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特希泽是美国贸易代表，也是特朗普内阁的鹰派代表。他成名在30多年前，参与了美日贸易战，是美国出名的强硬派。
2010年，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在WTO中作用的评估，洋洋洒洒一万多字。
一是骂遍了十几年来支持或赞成中国进入WTO的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美国前总统以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美国商业理事会主席罗伯特·卡普这样的经济泰斗；
二是宣扬美国让中国进入WTO、给予最惠国待遇吃了大亏；
三是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与中国打贸易战。
这篇讲话既有七拼八凑的数字，又有强词夺理的逻辑，成了煽动美国朝野上下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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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加入WTO，莱特希泽有五个观点：一是中国入世，美国吃亏论；二是中国没有兑现入世承诺；三是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四是中国的巨额外汇顺差造成了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五是中国买了大量美国国债，操纵了汇率。
这些观点把美国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一股脑儿安在中国头上，既有赚了便宜还卖乖的油滑，又有农夫与蛇、恩将仇报之行径。深入分析，以正视听，十分必要。
第一，关于“中国入世，美国吃亏”论。
中国入世之后，中美双方互予最惠国待遇，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18年，双方货物贸易达6335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50多倍，是2001年入世时的7倍多；服务贸易达1250亿美元。
中国和美国是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2017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
莱特希泽声称，由于中国入世，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在过去10多年几乎涨了4倍，美国吃亏了，并以贸易逆差为理由，挑起贸易摩擦。
先不说双方对赤字数额统计有异议，美国认为4000多亿美元，中国认为是3000多亿美元。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中美贸易赤字的结构和来源，就能理性判断：
（1）中美货物贸易，美国属价值链中高端，资本品、中间品居多；中国属中低端，以消费品和最终产品居多。
（2）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60%是美国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2007年，福布斯杂志报道说：“中美之间悬殊惊人的贸易赤字很大部分来自美国在华企业生产后运往美国出售的商品上。”
（3）中国对美出口高科技产品被莱特希泽报告确认为“在计算机设备、器具和组件方面，对华贸易赤字已呈井喷之态，迅速增长的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进口已超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长量的40%，让美国计算机电子行业减少62万份工作”。
事实是， 这些高科技产品大多是来料加工、代工组装的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值包含零部件、中间产品与国际转移价值。听着很多，实则营业收入和附加值很低。
比如一台销售价为5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从美国等各国各地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成本为250美元。
美国的品牌商企业在研发、品牌专利、售后维护等收入为110美元，各类物流销售成本为80美元。
中国代工企业组装加工收入只有60美元，区区12%的代工附加收入，让美国跨国公司获取了丰富的中国制造业的比较利益，却要背负巨额贸易逆差之名，究竟谁吃亏，谁赚便宜？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不能仅仅看货物贸易总量差额，片面研判中美经贸得失关系，还要从美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特征深入分析，才能搞清为什么美国不仅和中国，事实上和全世界各国几十年来都是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
（1）这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只有1.8%，必须通过贸易赤字大量利用外国储蓄才能平衡。
（2）这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映。
（3）这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置能力强、基础设施好等优势，来华组装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
（4）这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管制出口的结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产品多达10大类3000多种物品，由于冷战思维，让美国人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
（5）这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结果。一方面收铸币税，几美分成本的一张纸，要世界提供100美元的商品；
另一方面，通过逆差不断派出美元，美国逆差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利益考虑和国际货币根源。
第二，关于“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问题。
一是关税方面。
中国在入世前的关税总水平是15.3%，入世承诺到2010年降到10%以内。事实是中国在切实履行加入WTO承诺后，还主动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开放。
2010年中国货物关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到9.8%。但并未止步，而是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方式，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据WTO数据，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率已降到4.4%，低于韩国、印度、印尼等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已接近美国的2.4%、欧洲的3%。
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方面，已低于日本农产品和澳大利亚非农产品实际关税。
2018年中国将汽车整车最惠国税率降至15%，零部件税率从25%降至6%。目前，中国关税总水平已进一步降为7.5%。
二是不断扩大开放。
中国入市以来，开放了外资投资领域；开放了商业零售、物流运输、金融业、律师、会计、管理咨询等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了东西南北中，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同步设立了保税区、新区、自贸试验区。
三是深化改革。
按照WTO要求，推动了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公开化；推动了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40%左右提升到2018年的60%以上；推动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一大批国有集团、大型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股份制改造，IPO上市。
四是健全了法律。
全国人大批准了生态环保、劳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大批法规。
第三，关于“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问题。
众所周知，引进外资、扩大开放不仅会带来外国资本，也会带来产品、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这些都是根据市场契约、企业之间的合同产生的结果。
在中外企业合作中，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强制要求外资转让技术的政策做法。
中外企业都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契约行为，双方从中获得各自实际利益。
一般来说，外资企业技术收入有三种方式：一是一次性转让。按转让价结算或入股折价；二是销售产品中，包括技术收入；三是技术许可，收取许可费。
这些都是国际贸易常规方法，莱特希泽把企业通过商业合同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技术、资源合作叫强制技术转让，荒谬透顶，完全是歪曲。
2009年以来，中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每年达20%的增长，2018年达到2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占GDP的2.13%。
除了2600所高校、10万家研究所、600多万研究人员之外，中国研发投入中，企业占到77%。
对此，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墨斯曾评论说：“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哪里？来自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入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主导地位就是这么产生的，不应抹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和成效。”
通过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等，中国短短十几年建立一套完备且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成了西方几十年、上百年才完成的路径。
第四，关于“中国顺差和外汇储备导致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问题。
莱特希泽在听证会报告说：“中国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4万亿美元，很大程度归功于不断扩大的对美顺差。这些储备是如何导致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其价格上涨，从而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于应有水平。长期利率降低使得美国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并扩大了储备和投资之间的差距。
而且，因为外国储蓄主要通过政府或央行之手，流向美国国债之类的安全资产，私人投资者为了寻求高回报便转向别处，刺激了金融工程师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比如抵押债务，引发了次债。确实，贸易赤字显然在制造2008年破灭的金融泡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天下人尽皆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原因是2001年科技互联网危机后，当时股市一年里跌了50%以上，再加上“9·11”事件，美国政府一是降息（从6%降到1%），二是采取零按揭刺激房地产，三是将房地产次贷在资本市场1:20加杠杆搞CDS，最终导致泡沫崩盘。
2007年，美国房地产总市值24.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73%；股市总市值达到了2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35%。
2008年危机后，美国股市缩水50%，剩下10万亿美元左右；房地产总市值缩水40%，从2008年的25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5万亿美元。
将这种危机归之于中国，亏他们想得出来。
第五，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购买了1万多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操纵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莱特希泽在听证会报告说：“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并不是基于支持美国经济的无私帮助，那些购买行为是中国想要阻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必然结果。中国领导人将利用出口来创造中国赖以维持稳定的必然。”
这个观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谁都知道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政府买主，对维系美元的信用、世界货币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竟被曲解成为了人民币贬值，如此这般让人情何以堪，谁还会有投资美国国债的热情。
事实上，由于美国经济的结构、体制，美国必须保持较大的逆差，向全世界输送美元，为此，美国不断降低本国制造业比重（只占国民经济的15%），以确保美国不断增加进口，输出美元；美国必须确保较大的国债发行能力，以确保政府收入维系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军事能力，这是美元霸权的条件。
谁都知道，美国需要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拥有较大的热情，这是美国国债得以发行的重要保障条件。
美国国债的发行过程也就是美联储美元货币发行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美联储购买国债之外，亟需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到底谁是真正获利者？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过一番评论，大概意思是说：“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将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万亿地借给发达国家，买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而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息外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赚取10%以上的高额回报。”这个论断被经济界称为斯蒂格利茨怪圈。
可见，谁是谁非，大家心知肚明。
通过以上五论，可以看到美国声称的中国是美国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美国至今为止最大的贸易问题等论断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蛮不讲理、倒打一靶的行径。
入世以来，包括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大幅度增长，原因在于中国有好的基础设施、好的开发区、好的且低成本的劳动力素质、好的营商环境、好的要素供应，包括能源、水电气等，最重要的是有上中下游产业链配套。
明明是好的进步，怎么变成问题和根源？须知这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强迫老板投资，只有利润可观、法治清明，才能让跨国公司蜂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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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们没有反思一个基本事实。
当年中国入世，美国没改变任何政策，没降低任何关税，没修改任何贸易法，美国进口限制或出口管制也没有特别取消，因为美国市场本来就对中国开放进口。
什么都没做，也就没有吃任何亏。
美国只是维持入世前已用于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所以，中国入世，美国没损失。
而中国降低了关税，开放了电信业、金融业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按低得多的关税在中国销售美国汽车等等，美国企业受益良多。
二是他们没有预见到最近十几年中美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两国互利合作的结果。
如果单单一方受益，一方吃亏，不可能取得这种成果。
三是他们没有考虑中国入世后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改善了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全世界企业的青睐。
中国劳动力、要素供给的比较优势，使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外资投资也由此大幅增加了200%。
四是他们没明白的是从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国际贸易出现了新格局，7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贸易，包括中美两国制造业在内的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一体化，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无法采用重商主义时代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分割了。
五是他们没反思2008年次贷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脱实就虚，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杠杆过大、制造业比重过低，产业空心化，结构失衡，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再就业问题突出。
六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当今世界以邻为壑地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利用自己的强国地位、货币信用为所欲为，是行不通的。
历史证明，解决政府债务危机、经济泡沫的根本办法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靠实体经济发展，拉动税收增长；靠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取经济收益，平衡国际收支；靠经济要素供给总量合理，减少赤字，约束透支，让政府债务与GDP比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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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高举加征关税的大棒、大搞贸易摩擦是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特朗普声称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政府将多收1000多亿美元关税，这些都是中国支付的，以此论点获取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
实际上，这些关税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支付的，最终必然转嫁到美国企业和民众身上。
第二，出口美国货中相当部分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后的出口货，加征关税，伤了美国自己的公司。
第三，中国反制报复，加征关税。美国出口中国的1500亿美元商品中，相当部分为芯片、半导体等，是美国在中国企业的供应链中的战略物资，加税会增加他们在华企业的成本。
第四，在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为了打击中国企业，采取高科技零部件断供措施，中国市场往往占了这些美国高科技企业20%～50%的份额。
当你断供中国，首先引发的事实是丢掉了市场，造成这些美国企业业务巨额萎缩、亏损甚至破产倒闭。
第五，当今世界，每一个全球性商品生产都有上千家上中下游企业，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贸易战扭曲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要搬迁一个总装厂，牵一发而动全身，重新布局少则两年多则4年，必然造成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这三四年里丧失了产业链把控、供应链纽带的管控能力，在国际企业跨国竞争中此消彼长，必将导致一批美国龙头企业就此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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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3G、4G，5G的重要性史无前例。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改变产业，除了家庭消费的高清视频、VR/AR等之外，5G未来主要是走向工业化应用，是今后10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是国家科技战略的重要支点，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引擎。
预计10年之后，在全球将形成上10万亿美元的产业链。
2G时代，中国全面落后；3G时代，中国开始露头；4G时代中国基本跟进，进入第一方阵，不再落后；5G时代，中国开始领先，从芯片、终端和基站到网络和应用，5G产业链较长。
中国在华为领头羊的带动下，在标准化、产业链布局和推进等方面起主导作用。
在4G领域还是全面领先的美国，在5G时代出现了问题：一是5G通信设备缺少供应商。
欧洲有诺基亚、爱立信；中国有华为、中兴通讯；美国为零。二是波段问题。
由于中低频率的波段被美国军方占用，在美国原来不许民用中低频率的波段。
这些年美国民用通信领域只能使用高波段即毫米波段，所有商业开发者都集中在高频率波段，由于低频率波段的电波波长更长，传输距离更远，所需基站数量少、成本低、穿透能力强、覆盖范围广。
而在高频率波段，电波波长不长，连树叶和人体可能都穿不过，容易受到阻挡，所需基站数量多、成本高、穿透能力差、覆盖范围小。
现在美国紧急转向，调整政策，开放低频率波段，但为时已晚，在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美国已经OUT了，落伍了，被边缘化了。
三是基站覆盖问题。
目前，全球4G基站500多万个，中国占370多万个，美国仅有40万个左右，其余各国约100万个。
由于基站覆盖数量不足，美国部分中小城市尤其是边远农村地区的4G通信质量较差。
四是通信领域基础科研问题。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科研机构及其公司在通信领域全面领先世界，尤其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及其所属的贝尔实验室曾经20多年独领风骚，取得了多项诺贝尔科技奖。
90年代以来，美国因反垄断理由肢解了AT&T和贝尔实验室，自那时起，美国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渐下降。
中国在5G领域一则有巨大的市场拉动，二则由于4G基站广泛覆盖为5G基站建设打下了基础，三则波段合适。
5G问世，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标准，赢家通吃，胜者为王。
大家只能向领头羊看齐，这很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通信领域的全球发展格局。
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事。
为此，美国以举国之力对华为进行了五大围剿：一是孟晚舟事件；二是以国家安全名义把华为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禁销华为产品；三是高通、英特尔等产业链上游企业断供；四是谷歌对华为停供安卓操作系统，ARM芯片框架设计软件停止授权；五是把华为从IEEE、WIFI联盟除名。
然而，这一次美国政府失算了。
华为作为通信领域全球的领头羊企业，在5G基站、终端、相关芯片和其他网络设备上处于领先位置，并自主研发了操作系统，具有足够的实力和智慧化危为机。
一是率先开发了全球领先的5G基站；二是大批量生产销售了世界一流的手机终端；三是研制开发了基站芯片、服务器芯片、手机芯片、AI芯片、路由器芯片和5G基带芯片；四是开发了能同时覆盖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鸿蒙操作系统，可替代Google的安卓操作系统；五是为防范供应链上部分产品断供、封锁，开发了相应的备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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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央要求，以不变应万变，抓好改革、开放、创新，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是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制胜法宝。
美国政府贸易霸凌主义行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根据美国国内法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
二是片面指责他国实施产业政策。
三是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
四是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
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足够的韧劲，有足够的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定力。
对贸易摩擦，我们不愿打也不怕打，美国要打奉陪到底。
与此同时，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不变应万变，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中国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
要认认真真抓好六方面工作：
一是对贸易摩擦的艰巨性、长期性要有足够的准备，要做最坏打算。这场贸易摩擦轻则影响GDP的1%～2%，重则影响5%～10%，不仅影响进出口，还会影响就业，影响投资，包括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会出现观望彷徨、减少当期投资。
一些外资也会心存别意、撤资走人，要做好这方面的预判。
还要防范贸易摩擦中，可能发生科技、汇率、金融等方面的摩擦，并警惕美国的长臂管辖、SDR特别指定国民名单、扣押美元资产、冻结结算系统等等。
总之，要尽早应对，未雨绸缪，提出对等的有效阻断措施。
二是要把更多的增长动力转向国内需求上来，坚持“六稳”调控方针，做好因贸易摩擦而受影响的困难企业工作，落实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采取措施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拥抱全球产业链，抓好创新驱动，补短板，抓好战略性基础创新、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是要加速国内改革，加强完善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加速市场化改革，消除各种市场垄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
五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开放是中国的自主选择，决不会因为美国搞贸易摩擦而关闭大门。
六是要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履行WTO原则，全方位开放，加强国际友好，积极参与并推动WTO改革。
在应对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同时，另辟蹊径，与日、韩、欧盟、东盟深入探讨FTA，并争取早日与他们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由此，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奔向我们而来。
毕竟，中国今后15年，会进口30万亿美元的商品，10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中国又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进口大国是世界强国，供应链的掌控是王中王。
这样，贸易、产业、金融（进口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都活了，从而实现变被动为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