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炮火的硝烟，一边是雪茄的味道，正如那时的中国的命运，还陷在迷雾里。
文件的名字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一个月后正式实施，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创世缔约国。
二战结束后，围绕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召开了很多国际会议。中国是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也是这些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尽管拿的是筷子，好坏也能分点蛋糕。
而关贸总协定，就是在古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的一个成果，意图在战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建立更开放的市场。
整整一年后的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这是一道命令，里面有一句话：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到了十月，天安门前的旗帜就换了颜色，城楼上传来了一句充满豪情的湖南话：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咯！
之前那些由国民党签署的各种国际文件，也因为政权的变更，成了不好解决的麻烦事。
西方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文件就没法继续生效。中国与关贸总协定，也就断了联系。
当天安门上的湖南话响起时，有个湖南小孩，六岁，正到上学年龄。
当年母亲生他时难产，40多个小时没生下来，接生婆毫无办法。这时，村里一个男人说他给女人接过生，可以试试。
他的办法是，提脚在孕妇的后背上踹了一脚。结果，孩子真生下来了，母子平安。
这个小孩叫龙永图，父亲是长沙税务局的会计，后来带家人去了贵阳定居。
当时的他们不会想到，长大后的龙永图，做的是一件让中国和世界重新恢复联系的大事。
把当年延安的硝烟，和哈瓦那的雪茄，联系到了一起。
1973年3月，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中国向欧美国家派出了一批留学生，这被认为是中国开始接触世界的标志。在这之前，要留学也都是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一年前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再加上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需要有人在国际舞台上工作了，但当时国内懂英文的人非常缺，所以先派一批人出去学习。
在这批留学生里，就有龙永图，他去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经济学。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同学，学的是国际关系专业，名叫杨洁篪。
杨洁篪的英语水平很高，曾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十五年，英语和母语一样流利。李光耀曾评价杨洁篪，说他的英语词汇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一批出去留学的还有王光亚，后来做到了外交部副部长。张幼云，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的翻译。周文重，后来做了驻美大使……
当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外国的教室里学习英语时，国内的文革还没有结束，很多同龄人还在下乡插队，每天种田放牛，对着田野喊语录。
命运，就因为国家的一个决定而改变了。
但具体到龙永图身上，他个人的一个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选择，就是高考志愿。
当时，因为跟西方国家交恶的原因，学校的英语系几乎没人报名，招生人数不够。老师就做他的工作，说，你要是学了英语，就能直接读莎士比亚的原著了。
龙永图一听有道理，就转了系。为了练好英语，他每天对着《参考消息》上的汉语新闻，用英文翻译后再进行朗读，并要求自己每天能要背出其中的一篇。
那时的《参考消息》，标题都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到底的七亿人民》
《满怀信心的国庆节：白土吾夫说我国经济生活非常富裕生产建设热气腾腾》
《普遍注意社论猛烈谴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
报纸的左上角，会有一句毛主席语录，和报刊题名一样醒目。倒是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不敢随便念了：To be,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毕业后，龙永图被分配到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作。本想当作家，最终却走上了父亲搞经济的道路。不过也好，那时候写东西的，很多都去了牛棚。
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被派往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随后又被联合国选中，担任了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官员，这是一个负责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援助的组织。
那时，中国以世界革命者的领头人自居，一心想拯救外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给与比自己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大方的援助。
从1954年起，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4000多元。而那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
1970年，中国开始帮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全长1800公里，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十年。起初，非洲本来是想向苏联求援，但因为花费太高，苏联没答应。
转而向中国求助，主席一听，毫不犹豫，当场拍板说：“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最终花了9.88亿人民币。因为这笔支出，到1973年时，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但我们自己，却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表现是相当硬气。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许多西方国家提出要向灾区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都被中国拒绝了，包括来自国际红字会的援助。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和其他所有自然灾害一样，地震本身是件坏事，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可以让我们学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在联合国上班的龙永图，正好负责这部分工作，他意识到，拒绝援助会在世界上造成不良的影响。人家不会认为你强大，只会认为你不合群。
所以，他不断向国内汇报材料，说接受援助并不是接受一种施舍，而是国际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还真被说动了。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出现了30年不遇的大旱灾，近2亿亩农田几乎绝产。中国首次敞开大门，接受了2000万美元的国际赈灾物资。
用龙永图的话说，这是中国真正加入世界大家庭的破冰之举。
也是在1980年，中国派人参加了关贸总协定举办的贸易政策培训班，开始与这个多年前中断联系的组织进行接触。
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需求变得迫切。中国外贸总额的80%，都是与总协定的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只有加入这个大组织，才能进行更大的贸易活动。
但谁都没想到，离最后的成功，还有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龙永图在国际上的称呼是Mr Long，有外国人就和他玩笑说：
这注定了你做的事是一个long process，一个漫长的过程。
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申请，要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
4年前，中国获得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身份，也就是可以列席会议，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听听人家怎么开会的，但不是会员，不能参与事务。
就像现在巴勒斯坦和梵蒂冈在联合国的地位。这哥俩是联合国唯一的两个观察员国。
至于为什么要这一年正式提出申请，与香港有关。
1984年底，中英发表联合声明，确定香港于1997年回归，但是会继续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独立关税区可以加入关贸总协定，只需要主权国的保荐就行了。
因为那时还没回归，主权国有中英两个。1986年4月，香港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时候，保荐的英国是缔约国，而中国只是观察员。
明明我们才是香港的生身母亲，现在反而搞得像后妈一样，地位太不平等了。所以，当年中国就提交了申请书。
在申请书里，有一个关键词——恢复。而不是“加入”。我们不是要求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而必须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的地位，简称“复关”。
所谓外交谈判，有时候就是文字游戏，一旦措辞不当，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后果。
中国要“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不能用restore这个英文单词，它的意思是“复原，复位”，这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要从最初中止的时候起算，肯定不划算。中断期间的权利义务该怎么算？这几十年间的会费，是不是要补缴？
比较合适的词是resume，既有“继续”的意思，又有“重新开始”的意思，意味着权利义务是从新的起点起算，这就有利多了。
面对这么大一个事情，没几个英语好的人，还真是搞不定。
几十年的封闭后，世界已经大变样了，要了解新东西，掌握新规则，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复关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但要懂人家的语言，还要学会变通。
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大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少数计划经济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匈牙利，但是加入的条件不一样。
市场经济国家想成为会员，就得同意降低关税。而计划经济国家因为价格是国家决定的，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没法真实反映商品的价值和市场的情况，让人家摸不清，即使降低税率意义也不大。所以他们的入会条件是，直接提高一定的进口比例。
承诺提高进口比例，相当于把卖方的危险，转嫁给了我们。因为不管这批货贵还是便宜，我们都得买。
当时，就有国家要求中国也按照计划经济国家的条件来做，但中国硬气惯了，坚决不同意，要谈咱们就按照总协定的普遍的规则来谈，谈税率，不要搞特殊。
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在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只不过步子不能太快，称呼是“商品经济”罢了，不能算是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
在国内，为了便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也成立了一个“复关谈判部级协调小组”，组员大都是由各部委的副职组成。其中就有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位姓朱的副主任。
1957年，朱副主任29岁时，担任的是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副处级干部。1958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行政还降了两级。
改革开放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职务，开始担任国家经委的处长。相当于经过了20年，才提了一级。
50多岁了，事业才走上正轨。这也影响了他的性格。
也是这一年，龙永图从联合国调回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任职，担任的也是副主任。不过，朱副主任是副部级，他是副司级。
多年后，龙永图在朱副主任——此时已经是朱总理的领导下，进行入世谈判。
两人有一个共同点是，急了，爱拍桌子。
中国想恢复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必须要过两个关：第一关是对经济体制的认定；第二关是和各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
谈判是说话的艺术，而话语很多时候就是关于文字的定义。确切地说，是英语的定义。
提交申请后，关贸总协定开始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行审核。当时，中国对经济制度的正式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
“商品经济”被翻译为commodity economy，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完全是字面直译，很有中国特色。
但是拿出去后，别人很难理解。因为市场经济的英文是market economy。有人就问了：你们中国不是说在搞四个现代化吗？怎么又在搞商品经济呢？
原来commodity这个词，虽有商品的意思，但在国际贸易通行的术语中，它指的是矿产、木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不是我们认为的日常商品。
还有人讽刺说：难道你们中国的经济是初级的以物换物的经济吗？
这个问题，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同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定，改革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算解决。中国终于过了“复关”的第一关。
在中国复关谈判向前推进的同时，关贸总协定也在发生变化。
1994年4月15日，关贸总协定的部长级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组织，来代替当初的临时适用协定。这个组织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于1995年1月1日起生效。
原来的“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地位工作组”，也就变成了“中国加入WTO工作组”。复关谈判，变成入世谈判，龙永图担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这一年，台湾以独立贸易区的身份，也要求加入关贸总协定，它给的入门费是，愿意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与其他国家谈判，也就是主动不享受优惠待遇。
就是这个时候，美国突然提出条件：中国也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不能再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条件进入关贸总协定。
多年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是我国复关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享受不到关税的最惠国待遇，还不如不加入呢。
当时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是5%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是15%，这就差了很大一截。
在谈判期间，国务院李副总理访问美国，在和克林顿总统谈话时，谈到复关问题。李副总理拿《西游记》举例，说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因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第二天，美国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说，中国人如果参加不了关贸总协定，将会变成十几英尺高的大猩猩来示威，就像电影《金刚》那样。
因为有美国从中作梗，长达八年的“复关”谈判算是失败了。
不过，这次失败倒是凝聚了民心，从那以后，“入世谈判”进入中国大众视野，和“申奥”、“世界杯”一起，成为全民关注的三大事件。
失败后，中国也看开了，改变了策略，不像以前那么急迫。中国代表放话说，以后不会主动要求双边磋商和召开工作组会议，除非有事邀请。就像成吉思汗一样，摆出一副“尔要战，便来战”的架势。
毕竟，答不答应是你们的事，但要不要入却是我们的事。
事情的微妙就在这个地方，当中国表现出消极时，西方国家又害怕中国真走了，刚打开的市场要对它们关闭，所以又急起来。
这有点像那时候去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买衣服：
——50亿一架波音要不要？
——太贵了，20亿。
——20还不够成本呢，卖不了。
——那算了，我走了。
——好，好，再填5亿，拿去吧。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当时的WTO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只要过了美国这一关，基本上大局可定，其他国家都好说，因为它们听美国的。
但偏偏美国又是最难谈的。双方为各种贸易条件，出招拆招，讨价还价，总共谈了25轮。中国代表团带着行军床，睡在谈判会场的走道里，加班加点工作。就像中国那家倡导“床垫文化”的公司。
中美争论的，主要是鸡肉问题。美国人害怕中国的鸡肉有禽流感和激素鸡，一直存在警惕，贸易时断时续，直到2017年才达成协议。中国向美国出口熟制鸡肉，同时从美国进口鸡爪。
因为美国人一年大概要吃掉90亿只鸡，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大的市场。但他们不吃鸡脚，而中国每年会进口30万吨鸡脚，烹制后有了一个高贵的名字叫“凤爪”，位列火车上的美食四大件之一——泡面、榨菜、火腿肠、泡椒凤爪。
所以，世界是一个8字，互通才能互利。
2001年9月17日，世贸组织召开“中国入世工作组”会议，通过了中国入世议定书，标志着中国入世谈判全部结束，将于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在和芬兰谈判时，芬兰要求在中国周边开采石油。中国提出了在自己地盘的开采条件，同时也反过来要求：能在芬兰的近海开采石油。
芬兰的近海压根没有石油资源。他们的代表说：
如果贵方能在芬兰的海上为我们找出了石油，我们将感激不尽。
04
在中国入世的那一天，西方报纸上出现了一副漫画：
一个水库，大坝上写着WTO，水正从字母“O”中流出。下边游泳的人在喊救命，水库上边的水上写着“中国商品”。
在这一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是5100亿美元，占世界的4.4%，排名第六。而到了2015年，数值就变成了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2%，成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