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曾总结说，指导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理论在体系构建上存在明显硬伤，主要是它的方法“几乎是凑出来的，工具性太重”。宏观经济学的这些硬伤，过去几年明显遭受了巨大挑战。基于既有宏观经济理论大厦做出的一些论断，经常出现把脉不准的尴尬情况。

宏观经济学上有个“菲利普斯曲线”理论。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总结英国宏观经济数据时发现，宏观管理上存在一个两难问题：通货膨胀和就业的理想目标不能同时达到。借助宽松的货币政策或相应政策组合，可使失业率下降、实现经济形势上行的目标，但通货膨胀往往也起来了。菲利普斯据此画出一条曲线，用以诊断经济的区间及可能出现的拐点。

但在过去10年的美国，“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经济增长关系的“跷跷板现象”好像消失了。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努力实现复苏，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仍在低位运行，多数年份增速处在1.5%—2.5%之间，但美国的就业却一直向好。事实还不止于此。在与美国经济构成并不一样、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模式差异相当大的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也出现了这种悖逆成熟宏观经济理论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背后一个共同因素就是过去40年间，替代人工脑力劳动的电脑和互联网经济，尤其数字技术、多维数字终端以及互联网共享技术，让美国经济、事实上也让世界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一个普遍趋势是，过去大车间流水线和模块化的制造经济，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智能智慧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过渡，区别只是有的国家成分多些有些少些而已。在新技术条件下，第一、二、三产业对应的劳动就业弹性远远高于过去。

以“菲利普斯曲线”为代表的一些宏观经济理论失灵，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调整也出现了连带效应，即没能及时适应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观察一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来宏观调节政策以及货币工具的配套跟进，或能收获一些有意义的启发。

第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现的所谓“失去的20年”。总结起来，原因大体包括：日本当时的产业战略出现失误，错过数字技术时代的机遇;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内需不足;日本的营商环境和政策输给其他一些更加“重商”的经济体等。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日本经济战略和资源构成的事，但事实上，日本央行在经济处在长期下行甚至萧条期间，仍然墨守已被证明失效的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尤其接受了19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教条，放弃带有某种政府公共品组合性质的凯恩斯主义。尤其在“失去的20年”后期，宏观管理政策放任，货币政策脱离财政政策，导致日本接连错失经济增长的机遇。直到最近几年安倍“三支箭”射出，公共投入力度明显加强，才显现走出低谷的迹象。

第二个例子是欧洲在新世纪初期出现长达15年的经济下行期。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欧洲的货币政策虽然统一了，但财政政策无法和货币政策配套进而形成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组合;也有人说是高福利的“欧猪四国”寅吃卯粮，债务过高、储蓄率低、投资增长乏力，拖了欧盟后腿;还有人以创新乏力等因素解释欧盟经济增长缓慢。表面上看，这些都是欧洲自己的问题，但实际上，至少在救助“欧猪四国”的货币政策层面，欧盟和日本犯的是同一个毛病。不改变新自由主义偏向的放任管理，把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要素流通、充分就业两个任务共担起来，欧洲很有可能会走上日本“失落”的老路。

第三个例子是一直追求强劲复苏而不得的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周期时长大概是5.2年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让其低迷时间更长，强劲复苏不会很快到来。事实确是如此，美国经济不断反复，从奥巴马时期到特朗普政府，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决策者们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好学生。如果当下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经济现实在与过于谨慎的经济刺激政策拔河时处于劣势，美国经济可能会有更长时间的低增长甚至出现停滞。

过去40年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团队都不同程度受到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熟起来的新主流经济学和货币政策思想影响，当宏观经济结构已因技术条件变化而发生巨大结构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和政策加以引导时，决策者们往往因理论落后于实践而习惯性地沿袭老的政策组合，结果酿成苦果。日本失去20年，欧洲失去15年，美国失去8年，都或多或少与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缺乏创新有关。从这个层面讲，既有的一些可谓成熟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真的遇到坎了。

欧美日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的前鉴。我们需要根据世界经济大势，结合中国经济实际，研究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以适用于新的经济结构和现实。今日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者和决策者，应该学习1978年或1993年时候的改革先驱，大胆推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货币理论和政策，帮助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让经济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