附于域外力量。这样的格局在和平时期看起来是“多元”和“丰富”，在竞争时期就是各个击破的绝佳条件。
任何一个外部强权，不需要征服整个欧洲，只需要在欧洲内部找到代理人、找到裂缝、找到愿意配合的对象。
分而治之，对欧洲从来不需要费力，它本来就是分的。
一个无法在政治上凝聚的大陆，不可能在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这是欧洲命运的第一重枷锁，也是最根本的一重。
二、历史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