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球上人均的预期寿命，更加触目惊心，非洲地区不到西方国家人均的一半年龄。人人生而平等，但如果连生命的长度都不平等，怎么可能是平等的？非洲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条件。这个又是和他长期的殖民历史，导致没有基本的治理能力是有关系的。再比如非自然的死亡率体现的是社会治安，每10万人口的监狱人口，美国是最多的。美国每10万人口有700人在监狱里。无论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700人在监狱里，每一个在监狱里的人背后都有受害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发展模式。西方的道路，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对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的历程做一个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幸运的一点就是，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所有重大的时刻，我们都做出了符合当时需要的重要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抉择。
建国之前，党和中央领导人设想，要先进行一段15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就是实行混合经济。政府和市场都发挥作用，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发挥作用，同时也对外开放，这比较类似于改革开放后做的事。
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了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实施了计划经济，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外交上，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想从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来讲一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启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我们现在一讲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指GDP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当时我们面临着更紧迫的4万万同胞要吃饱饭的问题。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必须有基本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基础，这三个目标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把资源更多的放到重工业上，可能会影响人民的生活。在这种压力下，新中国头几年的时间做出了第一个选择，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重工业只占20%多，大部分工业是轻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1949年我们人均工业品产量很低，当时人均石油可能只够今天开几公里的汽车，人均钢产量只够每人打一把菜刀。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天安门广场前的公共汽车烧的都是煤油，公共汽车上要驮着一个大袋子。
这些决策并不是顶层设计，也更不是仅仅从模仿苏联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而是有一个本身的逻辑过程。逻辑过程的第一步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的原因是当时民族工商业遇到了困难。当时民族工商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主要原料来自于农业部门。当时还没有化纤，没有这些工业化的原料。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统一市场形成了，社会安定下来了，对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民族工商业很快就遇到了经营困难。
1950年4月，上海爆发了一场危机，史称4月危机。中央派陈云同志到上海处理这次危机。他经过分析发现，实际是因为我们没有重工业基础，轻工业发展起来也缺乏必要的原材料，所以就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开始时是通过国有经济的力量，帮助民族工商业解决原料以及销路问题，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公私合营。
第二步，因为重工业基础限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重工业主要的是解决能源、机器、原材料的问题。没有这些，我们的轻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也升级不了。我们当时的农业还是小农经济，如果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办法提供化肥、良种的改善，以及农业机械这些条件。加上我们军事工业的需要，很快就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苏联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方面，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支持，所以形成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格局。
重工业优先发展，紧接着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重工业的初始投资需求很高的，建工厂、建能源基地，都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才能启动重化工业化的进程。那时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人均只有几亩地，人均的占有的粮食产量只有300多市斤。大家计算一下，如果只有300多市斤的粮食，相当于一天只有一斤，还不包括我们要吃的蔬菜水果禽蛋，仅能够勉强糊口的水平。这种情况下重工业要优先发展，我们又必须从农村积累一些剩余产品才能够集中到重工业部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进行了农村的统购统销和农业的合作化。消灭了农村的市场、市场机制，过去靠私人之间粮食的买卖，当时就被禁止了。由国家统一按照固定价格，向农民进行收购，留够农民的口粮，剩下的粮食都转移到城市里来支援工业化建设。这种机制实现了把有限的农村的剩余，集中到城市和工业部门，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有的学者认为，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还有国民党的建设时期，也在努力地想启动工业化。但因没有解决好怎样从农村比较公平又稳定的积累剩余的问题，所以导致了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我们通过政府的组织力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本身来看，它是破坏了农村的市场机制。城乡之间存在的剪刀差，也对农民的生活有一些影响。但从整个当时发展的大环境来看，应该说这是退而求其次，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办法。
第四个，因为我们要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没有完整的市场机制的，比如能源、原材料。在它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没有下游产业来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消费这些重工业部门的产品。如果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市场只会把资源配置到收益比较快、投资比较小的领域，相对来说更有竞争力。为了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我们就实行了计划经济。
照片上的就是运十，也是当年上海生产的，它是1970年立的项。当时就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各条战线的优秀人才都集中起来，生产这种具有战略性的产品。
第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有限的剩余产品都放到重工业部门去，吃饭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当时配套的也有一个机制，吃油条、豆腐、骑自行车、穿衣服都要靠票证。票证实际上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制度，当然对人民的生活也有影响。
上面这几个制度，实际上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共同目标是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好地集中资源来实现现代化。这些制度如果分开来看，每一个好像都有问题。我想多吃几个油条，没有票我就买不到。农村我卖粮食，想卖贵一点，国家也不允许我卖。分开来看都有问题。但从一个系统看，作为起点低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你既要维持人民正常的生活，又要集中资源去实现现代化，又要保护国家的安全。这些制度组合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因为我们不像英国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本来土地就比我们多，很多的殖民地可以缓解问题。自己的国家养不下来的人就到殖民地去，自己国家没有的资源就到海外去获取，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些条件的。所以总体来看，至少从经济逻辑来讲，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其实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么多国家搞社会主义，只有中国走到了今天，实际上和历史传统里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有关系。
《礼记·礼运篇》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就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孙中山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曾到欧洲去游历，他就发现欧洲是一个经济问题解决的很好，但导致了很大社会矛盾的地方。他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开始现代化，在开始时就要重视这个问题。还说中国将来应该先搞社会革命，再搞经济革命。新三民主义里面的民生主义，他自己的翻译就是socialism，社会主义。后来他的理想没有实现，是新中国帮助他实现的。
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他说，资本主义很好地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没有很好的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他说，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是合理的，不是偶然的。
不光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孙中山先生这样的革命家，梁漱溟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共识，中国不能完全走西方那种导致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分化的发展道路。
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主观上没有模仿苏联，但事实上当时没有经验，很多办法还是从苏联学过来的。到1956年，党和政府就发现到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东欧匈牙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国内矛盾。这些都启示中国怎样去防止这些国家走过的弯路。
第一，苏联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决策效率是非常低的。苏联的计划体制是一种比较纯粹的计划经济。西伯利亚要生产一块肥皂、一根火柴，都要莫斯科下达指令。苏联在各个地区之间形成一个分工的模式。我们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它的前身是瓦良格号，是在乌克兰的造船厂生产的。当时它在整个前苏联的分工，这个地方就只管造船。这和我们现在的中国不一样，钢铁也好，铝也好，金属也好，纺织也好，计算机也好，AI新的技术也好，很多省份都有。这个基础来源于我们1956年要打破苏联这种高度集中、各个地方间高度的专业化分工的模式。这种模式效率也是非常低的。当年苏联有一个计划委员会的主任计算过，说如果是全苏联的人都来做计划的话，那么1964年的全苏联国民生产的计划，要1980年才能制定出来。
第二个，苏联在政治上，他的官僚主义、官僚体制一步步地走向僵化，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度。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本来是要打破资本对人的奴役。苏联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等级制度和干部特权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也是中国要突破苏联模式的原因。
第三，在国家利益上有冲突。当年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中国非常尊重他。但在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苏发生了矛盾。苏联大部分地方在寒带，洲际导弹想覆盖全球，有的地方够不着，所以就希望在中国沿海建设基地。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允许外国在中国驻一兵一卒。另外还有一些在理论问题上的分歧，60年代我们和苏联也进行了一些争论，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探索突破苏联模式。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进展，第一个探索就是突破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表现为我们1958年和1970年，两次向地方下放权力。
一五计划时，我们80%的企业是由中央来办的，集中在中央。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控制的产品只有600种，控制的主要是大宗产品，钢铁、石油、粮食。大部分的消费品是交给地方和一定程度的市场来配置的。改革前，只有3%的国营企业是直接由中央来管理的，大部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了。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就是因为经过这两次的权力的下放，让中国的大多数省份，都有了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地方企业，包括地方政府之间都在进行竞争、招商引资。很多地方都有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些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竞争式的市场体制，它的源头就来源于我们当时的计划经济。
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过两次下放，已经是一个在地方比较有很高积极性的计划经济。当时还有很多的配套措施，为了鼓励当地的地方经济发展，中央部委改变厂矿的设计标准，设计出来适应地方的小厂矿。当时的五小工业叫做小化肥、小机械、小农机、小造纸，到新世纪之后，又发现这些小的企业污染严重，技术比较落后，但当时来看它确实促进了我们市场的繁荣。
权力下放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就是农村的工业化。我们现在一般说农村农业，工业化城镇化是连在一起的。其实不管是西方还是我们中国，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农村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农村自己也需要一些工业，比如小型的农业机械、化肥、食品加工。因为这两次体制的下放，中央把企业下放给地方，地方可以进一步的把企业下放到农村去。现在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农村，包括上海郊区、苏南、浙江的农村，乡村产业最早发展起来的时候，也是得益于我们70年代的体制的下放。
另外一个方面，突破苏联的官僚体制的僵化，表现在要多次的重提我们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给基层的群众比较高的地位，密切地联系群众、党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这些也是现在我们党和政府非常提倡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启发的模式，叫鞍钢宪法。
这用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词，鞍钢是和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对应的。鞍钢宪法主要的内涵，是打破在企业里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的僵化管理。当时用的词就叫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鞍钢宪法实际上对应的是美国在20年代之后的福特制。我们知道福特汽车最早的时候是美国的福特发明的，福特制的特点就是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每一个工人都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要是设计好了，你就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后来丰田模式和福特是不一样的，丰田模式就是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加工的工人、组装的工人组成一个小组，那么他们可以比较灵活的根据不同的消费者的需要，把生产和加工和设计包括营销组合在一起。我们中国的海尔集团其实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就和当年的鞍钢宪法有相通的地方，但鞍钢宪法更多的是从提高工人在企业里面管理的话语权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这个问题也有西方的政治学家研究过，美国有一个叫奥尔森的政治学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他就说对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僵化。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这种问题。利益集团一旦攫取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就会造成社会僵化。中国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没有任何强势的利益集团，才能够让各种要素发展。当时我们非常重视，把资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也带动了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公平。
看这幅图，1965年的时候高中的农村学生只占10%不到，但到1976年，农村的学生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我们当时比较重视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这也才能保证了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人才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
第三次是1970年代，从一边倒到打开向西方开放的大门。尼克松1972年访华，实际上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经过大概十年的时间，就全面地打开了向西方开放的大门。这是个非常有历史的远见的事，抗美援朝刚刚打过仗，当时中国宣传的也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
对比一下中国和苏联后道路，我们前30年是以重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我们的轻工业、加工工业以及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全部都繁荣起来了。苏联一直到解体也没有解决好重工业一家独大的问题，轻工业到现在也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的范围。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分工越细市场的范围越大、经济形态就越高级。只有分工才有专业化，你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才能够产生足够细的分工。苏联当年只有3亿多的人口，他的市场还没有大到让中下游消费品、工业产生非常细的分工。所以他的重工业永远升级不了，延伸不到下游，停留在傻大黑粗这个程度。我们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它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全球化是可以融合的。这个起点就是1970年代。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为什么是1972年而不是1952年、1962年？也不是1982年？因为在197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条件。60年代我们具备了两弹一星， 70年代初具备了自己比较独立的国防和重工业体系，1970年的时候我们的石油已经可以自给了。我们有两弹一星，大飞机也都已经开始生产了。
另一方面，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开始慢慢地转为攻势。因为当时石油涨价，苏联的经济实力上涨得很快，越南战争也遭到了挫折，美国就越来越不能忽视中国这样一个实力的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欧洲国家做生意，和美国做生意，是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这个在发展中国家里是很难做到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做生意，特别是接受他们的贷款、经济技术的援助和合作，都是附带政治条件的。我们当年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就是台湾问题，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日内瓦不停地和美国谈判。因为台湾问题，它始终不肯放弃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我们也坚守着这条底线。70年代我们有了这样的实力，所以可以在不放弃我们政治主权的条件下，达成对外开放。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可以这么平等地和这些西方国家，建立经济上合作关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然后就讲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有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80年代，实际是有两种意见的，一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还是要坚持原来的计划经济。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要全盘西化，所有的制度都要学习西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没有成为现实，我们在保持了政治和基本制度稳定的情况下，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我想用一个三段论的方式来概括。我们改革开放也有很多经验，而且是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成功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们全盘拥抱市场，因为当时主要矛盾是市场发挥的作用太少。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一统天下，市场发挥的作用太少，在这个阶段我们全盘地去释放计划经济的遗产。计划经济时期积累了很多重工业的资产，积累了很多人才，但没有市场把他配置到合适的地方。所以在80、90年代，我们通过市场机制的发展，把过去积累的资源激活了。80年代我们获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的速度。
90年代中期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因为市场它在大部分领域是能够起作用的，但在一些领域市场是会失灵的，比如市场解决不了社会公平的问题。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它会扩大社会的差距。
第二，社会解决不了一些公共产品提供的问题，特别是基础教育、公共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这些问题还是需要政府的参与。还有基础的科学研究，当时我们很多科研院所下放给这个市场，那么科研院所它下放给市场，它的目标就是要挣快钱，做短平快的项目。所以9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借鉴西方的经验，来解决市场失灵。因为市场经济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在市场经济早期，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市场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北欧的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比中国要大得多。比如北欧的瑞典、挪威，他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达到50%以上，国有企业也有非常大的比例。这些国家如果从所有制来看，比中国社会主义的成份更大。政治上他不是，和我们还是不一样。
所谓第二个阶段借鉴西方的经验，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建立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建立了对金融的监管的制度，像银监会、证监会都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我们也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这些也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借鉴西方的经验来解决市场失灵，包括累进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
第三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后，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之前我们学习西方经验能很好解决问题，但这个阶段，有很多问题是西方也没有遇到过的，西方自己也没有解决好。比如现在美国遇到的产业的空心化、金融的过度的膨胀，包括要修基础设施、修高铁，修不成。西方的经济增速也一直在低位徘徊，还有生态环境问题，其实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你看中国一说不从西方进口洋垃圾，很多国家的垃圾处理都成了问题。西方它自己发展的优势，实际上是建立在把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既然西方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2008年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就是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应对危机，去解决西方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地从一个制度的模仿者，变成一个制度的引领者。
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个脉络。回顾一下，第一个阶段就是80年代是自由市场的兴起，大概是9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的特点，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非常比较公平的社会。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但总体来说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是建立市场经济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市场竞争最高的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如果你的起点不公平，在财产、在学历这些方面不公平，那么就很难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我们当年经过了长期的社会革命，都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起点上，很快地就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市场。80年代的时候， 那时所有家庭的生活很快改善，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后来就是摩托车、汽车。这就体现当时的改革是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积累了很多势能，因为改革前是重工业优先，大量资金集中到生产部门，没有给老百姓去享受。改革开放后我们把重工业的资源，转移到市场比较有效的轻工业的部门，生产实现了繁荣。消费这方面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都是为国家的重工业做贡献，工资都是被压低了的，在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地恢复，加上农村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收入。80年代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一个年代。
我们之前的历史条件和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多方面的条件结合起来，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包括农业的危机，因为包产到户之后，确实很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因为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单个的小农没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市场竞争的，所以90年代之后，加上当时农村的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之前是由农村的公社来提供的，农村的公社实际上主要还是农民自己的钱。这个时候我们的财政还没有充分地投到农村，但农村又要有这些公共服务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是农村农民的负担最重的时候。
同时城市90年代，国有企业开始遇到了困难。国有企业遇到困难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的部门。还有集中在一些主要是为了满足政策性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满足经济利益的这些部门和地区。但当时确实有很多企业，为了满足国家的政策性的职能，它实际上是放弃了在经济上收益的。比如三线建设，当时是把很多上海的科研院所、企业，整体从上海搬迁到中西部的地区。
另外还有人口老龄化，我们中国的人均寿命，在建国时是35岁。如果人均寿命只有35岁，肯定不会有人去读博士，因为博士毕业都要30岁了，不会有人去考虑长期的投资的问题。到了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8岁。这也是我们后来经济快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均寿命达到68岁的时候，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这些疾病就开始慢慢的产生了。到90年代的时候，很多企业实际上是被老龄化、被疾病和疾病谱的变化而导致的成本过高的增长。农村遇到了危机，城市也遇到了危机，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优先发展的是东部。
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现在全国集全国之力支援深圳、支援东部，包括上海的浦东开发，将来到了一定时候东部也要去支援西部。从9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上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开始进行加强宏观调控。重建社会保障的体系，进行西部大开发，建立最低的生活保障，进行教育医疗的改革，这个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个阶段的主线。
那么这个阶段，坦率来讲，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里做的是非常好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就像我们小朋友在班里学习一样。如果他本来学习成绩很差，调皮捣蛋的一个小孩，你稍微抓紧一点，他就能变成一个成绩中等的学生，这是比较容易的。但从中等收入的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这是非常难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一百多个国家迈出了第一步，从穷国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但这一百多个国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又进一步地变成高收入国家的，只有13个。我们说发展繁荣并不是常态，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在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失败者。糜不有初鲜克有终，大家都出发了，但是真正能够走到终点，成功的是很少的。这也是我们中国现在要避免的一个问题，避免入中等收入陷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菲律宾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当年都是全球瞩目的明日之星，巴西在60年代到70年代，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4%，比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还要高。菲律宾当年就是亚洲的灯塔，全球认为他是亚洲将来最有希望的国家。菲律宾按人口也可以算是一个大国了，但他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因为没有解决好腐败的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基本的民生问题、社会公平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戛然而止。现在黑社会遍地，城乡差距非常大。少数的家族攫取了发展的资源，大量的农民因为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工作，在城市里住贫民窟，然后导致社会的动乱。这是很多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之后遇到的陷阱。
这样来对比一下，我们中国在刚刚改革开放十几年后，就开始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社会保障的体系。21世纪初的时候，农民还是没有医保的。我爷爷我奶奶那个时候生病，是没有医保的。但现在我们中国的医保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大部分的农民都有医保了。
但我说一个数据，也是我们亚洲另外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我2008年遇到这个国家的一个学者，问他，你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实现医保全覆盖？他说我们政府的计划是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他始终没有实现全民的医疗保险，大部分人还是要靠买商业保险。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有很大的利益集团。商业保险公司和药品的产业，他们不希望政府去办医疗保险，因为政府办医疗保险，肯定不会用很贵的药，而且会控制过高的医疗费用。
这样对比改革开放的90年代之后，我们这么快地就建立了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的等这些制度，缩小地区差距的制度，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已经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高国家的水平了，已经达到中等接近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了。只要我们就继续按照现在的好形势稳定地发展下去，我们是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奇迹了。
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超越了贫困陷阱。现在很多非洲国家还陷在贫困陷阱里，因为基础设施、重工业、社会的组织，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改革开放后，我们又通过及时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又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去改善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我们应该说是已经基本上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之后我们要做的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就是到2050年，我们建国100年的这30多年的时间，要从一个制度的模仿和跟随者，变成发挥制度优势，来引领新常态。金融危机后，我们在全世界看一看，现在西方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它没有解决、没有找到一个普世性的成功发展道路。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从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刚刚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所有的国家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展实业上。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国家技术进步比较快，经济发展比较繁荣，社会也比较公平的时候。到了80年代，西方国家就开始出现了逆转。因为经过了30年的和平发展，垄断资本慢慢地形成了，利益集团慢慢地形成了。而且很多的产业开始饱和了，劳动力的成本、能源、资源的成本也开始上升了。所以80年代的时西方国家又出现了几个强人，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包括放松政府的管制、削减社会的福利，鼓励更多的资本到国际上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去投资。这些做法从短期来看确实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是把双刃剑。
借鉴西方经验来解决问题，是有副作用的。比如政府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对资本的监管，很多资本就会去炒房，去炒作金融产品。为了缓解当时的经济困难，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把很多的制造业，包括高科技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就是它自己产业更新，人才培养、劳动力培养，这个体系被削弱了。这就是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产业的空心化问题。这些措施短期有好处，但长期来看反倒损害了他们的竞争力。
从全局的情况来看，美国出现了很大的贫富分化。因为实体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能找到工作，贫富差距是比较小的。一旦把主要的精力放到金融、房地产这些行业后，那么贫富差距就会扩大。特朗普上台之后想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没有很明显的进展。
从全球来看，为什么说全球的发展模式不是普世的？近代以来，进入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发达的国家，加起来一共也就是十几亿的人口。而这十几亿的人口也基本上都是在18世纪，第一波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形成的资本主义强国。后来为什么这些国家一直在金字塔的顶端？实际上是以全球的不平等为前提和条件的，建立在全球不平等扩大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拼起来的晚上亮灯的世界地图，发达国家10亿人，消费了80%的资源，全世界86%的消费是由20%的人来消费掉的。再看其它一些指标，其实就更加触目惊心，比如基尼系数。现在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系数是比较小的，特别是拉美这些资源型的发展中国家，它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是依附性的，它的主要的经济产业能源等这些部门，实际上都是加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里面的。所以这些国家有少数人富可敌国，但大部分人还生活在原始的经济的这种状态。
地球上人均的预期寿命，更加触目惊心，非洲地区不到西方国家人均的一般年龄。人人生而平等，但如果连生命的长度都不平等，怎么可能是平等的？非洲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条件。这个又是和他长期的殖民历史，导致没有基本的治理能力是有关系的。再比如非自然的死亡率体现的是社会治安，每10万人口的监狱人口，美国是最多的。美国每10万人口有700人在监狱里。无论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700人在监狱里，每一个在监狱里的人背后都有受害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发展模式。西方的道路，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
西方国家是建立在消耗全球的资源以及扩大全球的差距的基础上的。对中国来说，首先我们没条件再走这条路了，资源是有限的。从传统道义上来讲，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够通过剥削别的国家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增长。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确实西方的这些办法我们学不来了。
一、占据世界经济技术的制高点。过去我们主要是模仿，下一步更多的去进行自主创新。
二、扩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现在很多领域的投资，比如海洋的开发、我们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70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非常的辉煌。我们避免了很多贫穷国家掉入贫困陷阱的命运，也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但想将来的30年更加成功、更加辉煌，当然目前还遇到很多挑战，我们必须要走过去。国际上的贸易摩擦、国内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我想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道路，只要我们的方向目标是正确的，路不怕远，大家一起走，一定能够走到更胜利的彼岸。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观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