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等合作单位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排行榜，中国继续前进3位，位居综合排名第14名，继续在创新榜上牢牢占据中等收入国家的首位。
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位居综合排名第14名。
这一排名，与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及彭博社等发布的中国科技创新的世界排位大致在同一区间。这说明中外科技政策、管理专家对中国创新取得的成就有大致的共识。
正巧，在这一阶段，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探讨40年来中国经济成长的一篇网文“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在知识圈中热传。笔者也想借用这个问题来探讨中国创新到底做对了什么，又有哪些没有做好。
在具体分析前要强调一点，此处的创新特指科技创新，也就是利用新的科技（或与科技相关的商业模式）取得国民经济的收益与发展。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发现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基础研究领域是笔者另外一篇近作中国科学做对了什么？| 贾鹤鹏的内容），单纯的新发明本身也非本文讨论重点。
四十年来中国在创新方面做了什么呢？
我以为核心当然是市场化对整个创新过程的全面浸润。
其次则是深度的国际化：中国制造商广泛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并占据了大部分领域中高端制造的最大份额，所谓“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中国智造”；而且就大多数制造业分支而言，中国都拥有了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不要以为这只是生产端的事情，这与创新实际上息息相关。因为创新必须要生产出人们能接受的产品（或能享受到的消费模式）。
第三，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则是中国中高端制造商在迅速地通过工程化、规模化手段降低新产品成本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尤其是在电子产品方面。当然，这里说的中国制造商并不一定等同于中国大陆的本土企业。
第四，与上述第三点一致，中国充分把握了整个电子通讯行业及其衍生产业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的变革。看看华为今日的成就及其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就可以对这一点有很强的信心。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电子通讯行业把握的机会并不仅仅体现在生产端，也延伸到研发这样的前段和应用这样的后端。
第五，则是一代代踊跃的商业模式创新。虽然在很多人眼里，这不算是技术的原创，但如同本文下面将讨论的，这种商业模式创新及其与之伴随的、阶段性的资本市场对这种创新的追捧，在整个中国创新图谱上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用中国“新四大发明“之类的说法来过分拔高商业模式的创新，也不一定合适。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像中国这样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型国家，必然需要能孕育众多成功的模式创新。
那么中国在推动创新方面还有哪些可做的事没做？或者没有做好呢？这里，“哪些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应该更合适。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的快速发展的国家，几乎没有哪个领域没有试过，但确实有很多屡试不中。
首先是各个领域最顶端的核心技术开发和核心元件（设备）生产创新不足。的确，这可以说是中国创新的一个痛点，中兴、福建晋华被断供后立刻瘫痪就是生动写照。但如本文后面会反复分析的，放弃核心技术开发和核心元件（设备）生产，既不是中国科技人员和厂商偷懒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由于技术封锁（这一点当然存在）。没有不计一切代价地攻关这些今日成为痛点的核心技术、元件，恰恰是中国企业战略性的选择。
创新版图中另一个痛点是“产学研”链条的断裂，尤其是产与研这两段。不过下文会探讨，“产学研”割裂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这一高速发展、拥抱全球化的超大型经济体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第三个没做好的地方则是创新制度和金融支持。实际上，几年前就有专家在采访中告诉笔者，世界各国支持创新的好政策，几乎在中国都有了翻版。但结果是中国的政策环境并没有催生出我们所理解的、牢牢把握并引领原创技术的创新。
然而即使是这些没有做好的地方，在总体上笔者也不认为是中国做错了。没有做好的原因更多是本文重点分析的中国的体制逻辑和发展阶段使然。而让笔者觉得骄傲的事情是，在体制逻辑和发展阶段难以克服的情况下，中国的创新者们已经取得了几乎是次优的结果。
说中国今日创新做对之处，市场化与国际化紧密相连。说市场化，是因为创新主体绝大多数都是市场逐浪者，而创新行为，基本上都是市场驱动。这一点从当年VCD脱颖而出，到其后的互联网精英，再到因低碳技术而一度暴富的无锡尚德，一直到今日的创新标杆华为、大疆，乃至主要做政府生意但并非政府投资的商汤科技，莫不如此。
与这种市场化创新相对的，则是政府支持的各种创新项目，当创新目标是充分市场化竞争的产品或标准时，绝大多数难以成功。从当年国家科委主导的半导体项目到龙芯，到自主操作系统，再到后来的自有3G标准——TD-SCDMA，结局都清晰可见。而近年来稍有起色的大型科技攻关项目，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基本上处于苦苦追赶，稍有不慎就陷入财务困境的状况中，这方面的案例包括京东方之于三星，以及福建晋华之于美光。
反对这种观察结论的人可以举出航空航天科工界的成就和中国高铁作为反例。但两者的说明力都不足。
航天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贡献无可置疑，但与市场化的民用技术不同，这样的科技成果在开发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总体而言清晰的技术路线，允许不断试错，不用操心利润，甚至有不计成本的资源支持。更重要的一点是，航天军工等领域允许中国“自行其是”地认定标准，而不需要依靠在竞争中与对手PK来赢得市场，更不用通过竞争与妥协来界定创新的目标。所以这种创新成果，对中国庞大的创新版图而言，借鉴意义非常有限。君不见能把火箭战机成功送上天的各种“飞”公司，其开发的民用汽车客车，在市场上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而高铁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名片，当然是取得了让人骄傲的成绩。但与航天科工一样，高铁在中国其实是没有外部竞争者的。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很难为市场化创新主体所参照，而后者才是在中国创新版图上的主要玩家。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今日经济主战场的创新是高度竞争、成本至上、市场与用户导向、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反复博弈甚至妥协的。以5G为例，其标准并非早早定下来然后让玩家去比赛看谁跑得快。恰恰相反，目前即将正式启动的5G，是各方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固然需要自己的技术实力过硬，但同样需要考虑供应商、客户、普通终端用户乃至竞争者。很多创新目标实际上要在市场上反复拼争和谈判才能看清楚。这种特点，不要说与国企行为方式相悖，就是与政府扶持也很难吻合。这也是政府支持下的各种创新主体，最终往往在市场上失败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政府支持需要明确的目标，需要总体上可控的路径，否则项目书也没有办法通过。
而且，即便近年来政府支持的方式改成了通过设立各种国家产业基金和定向银行贷款，其起到的作用，也往往是扶持赶超，如京东方之于三星，因为相对而言，这种赶超型创新的路径是清晰的，玩家也并不多。
其实这些道理非常清晰，也是多年来中国的专家和市场主体很清楚的事实。但自从“厉害国”鼓吹者裹挟高铁等领域的可见成就，以及数目字游戏算出来超越美国的”证据”之后，很多人，尤其是部分决策者似乎忘记了中国创新做得最正确的方面就是坚持市场化。
那么，在这种高度市场化的创新过程中，政府是否就没有任何作用呢？非也。我们看到，政府扶持的有具体科技目标的创新项目的确收获不多。但其实，各大创新企业都在两大方面得到了极大支持。一个是国家或相关部门在其产品应用方面的支持。另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这尤其体现在高新区的土地、税收、人才落户以及地方政府贷款贴息等方面。
这些方面的支持与政府对科技创新本身的扶持（即政府直接投入技术开发或指定特定企业如此做）的很大不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是高度竞争性、选择性与交易性的。你不能带给地方政府税收、就业，或者这方面的可见前景（需要本届政府任期内），就拿不到这些支持；反过来，别家政府给的条件好，你就可能走掉。尽管地方政府官员嘴里都会说支持国家创新的战略目标，但心里的账目其实算的很清楚。
今日中国民间力挺华为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华为的技术进步是自己打拼出来的，而不是靠政府扶持。但实际上，华为也得到过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支持，鼓励它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和扩散技术。这种贷款支持无疑与政府直接投入或扶持特定创新技术不同，却与上述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性的激励政策一致。
在地方政府以竞争性手段扶持创新企业方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的这种特惠支持，是没有所有制差异，也没有国别差异的。民企、外企只要达到条件，一样可以享受同等支持力度。这就涉及到中国创新做得正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化。
如上所述，中国的创新成就，市场化与国际化贡献最大。近40年来，每个阶段各领风骚的创新英雄，或者是海外归来带来先进技术和模式，或者是为国际产业链提供产品，即便是单纯主打国内市场的产品，如VCD，也是从国外展会拿回技术，并推广了当时海外流行的与这种技术相适应的消费习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厂商的创新能力，随着其对国际技术、模式或供应链的掌控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舆论占据主流的评论仍然是，中国创新缺乏核心技术，不过是低端组装和生产。其实回过头来看，1990年代以来我们奉为偶像的日韩，它们在家电等领域的高超创新，也并不比组装与生产多了多少“核心“技术。
为何创新要与国际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呢？为何不是在封闭的国内环境中完成呢？因为除了军工航天等特定领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的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华为在内的企业，都把借鉴并大规模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并迅速占领国内外市场作为核心的攻坚目标。而与之相对，国内的环境并没有给市场化主体创造便利的条件，后者要在国内创新，还需要跨越重重障碍，比如官方支持的各种实际已经落后的技术标准。
然而，也正是这种高度依靠全球化产业链和分工合作的创新，让人形成了中国严重缺乏自主技术的观念，数目字化的科技成果管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比如，按照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以核心专利持有为标准的世界创新百强的划分，中国企业只有华为上榜。但与拥有技术相比，中国的杰出企业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市场，以及可以随时升级换代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在电子、通讯等高科技行业。
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单纯从技术上讲，确实还很少有原创到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技术。即便华为主导的5G通讯的技术路线的核心研发，仍然是国外大学完成的。任正非也说过，华为在技术发展上不做第一落点，但在第二落点上要做到无人能与之竞争。华为其实代表了一批中国企业的战略。而从跟进第一点到垄断第二点，其中需要的绝大多数是利用国际资源，从技术研发成果到国际背景的工程师、项目管理人员和财务体制安排。
早在2011年，当时佐治亚理工的科技政策专家Dan Breznitz（现在多伦多大学）就在其名著The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提到，中国已经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体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并不需要格外担忧原创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这种担忧实际上源于一种不安全感。
今天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的断供，看起来坐实了这种不安全感。但创新的残酷事实是，中兴也好，华为也好，大疆也好，在技术研发过程中，不光要考虑科技先进与否，技术是否原创，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成本因素，在可以利用各种资源降低成本的情况下，自然愿意笑纳。这些资源往往具有国际源头，既包括可以免费利用的Android，也包括与各种软硬件兼容良好的芯片。
中国企业这种通过对追踪和引进的技术进行集成应用的创新模式，也与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创新缺乏支持有关。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几乎从不支持技术的攻关与研发，企业只有在产品能达到批量生产的阶段，才能获得银行的贷款。这就逼迫企业必须尽快实现技术落地，拿来主义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但优秀的中国企业如今早已不是被动拿来机械地应用。
最近几年，包括造车新势力在内的高科技风投泡沫，暂时遮掩了科技企业缺乏金融支持的残酷现状。但聚光灯下的几个明星独角兽，远远无法改变中国大多数科技公司难以获得基本的金融资源的现实。
在正常的全球化逻辑下，企业本身既不具有义务，也没有意愿和能力把技术断供当成一个必须预防的选项。同样，哪家公司不想垄断原创技术然后躺着赚钱？问题在于，一家企业，不论其技术多么先进，当其脱离了创新的生态系统，它再原创、再高超的技术也会被抛弃，因为每一家公司都要考虑创新的成本，都不愿意为其它公司的原创技术支付过高的成本，也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技术发展的预期，来选择适宜的上家技术。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生态系统肯定是国际化布局的。
以电子通讯领域为例，这种国际化布局就体现为美国的芯片与软件、欧美的设计、日韩台的精密零件和中国的集成总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厂商所具有的集成总装能力是和控制终端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程序上的下游并非一定是价值链上的下游。
当然这种模式在中美贸易战时代受到了一定挑战。但在这种格局下，断供一定是偶发、局部的，否则上游企业也承受不起。因为华为被断供而质疑中国创新的整个国际化布局和全球化资源配置，并不明智。
总之，我们都应该承认，创新的国际化是中国创新版图上的一块主要成就。中国的创新玩家们，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创造的资源的国际流动，让中国的创新迅速崛起，走对了这一步棋。
谈到中国科技创新，一直被有识之士称为痛点的就是中国的产学研合作不尽如人意，为此，尽管过去多年来，从政策到资金再到人员上，科教部门给予了巨大投入，但似乎在很多领域仍然收效不佳。当然，由于这一块缺乏有效的数据，我们的判断实际上也更多是根据专家们的各种公开评论。
但如果认为中国创新成就的主要基础在于市场化和国际化，那么理解中国产学研合作不佳其实很简单。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的创新总体上是高度市场导向、用户导向的终端产品，当然等不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细工出慢活。这实在怨不得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做的工作不接地气，也不能怪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急功近利。如果中国的创新能在源头和终端通吃，那自然可以提供机缘，让企业与院所从最尖端技术的最基本参数开始攻关，但正如上文所说，这种攻关出来的产品等到了市场上，可能需求已经变了。
从国际化的角度而言，中国创新的最核心成就是终端集成，被集成的是全世界分布的各种资源。这里面既包括技术，更包括已经对技术进行相当程度消化的器件开发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是行政指令，中国创新企业并不必然考虑与本国技术开发的院所合作，更不要说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大学。就算合作，中国的院所也只是创新企业若干资源配置中的一个来源而已。语言、文化和地域的相近也许可以促成研究合作，但市场需求的巨大磁场的变化，可能会分分钟抵消这种便利。
有学者用研发高铁技术的中国铁道研究院，或北京交大与西南交大等铁路技术研发重镇发挥的作用来说明，只要创新自主了，产学研合作就会通畅，或者反过来。但如上文所说，高铁的成就是在非竞争性的路径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在高铁发展中起到作用的这些科研单位，其最大的作用不是开发了原创技术，而是帮助企业进行了技术集成。在中国高度市场化的电子科技或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诸如铁路科研院所享有的这种从事集成化研究的“福利”是很难外溢的，因为在高度竞争领域，企业自身是最能把握竞争与需求动向的。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其实我们也能更多地理解联想等早一代大型科技企业，它们经常因为缺乏自主研发，而被评论者以怒其不争的口吻批评。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茬科技企业基本上都诞生于1980年代科技单位转企，其缔造者也往往是中科院和大学系统的科研人员。为何科研人员出身的柳传志及其继任者反而不执迷于技术研发呢？原因很简单，作为有技术研发经历的一代创业者，他们最有机会看到，利用全球化配置的资源与自行研究的巨大差别。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会把柳传志与倪光南有关联想是否要发展独立技术之争情感化，但站在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角度，思考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而一个反例是中国自行研发3G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科研院所转企的大唐等公司可谓极尽其力，如果不论3G成败，可以说这里的产学研合作实现了紧密衔接。但我们今天都知道，结果并不乐观。
从支付宝到共享单车，商业模式创新一度被吹捧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和以美方断供为手段的高科技角力，在舆论场上商业模式创新又从天堂跌倒地狱。但实际上，正如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成就——以把握市场为基础的技术集成能力——一样，商业模式创新也是中国社会文化与四十年来经济和制度发展的特定产物。
首先，商业模式的创新与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对人们传统生活模式的冲击有关，这一点中美及世界各国概不列外。其实早年互联网的B2B和B2C就是这种模式创新，但在社交媒体和各种算法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前，互联网的影响或者存在于专业人群中，或者局限在只能影响大众的均一行为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早期的B2C就停留在电商零售上。但在社交媒体和移动通讯兴起后，基于流量和算法的技术革命几乎一夜之间让互联网的影响深入人群中。这必然带来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虽然在这些领域，中国仍然有不少是学习美国的，但基于国情和突破旧有管制实现的创新也不在少数。
其次，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创新的重点并不在研发核心技术，而是在技术应用的第二落点上，所以中国的创新者，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首先是下倾的，即观察和思考市场的应用。这种趋势自然也会影响到新一代的创新者。
第三，曾几何时，我们看到困扰中国新产品开发的一个问题是，同质化产品的迅速出现和产能过剩。过去，我们主要在缺乏原创技术上找症结。实际上，缺乏独家技术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趋同性、从众性文化特征也是导致这一点的原因。
如今，随着流量、算法技术让对人群细分更加可能，基于这种细分的模式创新也会格外吸引中国的创业者，让他们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可能没有那么多同质化的竞争者，或者即使有，靠着自己的模式也比较容易胜出。当然，实际上的细分往往没有预想中那么完善，因此旨在细分市场的模式创新，往往也会导致同质化产品的厮杀。比如共享单车，在OFO和摩拜之后入局的每一个玩家都声称自己定位的特质化，但这并没有改变大家拼街头投放这一同质化竞争策略。
但无论商业模式创新是否真正做到了细分化市场，这种努力都值得在反思的基础上加以肯定，而不是需要“厉害国”时就把它们吹上天，遭遇断供了又鄙夷到底。需要看到，对于中国科技创新而言，商业模式创新带来了基于对市场的把控，而在技术发展上拥有更大发言权和想象权的机会。所谓想象权，就是在产业链的下游玩家，可以和原创技术的研发者同样来展望未来技术发展的形态。这方面，通过社交网络判断商家与个人信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就属于中国的商业模式创新为技术升级带来机遇的典型案例。
所以商业模式的创新，完全可以算作中国创新做对的一步。
通过上面的总结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把控市场和工程，以及模式创新上的进展，在总体上缺乏原创技术情况下，取得了优良成绩。从中国的集权管理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特定发展阶段这两点出发，中国的创新者们无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或者用本文题目的话讲，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对了。
但我们也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各个领域缺乏最顶端的核心技术开发和核心原件（设备）生产、产学研链条的断裂，以及对科技创新的制度和金融支持欠佳，这些是我们创新领域的痛点。但是，本文通篇都在讨论，很难说这些痛点是我们做错的地方。因为制度，因为国情，因为发展阶段，甚至因为创新者的偏好，导致了我们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汲取全球化赋予我们的资源，来努力缓解这些痛点给创新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这也形成了路径依赖，不利于我们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笔者在此文和在近期其他文章中一再强调，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断供绝对算不上全球化的逆转，但也要承认，上面的几大痛点，在断供的打击和对中美科技脱钩的担忧下，会更加难以解决。因此，我们也确实需要更多地探讨解决或者克服这些痛点的办法。
只是这种解决方案不应该是无视我们几十年来在创新上已经做对的地方而另起炉灶。那种认为通过发挥大国潜力和动员能力，就可以靠一己之力来通吃创新链条的想法，绝不会让我们的创新做对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