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关头，中美联手共同抗击，表现出美国建制派对中国的信任。但2018年，特朗普发难于中国，贸易自由主义遭遇至暗时刻，经济全球化大退潮。
这十年，中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美中贸易战，中国精英阶层出现了集体误判。最开始认为特朗普不敢也不会这么做，毕竟在全球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间大打贸易战，必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然而，当特朗普真这么干时，中国社会一片愕然。
或许，中国精英高估了中国之于美国的价值，也印证了一个经济学理论：国家实力取决于进口而非出口。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今天遇到的国际挑战，实际上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过去这十年，中国忽视了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乃至对全球化局势的改变。
这场危机爆发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进程。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欧美世界民粹主义泛起，传统政客势力大受削弱。
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美国底层民众控诉财政部拿着纳税人的钱，救济贪得无厌的华尔街大佬，控诉美联储为这些引发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兜底，控诉联邦政府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而无视美国制造业凋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以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界、社会精英，对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化问题做了深刻反思。美国人将这场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社会精英、金融大佬。
实际上，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使华尔街赚得钵满盆满，而“铁锈地带”则芳草萋萋、工厂凋零。于是，联邦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出再造美国梦的计划，让美国人人有房子住。
这个时候，传统政客、美联储、华尔街再次默契配合：先是美联储大幅度下调利率，释放流动性支持民众贷款；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则大量发放次级贷款，让底层民众买房；同时，联邦政府站出来做隐性担保。
联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两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贷款抵押公司，负责收购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然后打包到金融市场上销售。如果一旦发生危机，美联储又为这些金融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
但是，房地产和经济过热引起了美联储的警惕，出于对通胀目标负责，美联储于2005年开始加息，一些次级贷款逐渐违约，到了2007年次级贷款崩盘，雷曼兄弟面临破产。
“眼看它平地起高楼，眼看它大厦一夜倾”，危难关头，雷曼找到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做东，请来了高盛、花旗等华尔街大佬，希望后者给予救助。大佬们考虑对冲基金利益而选择放弃，最终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爆发。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全球化下经济结构失衡是经济危机产生及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凋零与华尔街的暴富，并让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但是，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自从19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强势加息，打造强势美元之后，美国借“里根大循环”重新找到了一种领导全球化的方式，即一种强美元、强金融、强科技的全球化游戏规则，即金融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资本账户获利丰厚、经常账户不断恶化的失衡模式。强美元、强金融，必然导致美国高贸易赤字、高政府负债。在这种规则之下，美国的金融企业、科技企业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也是乐见其成。
中国成为美国的工厂，为他们输送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中国赚取大量外汇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将美元输送回美国，美国金融界和商业界享受着廉价美元的便利在全球投资获利。
如此，中国制造正好与美国建制派、金融界、商业界形成利益互补，构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循环。但是，在这一大循环中，美国的制造业以及底层民众则遭遇不幸。
所以，经济结构失衡一旦触发了社会矛盾的阈值，美国社会就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扭转这一局面。
美国选民开始把票投给跟过去不一样的总统，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趁机上台。但是，选民没想到奥巴马也是一位传统政客。
到了2016年，美国民众忍无可忍，彻底抛弃了传统政客希拉里，支持了最不像总统的特朗普逆袭上位。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全球经济自由主义与美国民主政治之间冲突的结果。
特朗普上台之后环顾四周，在镜子里面找到了一个巨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镜子里的巨人是日本，如今是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这十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越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超越了日本手握全球最多的美元外汇储备。
特朗普开始向中国人发难，他宣称，美国之所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是因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生意和工作；美国之所以高贸易赤字，是因为中国人利用低汇率、高补贴刺激了出口，赚取了大量美元外汇；美国之所以政府高负债，是因为中国人赚走了美元，然后买了美债，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
所以，从历史根源上考虑，美中贸易战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元主导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一失衡最终引发了美国社会矛盾的阈值。缓解这一矛盾最直接、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暴揍“镜子里的胖子”一顿。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两党、两院的政治立场出奇一致，甚至对中国最了解、最宽容的美国商业界也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这一方面说明中美共同利益的压舱石被撼动；另一方面说明打压中国成为美国政治正确、获取选票的标配。
更为深层次的动因是，特朗普借打压中国获取政治资本，以试图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结构失衡的被动局面，重新制定全球化游戏规则。特朗普计划建立一个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自由贸易区，也正在修订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特朗普浮夸的表演和密集的推特具有很强的带入感，以至于许多人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之误区。中国炮轰美国为重商主义行径，而美国则反咬中国为“技术重商主义”。
在经济史上，重商主义就像夜壶，每当子时过后都将其抽出应急，而鸡鸣狗吠之时又将其踢回床底。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无不在工业化早期大规模使用重商主义，它是后发者的“拉拉裤”。新自由主义与历史学派的碰撞，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交锋，表现在两个大国在发展路径、阶段及规则意识的百年激荡。
然而，国家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化，定然异化为国际秩序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当今世界美元站在全球经济权力金字塔之巅，手握金融权杖，构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举手投足间诱发周期性搅动以及形成结构性鸿沟。
这是超主权货币对全球经济利益的攫取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一特里芬难题，目前尚无根本解决的良策。
国运昌隆皆著史，过去学术界为持续高增长奇迹加持“中国模式”，而实际上盛装登场与黯然谢幕都指向同一个逻辑：“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亦或“繁荣的唯一原因是萧条”。
在中国特色的市场中，这一逻辑演绎为“增长的唯一原因是坦途，而停滞的唯一原因是穷途”。过去40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把最好走的路都走完了，剩下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在国际上，我们享受了全球化红利、技术外溢红利；在国内，我们享受了人口、环境、法律等红利。但在可见的未来，这些红利都将减少甚至消失。
总结过去40年的经验，一个绕不开的答案是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那中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从何而来？
从人口统计来看，1965-1975年是生育高峰期，这批人正好是这40年的劳动主力。这部分劳动群体数量大，由于历史性原因上面抚养的老人不多，由于生孩政策的原因下面抚养的小孩也不多。干活的人多，需要抚养的人少，人为地创造了人口红利。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执行最为严苛生孩政策，政策诉求并非源于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主义，而是服务于经济利益的现实选择。“少生孩子，多种树”，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少生孩子，多干活”，“生”出了人口红利，“干”出了中国制造。
此外，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低薪制度，以及1994年汇改建立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也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制度性因素。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使用生育制度、汇率制度及计划管制，维持了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了出口创汇能力。中国得以成为制造业大国和创汇大国。
如今生育政策创造的人口红利，逐渐演变为经济上的代际结构性冲突。这波人口峰值维持了中国经济40年高增长，如今经济最原本的动力开始衰退。劳动力的减少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
人口决定经济长周期，是经济增长最为朴素而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人为创造的巨大人口红利，实际上是我们透支了劳动力资源。过去四十年，中国选择了一条条最好走的路，也是一条条透支之路。
人工成本当中，还有很高比例是社保费用。中国企业和个人为什么要缴纳如此多的社保费用？主要原因是在过去低薪制度时代，国有企业没有建立社保体系，而采用退休金制度。
但是，后来国家社保基金建立后，本应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用，如今全部交给了市场，由这一代年轻人和企业来承担。这实际上是新旧制度切换形成的债务转移与累计。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让中国决策层意识到出口依赖型经济的风险。于是，此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由出口贸易转向了投资与内需拉动。国家在政策上，从原来维持廉价劳动力转向维持廉价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廉价资本，并不是说中国的利率低，而是指中国资本大户，主要是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大量廉价资本。
过去十年，政府、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制造业、房地产、基建，都是货币宽松的受益者，也是廉价资本的创造者或使用者，这六大主体共同着力于中国的投资拉动事业。
中国举国体制与投资拉动具有天然的契合效应。地方政府通过国有土地获得融资收入，这就是土地财政，严格上说是土地金融。政府在国有银行和国有城投公司之间扮演着微妙的角色，构建了非完全市场化的廉价资本循环。
但是，随着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快速累积，经济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愈加被动。
所以，这四十年，中国采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发展市场经济，走遍了好走的坦途，透支了优势资源，同时把有用的经济学理论都试验了。亚当·斯密的市场法则、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科斯的产权理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等，在被实用主义覆盖的神州大地上交错登场。
前三十年，我们使用生孩政策、产业政策、低薪制度、有管制的汇率制度以及对环境问题的包容机制，维持了持续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优势，成就了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和创汇大国。
后十年，我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土地国有制度、房地产市场化制度等，共同维持廉价资本和宽松货币，促进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不管是廉价劳动力还是廉价资本，中国并没有形成要素自由流通的市场机制。举国体制持续介入市场，最终导致二元经济结构愈发严重。一个是国有垄断的市场，高利润、高收益、弱竞争，享有资本、劳动力、信息、土地等资源的便利性和廉价性；一个是私人竞争的市场，利润低、竞争激烈，资本、劳动力、信息等成本极高。
当年，商品流通领域的二元结构问题导致价格闯关失败，市场的力量最终一举击溃了价格结构性的屏障。而今，资本和土地的二元结构问题导致金融市场沟壑纵横，经济空心化、泡沫化、低效化极为突出，金融价值虚无主义肆意蔓延。货币宽紧政策的切换周期中，资本以铸币税的方式向国有垄断市场集中。
2019年，中国行走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
当今世界全球化大退潮，一个新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秩序正在建立，秩序重构或改变国际竞争格局和国家地位，此为大变局一。
在全新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原有的宽松的国际环境逆转，或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中国该如何适应、应对、参与全新的游戏规则之中，此为大变局二。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原有的道路模式将面临挑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产权制度、金融制度等独立性以及施政效果受到限制，此为大变局三。
过去四十年把好走的路都走完，能透支的都已透支，各种红利逐渐消失，经济结构转型及技术升级艰难，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投资、出口与消费动力减退，宏观经济换档下行进入历史性周期，此为大变局四。
随着国际资本与汇率市场的自由化，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的房地产风险加剧，金融市场、制造业、外汇储备以及国有企业够将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此为大变局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