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美国大历史视角下的特朗普政府【深度长文，收藏慢读】|2019-02-13

美国大历史视角下的特朗普政府从2016年总统大选迄今，诸多观察人士用“特朗普现象”“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化”等标签来描述特朗普给美国内政外交造成的巨大冲击。这些标签反映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就任以来的内外政策标志着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特朗普时代。

的确，与之前的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在言行举止、政策偏好，以及领导风格等诸多方面似乎非常“另类”。然而，美国历史上的每一位总统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都有与其前任不同的地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位总统都有自己专属的现象或主义。另一方面，任何总统都必须面对特定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因此，在研究美国总统时，我们不仅要注意个体层面的不同（树木），更要分析他们在历史层面的共性（森林）。

本文拟借助美国政治研究的三个理论，从美国大历史的视角分析特朗普政府所体现的历史延续性（共性）。

第一个是史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有关总统权力与权威的理论。

第二个是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的美国历史周期论。第三个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美国政治发展理论。

这三个理论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美国政治历史的规律，并且这些规律在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对特朗普政府的分析。

更具体地说，斯科夫罗内克的理论有助于理解特朗普强烈的反奥巴马色彩以及特朗普高度个人化的执政风格。小施莱辛格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特朗普的核心团队成员丑闻不断并且频繁更换。亨廷顿的理论则可以用来分析当前美国社会的动荡，如不满情绪的蔓延、愤怒和暴力主导的政治“新常态”、为公平和正义而抗争的各种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等等。本文的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并非一个完全“例外”的政府，而是在诸多方面延续了美国政治大历史的规律。

总统权力与权威

为什么有的总统（如林肯和小罗斯福）被公认是伟大的，而有的则被公认是失败的（如布坎南和威廉·哈里逊）？

有学者认为，性格是影响一个总统的领导力的最重要因素。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包括沟通能力、组织能力、政治技巧、政策远见、认知方式、情商等六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认为总统在领导力上的差异取决于这六个指标的组合。

还有学者认为，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如福利社会），现代总统（即二战之后）的权力也相应地扩大；但是权力的扩大并不意味着领导力的增加（坐在白宫发号施令并不能心想事成）。

因此，对现代总统来说，权力是说服他人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又来自两大要素,即公众的支持度以及总统在华盛顿政客当中的职业声望。

另外一些学者则把总统的立法议程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公共政策视为衡量一个总统的领导力的关键指标，并据此分析了党派政治（即国会的党派构成）与民意如何影响国会议员对总统立法议程的支持。

除了党派政治，上述研究的对象都是总统个人层面的因素，因此可以被称为以总统为中心的研究。这类研究的缺陷是只看到了个体之间的异同而忽略了结构性因素的异同，从而无法解释个人因素类似（或不同）的总统为何在领导力上不同（或类似）。比如说，按照詹姆斯·巴伯（James Barber）的理论，小罗斯福和卡特属于同一类性格的总统（都是主动—积极型），但是他们在领导力方面却有着明显差距，而这个差距与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结构性因素应该有着密切关系：前者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是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和美国实力的衰落。

反过来，林肯和小罗斯福在性格等个人因素上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是主动—消极型），但是他们都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而这应该与他们面临类似的结构性因素有关（分别是内战和二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结构性理论来解释总统的领导力，而史蒂芬·斯科夫罗内克则是这类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总统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总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用来实现某个目标的正式和非正式资源”，而后者指的是“对某个特定时刻总统使用权力的期待以及对总统行为的恰当性的感知”。总统权力的变化体现在世俗时间（seculartime），而总统权威的变化则体现在政治时间（political time）。世俗时间具有两个特征，即延续性（persistent pattern）和新兴性（emerging pattern）：前者指的是宪法赋予每一位总统的正式权力是相同的，后者指的是他们在行使这些正式权力时的不同，包括制度资源的组织上的不同以及美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总统职责的变化，等等。

政治时间是斯科夫罗内克的理论核心，其具体表现为周期性的（recurrent pattern）“执政联盟和政党体系的开创、分化和崩溃”。政治时间的周期性基于两个变量：总统与先前执政联盟之间的关系（反对还是附属）以及先前执政联盟的状况（脆弱还是坚韧）。

这两个变量不同取值之间的组合形成了表1所示的四个情形：开创—延续—分裂—破坏。如此一来，美国总统政治的大历史（截止到卡特时期）就体现为四个执政联盟从开创到延续再到分裂的周期性更替的历史：杰佛逊—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杰克逊—波尔克—皮尔斯、林肯—老罗斯福—胡佛、小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卡特。

在这个大历史视角下，执政联盟的周期性更替这条主线把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总统关联起来了。比如说，要理解卡特的领导力，就必须把他放到罗斯福所开创的新政联盟的兴衰这个历史背景下，他执政的时候也是新政联盟瓦解的时候，因此他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至于破坏型总统，虽然他们不属于执政联盟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执政时权威受到巨大挑战恰恰凸显了执政联盟的坚韧性。斯科夫罗内克写道：“这些总统实际上是在没有明显民众支持的背景下试图进行开创性改革，而当他们的尝试走向极端时，就会引发类似宪政危机的对抗。”他指出，这类总统所遇到的困境“经常被认为是他们缺陷性的人格造成的”，然而事实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反映了领导力的冲动所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在斯科夫罗内克看来，最典型的破坏型的总统包括泰勒、安德鲁·约翰逊、威尔逊、尼克松等。

斯科夫罗内克还指出，一方面，随着总统权力（正式和非正式）的扩大以及民众对总统的期望越来越高，总统变得越来越独立，他与先前政治联盟的关系日趋对立。另一方面，随着总统决策的制度环境越来越复杂（如各种利益集团和法律限制），先前政治联盟的坚韧性增加，总统要实现开创性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他认为，在这两个发展趋势的共同作用下，政治时间的周期性会明显减弱，导致总统政治成为“永久的破坏”（perpetual preemption）。

按照斯科夫罗内克的理论，特朗普应该属于破坏型总统。首先，奥巴马所代表的执政联盟具有较高的坚韧性，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执政第二年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尽管特朗普就任后多次试图废除该法案，但是迄今尚未完全成功，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美国民众对该法案的支持。其次，特朗普政府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反奥巴马（也就是反对先前执政联盟）。可以这么说，凡是奥巴马支持的，特朗普就反对，包括医疗改革、移民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第三，特朗普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奥巴马，还强烈攻击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些最根本的规范和原则，包括政治正确、媒体自由、联邦执法机构的独立性，等等。

最为重要的是，他与之前的破坏型总统在执政风格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斯科夫罗内克指出，破坏型总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各种带修饰语的标签来划清与先前政治联盟的界限，如安德·鲁约翰逊的“战争民主党人”（War-Democrats）、威尔逊的“进步民主”（progressive democracy）、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主义”（modernre publicanism）、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特朗普虽然没有提出类似的党派标签，但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竞选和执政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与奥巴马时期的“变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要让美国重新伟大就必须施行诸多内政外交方面的变革。

破坏型总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大胆突破从而让他们的政策理念很难用传统的标签来衡量”。尼克松在这方面可以说最具代表性：在环保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绩让他属于自由派，但是在法律与秩序方面（如“向毒品宣战”）他又属于保守派。具体到特朗普,身为共和党总统，他就任后立刻在贸易方面对美国传统盟友发难，猛烈批评二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体系，并于2018年7月正式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些举动完全颠覆了共和党1970年以来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然而在大规模减税、反对非法移民、严厉执法等方面，他又显然延续了共和党的传统。

破坏型总统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领导力的高度个性化（individualized）。斯科夫罗内克这样写道：“破坏型总统引发的斗争往往围绕他们个人的行为模式而展开。相对那些被贴上软弱、迷失方向甚至无能的标签的总统而言，破坏型总统往往被视作道德上的堕落者……他们用以反对的种种手段则被视为其人格深处、高度危险的性格缺陷的展现。”斯科夫罗内克引用的许多观察人士的评论似乎佐证了破坏型总统的人格缺陷。威尔逊被描述为“可逆转的总统”（reversible president）、“政治上不稳定”和“精神上反复无常”、“灵魂腐烂透顶”、“从不为自己的国家或者我们的荣誉着想，而是为了一己私利挖空心思”，等等。尼克松则被称为“狡猾的迪克”（TrickyDick）。

上述这些描述人格缺陷的词语基本上也适用于特朗普。事实上，从2016年大选至今,特朗普的品行和性格一直是诸多媒体和观察人士的关注焦点。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匿名评论中如是描述特朗普：“冲动”“缺乏道德原则”“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改变想法”“反复无常”，等等。在各类分析报道中经常被提到的特朗普气质包括冲动、不可预测、不稳定、自恋情节、睚眦必报等。一项就中国学者如何感知特朗普的调查研究也显示，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包括“不羁善变”“逐利自我”“好胜执着”等维度。

总之，斯科夫罗内克的理论让貌似变化莫测的特朗普变得可预测了。首先，即使特朗普的性格存在诸多缺陷，但他并非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这些缺陷的总统。第二，按照他的理论框架，特朗普极有可能步威尔逊和尼克松的后尘，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是宪政危机）。第三，对于不喜欢特朗普的人来说，他的理论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从威尔逊到尼克松（再到克林顿），破坏型总统都成功连任。

美国历史的周期性

周期性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有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前者体现在四季更替、日出日落、潮涨潮落等自然现象上，而后者则体现为国家的兴衰、统一和分裂、朝代更替等方面。中国人熟知的诗词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就是对类似周期性的最生动的描述。

具体到美国，虽然其历史不到300年，但是一些美国人（如爱默生和亚当斯）很早就注意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然而各种关于美国历史周期的论述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直到老施莱辛格在194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正式提出了历史周期论，并立刻在美国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

根据他的理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的历史，并且每次交替的平均时间约为11.5年。基于自己的理论，老施莱辛格做出了许多精准的预测,如柯立芝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将持续到大约1932年、罗斯福执政以来的自由主义大概在1947年左右结束、1947年开始的自由主义低潮将在1962年（误差1～2年）结束，以及下一个保守主义时代将在1978年左右开始。

受其父亲的历史周期论启发，并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小施莱辛格也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周期论。他认为，美国历史在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与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之间轮回，并且一个周期大概需要30年。公共目的主导时期的特点是“在短时间内发起诸多改革以改善美国社会”，如罗斯福的“百日新政”。然而改革的激情不可能永远持续，因此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开始寻求“休息和修养”，从而进入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追求个人享受成为最重要追求目标”为特点的私人利益主导时期。在他看来，1901年老罗斯福上台、1933年小罗斯福当选、1961年肯尼迪执政，都标志着公共目的主导时期的到来，而1920年代、1950年代和1980年代则是私人利益主导的时代。

小施莱辛格指出，每个公共目的主导时期都（detonating issue），如20世纪初的财富过于集中在托拉斯、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1960年代的种族不平等。至于私人利益主导时期，他认为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议题贯穿始终，那就是思想上的新保守主义和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前者体现为经济领域的减税和去监管，后者则体现为道德上的说教。小施莱辛格特别指出，在私人利益时期，“个人财富置于公共财富之上自然而然地助长了政府的腐败倾向”。

为此他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私人利益主导时期联邦政府官员腐败的事例作为佐证，如哈丁执政时期的各种丑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批高官因丑闻被迫辞职、尼克松任期内40多名官员遭受刑事调查（包括副总统、2名内阁成员、十多名白宫助手以及15名行政机构的官员认罪或者被判有罪），以及里根任期内被指控的官员太多以至于“污秽”（sleaze）这个新词被创造出来。

按照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周期论，1980年代之后下一个私人利益主导时期应该是2010年左右。尽管奥巴马八年执政乏善可陈（除了医疗改革）,但是按照小施莱辛格的论述，很难把他的任期归为私人利益主导时期。如此一来，特朗普政府就应该属于私人利益主导时期。这个判断能否成立呢？

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人事任命，以及白宫和行政机构频繁的人事变动似乎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第一，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豪出身的总统，特朗普迄今为止并未彻底断绝与自己创建的庞大商业帝国之间的关系,由此给人以“全职做总统、兼职做生意”的印象，违背了美国选举政治最根本的规范之一，并因此广受诟病。第二，特朗普让其女婿和女儿担任白宫顾问，并且据报道他们两位在白宫的实际权力很大，这一做法也被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是“任人唯亲”。第三，身为亿万富翁，特朗普朋友圈的富人也比比皆是，然而特朗普似乎毫不在意被指责为“富豪统治”（plutocracy），而是任命了许多富豪为白宫顾问和内阁成员。有统计显示，特朗普政府有7个亿万富翁，并且所有白宫高官和内阁成员的个人净资产加起来超过43亿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执政团队。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一点，由于腐败和刑事指控等原因，特朗普团队人事变动极其频繁，与小施莱辛格所描述的尼克松和里根政府高度相似。有统计显示，特朗普政府第一年内的人员流动率（34%）已经创下了现代总统执政的记录。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跟踪数据，特朗普任命的65名白宫高官——包括总统顾问和总统行政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官员——已经有38名因为各种原因辞职或离职。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任期不到一个月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他在辞职后不久就向特别检察官穆勒认罪，承认在“通俄门”事件调查中提供虚假证词。特朗普任命的内阁成员当中已经有6位辞职，其中两位（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和环保署署长）是因为滥用权力和公帑而被迫辞职。现任内阁成员中的财政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应急管理部部长也面临各种滥用公帑和中饱私囊的指控。

此外，特朗普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在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承认两项罪名,而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也向纽约州联邦法院自首,对税务欺诈、银行贷款欺诈和竞选捐款超标等指控认罪。

总之，无论是特朗普就任以来的大规模减税和一系列去监管措施，还是其幕僚和内阁许多成员被指控滥用权力和纳税人钱财，当今美国似乎正处于小施莱辛格所说的私人利益主导时期：联邦政府不是为大多数美国人谋福利，而是成为小部分政客钱权交易的工具。

虽然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经有多位观察人士指出，美国进入了一个贫富悬殊并且公共决策被富人绑架的“新镀金时代”（new gilded age），但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腐败行为无疑增加了这个新镀金时代的“含金量”。

 美国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差距

本文要讨论的第三个理论由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亨廷顿为世人所知，主要源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冲突》这两本经典之作。然而除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亨廷顿在美国政治领域也著述颇丰（包括他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

本文所要讨论的理论则来自他在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他在该书中指出，对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范式（structural paradigm）。

第一个范式强调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差异：由于缺乏后者的封建主义传统，因此前者天生具有自由主义共识。

第二个范式强调美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即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二元对立。

第三个范式则强调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亨廷顿把这三个范式高度精炼地概括为一个共识（the one）、两个阶级（the two）、众多团体（the many）。他认为，这三个理论各有长短：虽然美国社会存在阶级冲突，但把它作为美国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不准确的；共识理论过于强调共识而忽视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冲突；多元主义的缺点在于它无法解释美国政治的动荡起伏。他还指出，这三个范式都以两个错误的假设为前提：第一，美国的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永恒的阶级冲突、不变的共识、持续的利益竞争）；第二，经济和物质利益主导政治生活。在他看来，第一个假设造成这三个范式都是静态的（static），无法解释美国政治的变化，而第二个假设则忽略了政治价值和理念的作用。

在对三个范式进行批判之后，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其核心是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

他认为，美国信念是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而后者被他定义为“国家政治价值和信仰”（national political values and beliefs）。他指出，美国信念代表的是理想（ideals），而美国政治制度（institutions）代表的是现实，并且前者和后者之间总是存在鸿沟（他称之为IvI）。

他还指出，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人对理想的信仰程度不同以及对理想和制度之间的鸿沟的认知不同，因此形成了四种回应模式（见表2）。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都是信念激情主导的政治时期（creedal passion politics），即人们对理想的信仰程度高并且对理想与制度之间的鸿沟有清晰的认知（表2中的道德主义）。他认为，美国历史上有过4次信念激情爆发，并且每次爆发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大约相隔60～70年：1770年代的独立战争、18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190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以及1960～1970年代的改革运动。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亨廷顿展望美国政治的发展前景，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过去的周期规律仍然奏效，那么在21世纪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十年将会出现一段持续的激情时期。”也就是说，从2010年起直到现在正好属于亨廷顿所说的信念激情政治时期。

亨廷顿的预言是否与现实吻合呢？在讨论信念激情的来源时，亨廷顿指出至少有四个外部因素（exogenous developments），分别是经济上的相对繁荣、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某些群体的相对被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某些群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衰落而处于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以及年轻人口显著增加。各种数据和研究显示，当今美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上述四个特点。

第一，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之后，美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缓慢复苏，并且特朗普当选以来一直处于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仅失业率创下了17年来的新低，而且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实际增长率创下了近四年来的最高（4.2%）。

第二，关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相对剥夺，虽然这方面的民意调查数据稀少，但是美国学者和分析人士在过去十多年间的研究成果确凿无误地表明，美国社会进入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新镀金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极少数富人、贫富差距悬殊、中产阶级严重缩水、公共政策被富人绑架。

第三，众多研究表明，由于经济安全感降低、大量非欧洲裔移民（尤其是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的涌入，以及身份认同政治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地位焦虑日益加剧。茶党运动的爆发可以说是这种焦虑的有力佐证之一。另一个有力佐证则来自一项对2016年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威胁感知（status threat）越强，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概率越高。

第四，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千禧一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出生于1982～2000年）在2015年已经超过8300万，占美国总人口四分之一，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一代。还有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劳动力人口中有5600万属于千禧一代，占总数的35%，也是最大的劳动力群体。

美国“千禧一代”成为卡奴

除了上述4个外部因素，亨廷顿还指出美国历史上4个信念激情政治时期也具有14个共同特征，包括“不满情绪普遍存在”“不安、狂躁、骚乱和动荡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就是对理想/制度之间的鸿沟进行的曝光和揭露”“致力于特定改革或‘事业’（妇女、少数族裔、司法公正、禁酒、和平）的运动十分活跃”，等等。

虽然上述特征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存在，但是2016年大选之后它们显得更为突出（salient）。首先，不少研究表明，美国社会不满情绪普遍存在，并且这种不满情绪是特朗普获胜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特朗普的当选毫无疑问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让愤怒、仇恨和狂躁成为流行，美国政治暴力频频发生（如2017年的夏洛茨维尔暴乱以及最近的邮包炸弹事件和因仇恨而枪杀犹太人的事件），以至于有人预言第二次美国内战即将到来。

此外，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主流媒体（尤其是以《纽约时报》等为首的自由派媒体）对其一直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对“通俄门”穷追不舍，并对白宫和行政机构官员的各种腐败行为大肆曝光（muckraking）。特朗普也强烈还击，批评自由派媒体是“假新闻”（fakenews），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最后，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昙花一现，但是奥巴马任期内爆发的“黑人命贵”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其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日渐提高。虽然特朗普不是直接导火索，但是他就任以来的各种性别歧视语言无疑给2017年10月爆发的“我也是”运动火上加油，让其蔓延成一场席卷美国政界和企业界的社会运动。

总之，亨廷顿笔下的“信念激情”政治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普遍的不满情绪、愤怒和政治暴力成为新常态、为公平和正义而抗争的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官员腐败成为媒体曝光的焦点等。这些现象似乎都在暗示，当今美国社会正处于一场社会大动荡的前夜。

特朗普就任以来的执政风格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不可预测。本文通过三个现有理论框架，试图透过特朗普的不可预测发现其中的可预测之处。换言之，本文试图从美国大历史的角度，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变化与延续。

按照斯科夫罗内克的总统权力与权威理论，特朗普应该属于破坏型总统，并且其性格和领导风格与之前的破坏型总统（如威尔逊和尼克松）有着高度相似。根据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周期论，特朗普执政正好属于一个新的私人利益主导时期，而特朗普团队的各种腐败丑闻，似乎印证了小施莱辛格的分析。亨廷顿对美国历史上四次信念激情政治时期的描述，则与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随处可见的不满、愤怒、暴力和抗争有着惊人的吻合，让人感觉美国即将（或者已经）进入第五次信念激情政治时期。

本文的分析表明，特朗普并非完全不可预测。恰恰相反，无论是他的性格还是他的领导风格，都能够在美国政治大历史中找到强有力的回音。因此，在特朗普政府变幻莫测的表象下面,其实更多是美国政治历史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三个理论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但是利用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那就是特朗普将面临各种社会和政治动荡。动荡中的美国何去何从？动荡之后的美国又何去何从？

亨廷顿在展望美国政治未来发展时指出,美国政治最危险的发展方向是“不同回应模式间的频繁变动可能使美国理想与制度面临毁灭的危险”。他这样写道：“为了改革政府而对其进行削弱，最终可能导致人们强烈要求抛弃虚弱、无效的政府，以更具权威性、更能有效满足历史发展需求的结构取而代之。鉴于改革的乖张本性，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极端主义可能会产生一股追求独裁效率的逆流”。

无法摆脱美国大历史影响的特朗普及其政府是否就是亨廷顿最为担心的逆流呢？对此我们只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