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互联网公司召开科技大会越来越多，规格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腾讯有WE全球科学大会，阿里巴巴有云栖大会，网易有未来科技峰会，京东有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这些科技大会，邀请国内外科技界、产业界、学术界、投资界的大佬参加，每年都有各自的主题，亮相的除了关于科技的各类演讲，也有自家或合作企业的新产品。这样的会议，究竟是开发者会议还是学术会议，是科普活动还是商业展览，其实已经很难界定，但最终展示给外界的宣传，总是这些互联网巨头如何与科技创新联系在一起，公众也获得了一个印象，互联网和科技密不可分。

 

而最近，因为国际形势和国内舆论的趋势，关注基础科学，投入芯片研发等主题，也越来越受到互联网大佬们的器重，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马化腾，他在知乎提出了基础科学之问，还出资发起了“科学探索奖”，而各种媒体的报道中，也开始强化马化腾是一个天文爱好者这个以前宣传得并没有那么多的点。

互联网公司愿意为推动科技发展做贡献，这当然是好事，但这些企业属于信息服务业，也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为社会服务，这些企业利用和展示的科技，有多少来自自己的研发，有多少是中国的成果，其实对企业并不重要，用好技术提升服务水平才是成功的关键和在商业战场上厮杀取胜的根本。当然，几家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巨头的位置积累了这么多年，拿得出手的技术产品总是有不少的，但是否足够支撑每年一场科技的“大会”，就不好说了。当整个行业中，无论技术几斤几两，都来办“大会”，那就要仔细分辨一下了。

商业巨头推动科技进步，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贝尔实验室。与创立贝尔实验室的AT&T一样属于通信行业的华为，其创始人任正非则是应邀在两院院士济济一堂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作汇报发言的。可以说，华为任总参加的是真正的“科技大会”，华为所属的行业是对基础研究和创新发明的需求最强烈的行业之一，而因为这几年美国的干预，华为的技术斤两如何，又是如今舆论所公认的。

那么，在大会上，任总是怎么评价华为的科技实力的呢？

“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任总的说法是这样的，华为还没进基础研究的门呢。那是在美国干预发生之前的事情了，又是在这样严肃的国内场合，绝对没有什么“战略忽悠”的必要。

当然，任总现在也说，华为有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但大家都知道，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不过几十人，此“数学家”非彼“数学家”，按丘成桐的说法，严格来说是“做数学的工程师”，他们从事的正是任总说的“工程科学的创新”，而非真正的“基础理论研究”。

如果华为的情况尚且如此，那么互联网企业中有几家的技术实力，足以撑起一场“科技大会”，足以将自己与“基础科学”相联系，恐怕也不难推断了。

但排除掉个别蹭全民科技热潮的公司，相信大部分互联网企业的初心是好的，对自己的水平和定位也是清楚的，这种将自己的形象与科技紧密联系的办会方式，不能仅仅视为广告宣传，背后也有更深的用意。毕竟，在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全民对科技的关注远远还没到今天的程度，几家互联网巨头就已经在办这样的科技大会了。

要理解这一点，还是要从任总的发言中寻找答案。任总当年就说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理由是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由于摩尔定律不是一个物理定律，所以极限还没有达到，不管步伐的快慢，这些年集成电路至少依然延续着前进的步伐。但香农定理则不同，4G时代人类就做到了接近香农极限的编码，5G在编码上的提高已经只有1-2%，而香农定理属于信息论的基础理论，要突破香农极限，就要突破基础理论，完全更新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不仅很困难，也未必是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事情。

如果基础理论不突破，不能来一次从炸药到核弹那样的跃升，那么今后人类通信技术的发展，就要走更高频率、更大带宽的发展之路，并带来客观规律不可避免的更大功耗，正如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最近在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要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要让通信产业的发展更长远，对社会的改变不断持续下去，就要寻求基础科学的突破，任总说华为“前途茫茫”，危机意识正是在此。

基础科学难以突破的现状，不仅给华为一家公司带来危机感，对任何行业的领头羊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只是深浅和先后的区别。当然对美国这样长期在领先地位的国家，焦虑是最深重的，这才有中美今天科技竞争公开化的局面。

而互联网公司，虽然处于上层的信息服务业，压力传导过来会迟于华为这样做基础网络设备的企业，但互联网公司背后是资本，资本最需要借助科技等话题造势来维持股价，因而资本对能否讲好新的科技故事又是最敏感的。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的50周年，也是互联网接入中国的25周年，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8.29亿人，靠量的增加，是无法继续支撑互联网下半场的，互联网红利无法永远维持，互联网公司不可能没有危机感。

互联网行业一直依靠的创新，主要是业务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应用的创新，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其发展的相关性是很有限的。一项基础科学的研究，从探索到成功，最终进入社会，有漫长的周期，远远超出了互联网企业的平均寿命，甚至许多都超过了互联网发展至今的年龄。人们爱举相对论和GPS的例子，来说明基础科学进入社会，且不说从相对论创立到GPS发明的时间超过了互联网的年龄，其实没有相对论，也可以有定位精确度较高的GPS，只不过修正误差会困难一点，要用别的方法和经验，由此可见，基础科学真的远没有世人所理解的那样“实用主义”，急功近利是不可能发展好基础科学的。

基础科学和互联网两者的关联，远远没有最近这些“科技大会”所要展现的那么大。

但为何互联网企业不把心思花到更直接相关的商业模式创新上呢？最近饶毅在《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一文中的分析，用来解释这一点正好贴切：

“商业模式变化包括把一个商业渠道改成另外一个商业渠道，是左口袋与右口袋的关系，有时增加、有时不增加总量。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更重要、可能永远是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

这些“科技大会”透露出的，是互联网下半场的焦虑，更是人类文明继续前进的焦虑，这种焦虑虽然不能概括一切，但却在当今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处处显出影响，可以说，如果拥有足够的原创性科学技术成果支撑，产生的红利会解决许多今天已经发生的社会问题。

谁来破局？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恐怕答案只能是舍我其谁。这不是盲目乐观，更不是否认当下的问题，只因为事关中国的未来，更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而前面并无歧途可走，那就只能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