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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公子的剑——做爱读的商业评论
招商银行并不是马蔚华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他先是从政，跟随伯乐李贵鲜，任职中国人民银行，官拜正厅级。
1993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三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为此高层对人民银行的表现非常失望，李贵鲜被免职休息，国务院朱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
这次经济危机的焦点是海南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坏账激增，海南岛经济走到崩溃边缘。马蔚华被委派为人民银行海南分行行长，重整残局。全岛已经混乱不堪，马蔚华自上任第二天开始包里放着一把七七手枪和20发子弹。
可惜海南经济已经积重难返，在五家信托投资公司基础上组建的海南发展银行，本意是毕其功于一役，重整金融秩序，却以挤兑收场，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倒闭的银行。
事后复盘，存款利率未受严格管制成为吹大泡沫的重要一环——在经济过热时，银行抬高存款利率，吸收大量存款以满足井喷的贷款需求；在泡沫破裂时，银行依旧抬高存款利率，疯狂揽储，妄图拆东墙补西墙掩盖坏账。
在自由放任中，一度达到年化28%以上的存款利率，令高层谈之色变，由此坚定了管制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决心。而这一封，就是十多年。
然而，简单粗暴的管制，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存贷款利率管制，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利益分配不公，资源配置无效率。
简单来说，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理应获得合理对价，分享财富增长的果实。但是管制下的存款利率非常低，民众只能以一个很低的价格把钱交给银行，银行再以一个较高的利率发放贷款。显然，在存贷款管制的体制下，银行稳赚不赔，所谓中国的银行“躺着赚钱”，根源就在此处。
在利率管制的保驾护航下，中国的银行从技术破产，突然180度转向，迅速成长为金融巨子。最巅峰的时期，中国四大行，也是全球四大行。不过，资产和利润极速增长的背后，是典型的大而不强，中国银行们在业务多样性和国际化程度上远远不能望华尔街项背，其壮大，一要感谢这些年祖国的发展，二要感谢中国普通企业和普通百姓的牺牲。
利率管制的实质，是剥夺了存款人的收益，将其中的小部分补贴进了贷款企业的成本，将其中的大部分转化为银行的利润。如果允许衣公子把这个问题衍生开来，很多日常生活中你耳熟能详似懂非懂的概念都会找到答案，比如，中国的各项税率在世界上并不算最高，但是中国百姓的负担却很重，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有很多像存款利息管制一样的“隐性负担”，或者说“隐性税收”。再比如说，特朗普在贸易战中整天控诉中国补贴产业是不公平竞争，Twitter总统所指的并不仅是财政掏真金白银补贴产业，而是指一种制度层面的“补贴”或者说“财富转移”。
再进一步说，中小企业贷款难、国营企业产能过剩、影子银行泛滥、房产投机等等等中国经济常被控诉的病症，都能或多或少地在银行特许经营、存贷款利率管制中找到原因。
2013年中国经济人物的颁奖典礼现场，马云对马蔚华说，我只是想把银行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希望将来马云把老百姓搞富，马蔚华负责让富人更成功。紧接着又说道：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此景大家耳熟能详，但只有明白以上的背景和症结，你才能体会对话背后的深意和价值。
1999年，阿里巴巴成立，同一年，马蔚华从海南铩羽而归，南下深圳赴任招商银行行长。
多年来，招商银行锐意进取，从一卡通、一网通、信用卡、金葵花，创新不断，在四大国有银行的威仪下，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闯出蛇口走向全国。可以说是中国所有银行之中最值得尊敬的，但尽管如此，招商银行也同样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当新力量破门而入，即使贵为“零售之王”，也难以招架。
银行的理财销售一般由总行制定计划，任务分解到分行，分行落实到网点，网点再给客户经理下指标。客户经理通过驻点营销、人工电话、上门拜访等方式完成销售理财产品的任务。对比之下，2013年支付宝推出余额宝。这款没有人工营销，只是在手机APP上出售的货币基金产品，一经发布，就惊起波澜。仅仅3年时间，余额宝的规模突破1.5万亿人民币，超过了20岁招商银行的零售存款。
图：余额宝规模（单位：亿元）、持有人户数（单位：万户），来源天弘基金报告、wind，整理：衣公子
马云很早就想办银行。一次和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吃饭。马云表示想做银行，拯救中国的小微企业。姜建清问他打算出多少钱。马云说，5亿。姜建清笑了，工行搞的小微企业贷款大概有一万亿元，按10%比率粗略估算，要消耗1000亿元的资本金。马云这才大概搞明白，银行业务的资本金制度。
马云既不懂银行，也不懂技术，并不是秘密。2000年前后崛起的互联网企业，他是唯一一个完全不会编程的创始人。几年前阿里云内部因为技术标准，吵得不可开交，闹到主席办公室，他也是两手一摊，说自己不懂技术。
幸运的是，中国很多问题，症结不在技术和专业，而在常识。
余额宝的成功，一靠让利于民，二靠简单方便。
图：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和存款利率对比，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天弘基金报告、wind，整理：衣公子
余额宝对应的产品是天弘基金的货币基金，募集资金绝大部分以同业存单的形式投资于银行存款。在推出之际，年化收益率高达4%-6.9%，比同一时期3年期定期存款还高。但是在使用上可以随时提现、消费、还信用卡，和活期存款几乎一致。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这样报道余额宝：再也没有理由把钱存在银行了。
天下苦银行久矣。自2013年余额宝推出后不久，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居民存款流失严重，其中10月份减少8967亿元，相当于2012年广东省全省国税收入总额。
衣公子很喜欢一句话，市场经济中，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用脚投票。
原来躺在地上就可以低成本吸纳的存款，被余额宝硬生生截下一大块。银行“躺着赚钱”的游戏受到大挑战。“存款没了！”2013年末，中国银行圈爆发了血腥的揽储大战。银行柜台纷纷推出5%，甚至10%的高收益短期理财产品揽钱，实乃前所未有。而支付宝不但没有见好就收，反而变本加厉，在银行揽储最头破血流的时候，把余额宝收益率升到7%，趁机壮大。
余额宝是不倒贴民众，而是利用了中国利率市场的“双轨制”（“双轨制”：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由市场供需决定，而存贷款业务接受基准利率指导。），哪怕给到用户7%的收益，挪个身到货币市场可以以更高的利率借给疯狂揽储的银行。看到支付宝稳赚不赔，带领用户分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奶酪，银行们当然很生气。
图：商业银行存款同比增速，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
秋后算账很快就来了。年关一过，行业领袖四大行联手“封杀”支付宝。四大行先后把支付宝快捷支付单笔5万下降为1万或5千，每月限额由20万下降为5万。其中三大行宣布不再接受旗下分行与天弘基金进行协议存款交易。
竞争总是迷人又残酷。这些年，淘宝封杀百度和腾讯，微信封杀淘宝和抖音，理由从来不说是竞争，必须冠冕堂皇地说，我们是为了“信息安全”，为了“用户体验”。四大行当然也一样，限制支付宝的理由是“资金安全”。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巨头们的战争，最身不由己的还是民众。原来不光资金低息存银行，喂着银行赚饱利差，如今连怎么用账户里的钱都需要银行同意。
被卡了喉咙的支付宝来到最困难的时候。马云发声。
媒体拿这事问工商银行姜建清，姜建清说，马云不要骂四大行，应该骂监管。
马云因为揭露假货的报告怼过工商，但是从来没有骂过金融监管者。最多最多也不过是在2014年阿里巴巴技术论坛上，支支吾吾地说一句。
再后来被媒体逼着问怎么看监管，马云说的是感谢央行，感谢对互联网和科技的尊重，否则就不会有支付宝，也不会有蚂蚁。
邱兵为《东方早报》撰写2014年的新年致读者，取名《大河奔流》。其中有这样一段
娃哈哈宗庆后和马云有三点高度重合。第一，他们都在二线城市杭州取得商业成功，并成为各自那一代企业家的领导者。第二，他们都发动了一场“中国式离婚”。
1996年，娃哈哈在资金困难中获得欧洲企业达能注资。合资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在经营中遇到分歧，面对在法律层面更占理的达能，宗庆后的应对方式是煽动民族主义，向达能施压，最终很不光彩地赶走达能。
杭州这城市，当真是，暖风熏得游人醉。
几年后，马云也上演了类似的剧情。支付宝的起因是解决淘宝C2C交易中的诚信问题，成立之初隶属于阿里巴巴集团，不但在淘宝打败eBay的战役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业务逐渐成熟、多元，成为阿里巴巴整体价值的重要支撑。但是，2009年，在阿里巴巴两大股东软银、雅虎未同意的情况下，马云将核心资产支付宝，以超低价转出体外。
当时央行准备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作为行业的开拓者，自然榜上有名。马云解释说，和央行沟通过，如果支付宝有外资，就拿不到牌照，所以才有了这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
可是同样是外资的腾讯财付通、盛大盛付通都拿到了第三方支付牌照，马云的一面之词没有有力的依据。
在木已成舟的背景下，各方签立城下之盟，支付宝承诺未来上市，一次性补偿阿里巴巴集团不超过60亿美元。鉴于如今蚂蚁金服是全世界最大的独角兽，估值千亿，60亿封顶的补偿怎么算都亏得离谱。
图：马云和软银孙正义
违背契约精神，马云一口流利英文的新一代企业家形象黯然扫地，也波及了中国创业者在国际上的诚信。马云能够从中国黄页的“骗子”晋升为中国创业教父，高盛、软银、雅虎是助其成长最重要的三笔投资。当时中国创业者去美国拿VC的钱是主流，很多项目本来已经谈好，美国投资人看到前车之鉴纷纷不敢打钱。美团王兴后来和马云翻脸，一有机会就抓着这件旧事说马云是个没有诚信的人。都是后话。
2011年5月，支付宝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中国大陆首家具备第三方支付资质的企业。未来阿里将得以从支付切入金融，打下商业帝国最重要的一块版图，马云完成商业梦想的惊险一跃。
因为同在杭州，宗庆后常去阿里巴巴园区，曾经一次严厉指导过马云，别总说“颠覆这个，颠覆那个”，你太会忽悠。强调一下，今天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的意见。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改革开放以来，杭州本土孕育的企业家数量远远比不上北上深。在宗庆后和马云之前，杭州这座城市的商人代表是胡雪岩。
2012年是宗庆后最后一届中国首富，从此杭州城就只认“马爸爸”了。从穿着慈禧太后赏赐的黄马褂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到高举民族主义的人大代表宗庆后，再到坚持和政治恋爱但不结婚的马云。时代在翻页，中国也有了新的命题待解。
前段时间，招商银行田慧宇行长内部演讲刷屏。这篇演讲虽然不及招商银行内部论坛那篇《招行离冬天还有多远?》来得切中利害，却着实有个好题目：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
2019年7月，《财富》杂志发布了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入围了129家，超过美国的121家。但是中国前二十主要还是能源、银行、电力等特许经营行业的巨无霸。
2018年度四大行利润总额相加超过1.1万亿，仅仅四家银行的利润竟然占了中国一整年GDP的1.3%。如果把数字放进A股，四大行的净利润之和占所有沪深上市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之和的31%。无怪乎，多年来，每次发布年报，舆论都笑言，整个实体经济在为银行打工。2011年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就说过：“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尽管背后有整个国民经济为他们打工，中国银行们始终大而不强。除去配合国家政策的“走出去”、“一带一路”，在国际化、业务创新、跨国投资上乏善可陈。
究其原因，上一任总理在退休之际说过。
偏偏中国市场是一个以间接融资（银行等作为信用中介的融资行为）为主的市场，占比70%；而直接融资（企业在公开市场直接发债、IPO等融资行为）占比只有30%。和欧美市场正好相反。于是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无法绕过银行。凭借雁过拔毛和特许经营权以及与广义财政的债务联接，银行享受了10多年的超额利润。
拿起漫画书，里面写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往往看得人热血澎湃。放下漫画书，过你真实的生活，却感叹，利益越大，阻力越大。
过往，是中国经济加速向前的日子，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所谓的“降速提质”阶段，振兴实体经济成为走出困境的重中之重。北京先后提出加速利率市场化、脱虚入实、三去一降一补、再到昨天的LPR报价改革，可谓三申五令。
庙堂之上，自然高瞻远瞩。衣公子处江湖之远，作为金融从业者也谈谈自己的观察。
中国的银行们偏爱向国企放贷，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国企有政府信用的背书，需要操心的事很少，外加资金端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存款，俗称“无脑”放贷模式。
躺着赚钱的人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自我革新精神。
当资金充裕，银行放贷有序列。首先向AAA级别的国企，基准利率下浮，且无需抵押。其次是一般国企和上市公司，基准利率上浮，需要抵押。最后才是再普通些的民营企业，要求基准利率上浮，且充足抵押物，还不一定有额度。为了响应国家支持实体，给民营企业降成本的号召，某银行批准了民营企业A的贷款需求4000万，但是在最终落地的时候A却贷款6000万。其中2000万作为一年期定期存单质押在银行，作为银行分行最喜欢的能带来存款的业绩。这样一来，尽管A获得6000万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利率获得的贷款，但是实际使用只有4000万，多付了2000万的差额利率。算下来，成本并没有下降。
北京金融大街甲15号里的政策，常常在另一个城市变形落地。原因何在？归根到底，特许经营之下，实体经济的成本，就是银行的利润。
因此，余额宝最大的功绩不是还利于民，而且挑战了银行舒服赚钱的渠道，倒逼改革。
常年的商业观察，教会了衣公子，既要研究复杂的数学公式、经济模型，也要注重自己作为参与者的体验和感受。当你从某家银行开户回来，手机里被迫安装3个APP，界面粗糙还经常闪退，你就能明白，银行能提高的地方太多了。
互联网这些年积累的客户意识和创新精神，是银行该好好学，又是在现有体制下不可能学会的。便利和流畅的APP、二维码支付的推广、余额宝为代表的平民理财、个人征信的探索、更便捷的虚拟信用卡全部是“银行门外汉”阿里的贡献。
当然，阿里并不完美。电影中，“我的心上人是盖世英雄，有一天踏着五彩祥云来找我”，并不存在在现实商业实践中。
除了支付宝的“中国式离婚”，马云和宗庆后第三点相似就在于，他们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宗庆后一句“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开启了专家推荐保健营销的先河。从三株到鸿茅药酒，中国保健品市场永远灰色，乱象丛生。同样，马云开启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成了中国新一代牛鬼蛇神的集聚地，从P2P跑路到747高炮，你方唱罢我登场。尽管这当中，阿里自己是相对克制的且技术领先的，但是在普惠金融的大旗下，同样裹藏着向青少年兜售消费主义的私心，令人不适。
再且，阿里最早获取的两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总共才16亿元。按照监管的指导杠杆，最多只能放款24-32亿元。但是阿里小贷轻轻松松就超过了1000亿。这背后的杠杆实验，是中国最具争议的创新。
这两年的互联网创业是乏味的。拼多多、抖音、趣店乐信，要么是屌丝经济，要么是娱乐至死，再有就是灰色的裹挟血色的消费主义。中国互联网再也没有这个世纪头十年的雄心壮志和豪情万丈。
一切都预示着行业红利趋尽，大家挤在角落咀嚼晚宴最后的边边角角。
如果站在更高一点的层级看，互联网始终是一个很小的行业。它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自媒体的关注，一是幸存者造富神话（其实一夜暴富只属于创始团队，后来加入的打工码农除了996福报并没有分享太多），二是离我们生活近，带来的变化更易感知。
吴军在接受字母榜采访时给的数据很直观。全世界互联网（广告）市场一共4000多亿美元，Google占了1/3，再加上阿里巴巴腾讯亚马逊等巨头，一共占了八成。对比之下，华为所在的电信产业，全球产值大约4万亿美元。而中国房地产一年都有20万亿人民币的产值。
热闹的，往往并非现实的真相。听好了，工商银行一家的收入比BAT相加还高。如果比较利润，腾讯、阿里、百度之上再加华为、网易、新浪、微博、360、小米、陌陌（衣公子已经想不到盈利的互联网企业了），对不起，还是没有超过工商银行。
互联网行业那么小，每天却有那么多文章褒同伐异；而另一个更大的中国，却鲜有文章问津，每每想到，让我觉得又悲哀，又惭愧。
前两天和券商的某位首席交流。他很悲观，总结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每一次都有抓手，分别是出口、房地产、消费升级、房地产、房地产、基建、房地产……但是现在看不到抓手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悲观。
我安慰他，所谓“抓手”都是事后的总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要我说，中国经济还是有突破口的，只是囿于各种原因，没人呐喊。那就是领导人演讲中提的：继续改革开放。
如果要说的再具体一点，那就是，开放行业，鼓励竞争。允许市场开垦出效率，放手竞争催生出增长。
为什么总是盯着阿里巴巴？
一是敬佩马云变革中国的决心，那个喊着“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马老师，才是人民最怀念的。二来，阿里的核心业务是商业，相较于搜索、社交、娱乐，阿里的业务有着不断突破边界更深入介入中国的动力和意愿。
斯宾诺莎说过，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既罕见又复杂的。
因此，衣公子在《少年借贷，则中国强》中立场严肃地抨击，为什么中国所有互联网大佬都有一份共同的业务——放贷，而且都利用高效的营销工具蛊惑青年超前消费。这份病态的背后，既有资本无良，也有制度痼疾。商业评论从来不是歌功颂德的地方，衣公子的剑，向左刺，要抨击资本逐利，重收益轻责任；往右挥，要呼吁改革，还利于民。
从马云一意孤行剥离支付宝，到余额宝摧枯拉朽；从激进的杠杆实验，再到用竞争倒逼银行。他是英雄又常常微卑，他清白端正又狡黠凶猛，他值得我的赞歌，但也充斥着利益。
阿里巴巴是观察中国最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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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