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网络上香港“废青”的丑恶行径与愚昧表演，不由想起一个人来，他名叫“辜鸿铭”。
辜鸿铭是100多年前的人物了，很多人已不再知道他，略微知道他的，也多是些可笑的印象，比如他在民国还留着辫子、用茶壶茶杯的比喻为纳妾辩护，以及牙尖嘴利，什么人都怼都骂等等。他的形象，贴着“迂腐”、“守旧”的标签。
但是，我们真正了解辜鸿铭吗？这些标签，又如何能够解释：一个中西混血儿，在中国国运衰微的年代，为何却对中华文化拥有那么坚定的自信？
文 | 关山远
编辑 | 李浩然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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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是个混血儿，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的父亲辜紫云是祖籍福建泉州惠安的华人，母亲是葡萄牙人，养父母是英国人。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中浓墨重彩地写过辜鸿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大搞洋务，要招募一些懂洋务的人才，有个幕僚隆重介绍了辜鸿铭，他绘声绘色地给张之洞讲述了在轮船上亲眼目睹的一幕：辜鸿铭遇到不同国家的洋人，都能用那个国家的语言与对方交流。张之洞闻之，大感兴趣，就让手下人带他来总督衙门见见，于是，辜鸿铭应约而来，书上这么描写他的第一次亮相：
“辜鸿铭踏进签押房门的时候，张之洞抬起头来，将他仔细地审视一番。此人黄肤黑发，一副华夷混合外表。高挑的身材，穿一套笔挺的细呢蓝底条纹西装，脚上是一双发亮的黑皮鞋，头上留的是西式分缝短发，浑身流露出一股英挺峻拔的气概。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更接近洋人，加上他的高鼻子灰蓝眼珠，真可以称得上三分中国模样，七成外国味道……”
来拜访张之洞前，辜鸿铭确实是“三分中国模样，七成外国味道”：他是辜氏在马来西亚的第五代，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任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金发碧眼的母亲，讲英语和葡萄牙语。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英国人布朗夫妇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学习。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欧洲的学习经历，让辜鸿铭获得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加上汉语，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共计10种语言。
张之洞很欣赏辜鸿铭，1885年将其纳入麾下，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辜鸿铭从此为张之洞服务了24年，直到张之洞病逝。尤其是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致力于洋务建设，用西方技术在武汉三镇建起了钢铁厂、纺织厂、枪炮厂（中国军队抗战初期的主力步枪“汉阳造”即源于此），辜鸿铭出力甚多。这是辜鸿铭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1924年，他在日本刊物发表的讲稿中，曾提及这段经历：
“我在少年时代就被送到英国留学，在西方呆了十多年，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在那里度过。在那期间，我学习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古代语言及现代语言。通过对其语言的学习，我对西洋文明的本质做过一些初步探究。由于我青年时代基本上在欧洲度过，因此我刚回国时对中国的了解反不如对欧洲的了解，但非常幸运的是，我回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当时中国的伟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我在那儿呆了多年。张之洞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曲于这种契机，使得我能够同中国最有修养的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从他们那儿，我才对中国文明以及东方文明的本质稍有解悟。”
确实如此，张之洞与传统的科举出身的中国古代官员如曾国藩等一样，无论官做到多大，都特别在乎自己官员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学者。他们的最高价值追求，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张之洞对辜鸿铭练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童子功”，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辜鸿铭对于塑造张之洞的“洋务”形象，也起了巨大作用。
（图为张之洞正在处理公文 图源：荆楚网）
史载，1891年，俄皇储尼古拉和其表弟、希腊世子由纳来华，访问武汉时，辜鸿铭先是以熟练的俄语与尼古拉交流，后来跟由纳世子说起了希腊语，欧洲二位皇族惊叹不已，尼古拉特地赠给辜鸿铭一只刻有皇冠的金表。张之洞也感觉大有面子。
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以桀骜著称，下级官员见他，两股瑟瑟，唯恐语出不慎而得罪。但张之洞对心直口快的辜鸿铭一直很宽容，也可以说，一直抱着欣赏的眼光。这种欣赏，不仅仅只是辜鸿铭的语言天分，更多得是辜鸿铭对于中华文化正统的自信与坚守。
1921年，英国大文豪毛姆来华访问，慕名登门拜访辜鸿铭。毛姆以《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等作品至今著称于世，仍为包括中国文学青年在内的读者津津乐道，但当年，他老老实实洗耳恭听辜鸿铭的教训。毛姆拜访辜鸿铭的故事，收录在他的访华游记《中国剪影》中，题为《辜鸿铭访问记》。
毛姆写道，他来中国时，提出想见辜鸿铭，于是相关人士给辜鸿铭写了个条子，约辜鸿铭出来见毛姆，但如石沉大海，辜鸿铭根本不睬。毛姆只好亲自写信，要求登门拜访，获许后，他在客厅坐了一会儿，辜鸿铭才出来，出来就训毛姆：“你们英国人以为中国人就是苦力或者买办？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
此时的辜鸿铭已经64岁了，在毛姆的笔下，他是这样的形象：“他是一个老人，身材高大，有一条灰色的小辫子，和一对亮而大的眼睛，眼下有重叠下垂的皱皮。他的牙齿折断而变色。他身材极瘦，他那细而小的手，已经枯萎而像爪了。他的装束很随便，身穿黑长衫，头戴一顶黑色的小鸭舌帽，衣帽都是很不宜于穿戴了的，深灰色的裤子在脚踝的地方以袜带系住。”但这样一个貌似与时代脱节的老头儿，一番话下来，却让毛姆毕恭毕敬。《辜鸿铭访问记》中写道，辜鸿铭这么教育毛姆：
“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艺术或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唯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从来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
毛姆不是受虐狂，他拜访辜鸿铭，不是为了挨这顿训斥，而是因为彼时辜鸿铭大大有名，当年西方流传：“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当时在国外多有名？其一，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给他写信，探讨如何在物质主义大举侵蚀的背景下，坚守中国文化所说的“道”；其二，1913年，辜鸿铭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俩当时被誉为在西方最有名的两位东方人；其三，林语堂来到著名的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时，他读的学校必读书目，就有辜鸿铭的作品。
（图为1924年，泰戈尔到访北京，与辜鸿铭<右二>等人的合影）
辜鸿铭在西方的名气，远不只是他学贯中西，也不仅仅是他擅长用西方人接受的方式来普及中国文化，譬如他常常能够熟练引用德国文豪歌德的名言，向德国人阐释孔子的思想。辜鸿铭在西方的影响力，在于他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了西方：西方文明的缺陷，以及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欧洲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浩劫之后，西方人普遍反思他们曾经引以为荣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时候，辜鸿铭的“中华文化救西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中，辜鸿铭写道：托尔斯泰就像中国的老子一样，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弊病后，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文明均有根本性的错误，就想抛弃文明，去当一个隐士，但是，“同样是看到了社会与文明造成的苦难和牺牲，孔子却认为错误不在于社会与文明本身，而在于这个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方向上，在于人们为这个社会与文明打下了错误的基础。孔子告诉中国人不要抛弃他们的文明——在一个有着真实基础的社会与文明中，人们同样能够过上真正的生活、过着心灵的生活。实际上孔子毕生都致力于为社会和文明规定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给它一个真实的基础，并阻止文明的毁灭。”
（图为辜鸿铭在1920年签赠尼尔·格雷的《中国人的精神》初版）
在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辜鸿铭形容说，当中国文明这个建筑即将毁于大火时，孔子抢救出了这个建筑的图纸，将其保存在中国的“四书五经”之中，并按照文明的蓝图做了新的综合与阐发，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年。辜鸿铭认为，中国跟西方不一样，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儒学能代替宗教感化人，“在欧洲，政治成为了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有儒学以来，政治则成为一种宗教。”
他的一些观点，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由刘佩琦饰演的辜鸿铭虽然只亮相三次，但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当北大教授们辩论中国应学哪个国家的制度，认为中华传统儒家思想尽是糟粕时，辜鸿铭怒道：三三得九，在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在两千年后，仍然是三三得九，而不是三三得八，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没有错，只是子孙后代没有学精，就怪老祖宗的东西不好。
（图为电影《建党伟业》中，刘佩琦饰演的辜鸿铭）
这一段精彩台词的出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权臣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辜鸿铭作为张之洞的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嘲讽说：“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一时语塞。
在很多人看来，辜鸿铭是个特别矛盾的人，所谓“精通西学却极端保守”，貌似一个悖论，尤其是在辜鸿铭所处的年代——中国国运式微，沦落到了历史的最低谷，任人轮番欺侮，奋起反抗则被欺侮得更厉害，渐渐开始不敢反抗，很多国人的心理也从“自大”过山车般地坠落为“自卑”。其实百余年来，都有这种现象：有些出过国喝了点洋墨水的，回国后，把自己的文化踩到脚底下；有些没有出过国的，也往往一厢情愿地陷入对西方的美好想象。简而言之，中文底子没打好，对西方又一知半解的，最容易文化不自信。但是，辜鸿铭，一个精通西学的人，一个有着一半西洋血统的人，却偏偏倔强地认为：中化文化从来不低人一等！
在辜鸿铭“精通西学”的背景下，不能忘了他的另外一个背景：他同样精通中学。
在学习方面，辜鸿铭堪称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游学欧洲苦学西学后，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精力来学习中国的典籍，中西学融汇贯通，两种文明互相比较，辜鸿铭的视野，要远超当时只懂西学或只懂中学的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不是投机，不是“半桶水”，更不是标新立异，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其核心生命力，都是这个民族的根，不能丢。
1924年，辜鸿铭受邀访问日本，他在日本刊物上撰文写道：“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优越于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我敢说这个结论的得出，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我想在日本大概也是这样。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辜鸿铭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不是因为放弃了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是坚持了日本文化中的根本：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小小岛国，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不过五十年的时间，就如蛟龙出水，迅速升腾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和赞叹。然而，日本是怎样取得上述奇迹的呢？这是很容易回答的，那就是日本人依托在东方文明优越之处的基础上，而这种文明的精神一直为日本人如同血肉一般代代相传。不错，日本是采用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但是，像铁路、飞机、军舰等西洋诸物，充其量不过是没有生命的机器而已。如果日本人没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那么又怎么能够极其有效地操纵这些无生命的东西呢？换言之，日本所以能有今天的强大，其原因不在于采用了铁路、飞机、军舰等西洋物质文明，而在于日本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的苏醒和发扬，这伟大精神，就来源于古老的东方文明。说实话，如果日本人丢弃了东方文明的宝贵的神髓，那么，日本就成不了强国。”
“器”与“道”的关系，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密码。《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法则规律；而器，是具体可感的物体。辜鸿铭一向认为，中国的困境，只是“器”的层面落后，中国的“道”，并不落后，中国文化推崇的“义”“礼”并重，甚至能拯救深陷于物质实利主义的西方。他在《中国人的精神》的序言中，分析了一战期间德国军国主义的来源：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他还预言：如果不消除这种强权崇拜，就会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
果然言中。
1867年，10岁的辜鸿铭跟着英国养父母去英国读书，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这个场景，屡屡被提起，成年之后的辜鸿铭成为中华文化坚定的捍卫者，其实不仅仅是父亲的告诫，更不是自我心理暗示“中华文化就是好”，而是中华文化自身的感染力。
从欧洲学成回到马来西亚后，辜鸿铭一度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工作，对中华文化了解并不多，直到他碰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马建忠。马建忠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高人，留学法国期间，曾借鉴拉丁文的语法研究古代汉语，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马氏文通》，他还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是复旦大学的创办人。
马建忠在新加坡初遇辜鸿铭时，给他讲中国的“四大发明”，讲两千年前的“百家争鸣”，告诉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想学习了解，就得到中国去。辜鸿铭因此放弃了政府工作来到了中国，学习中国文化，而后传播中国文化。
当时中国的大门不是主动打开，而是被西方列强野蛮粗暴地踢开。对于中国来说，外面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世界；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们的眼光，是猎奇与歧视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国多年，曾推动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也写过介绍中国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书中谈到中国人“缺乏精确习惯”“好面子”“不诚实”等20余条“特性”，大部分内容是贬低中国人的，但这本书对西方认识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当时民族孱弱的悲哀。诚如马克思所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辜鸿铭极为厌恶明恩溥此人此书，曾在多个场合批评：怎能如此肆意糟蹋中国人！他努力向世界表述真实的中国人，通过《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辜鸿铭指出：中国人的性格及其背后的中国文明有三大特征——“深沉、博大和纯朴”，还要加上“灵敏”。
他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不淳朴，法国人不博大不深沉不淳朴但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部具备。因此，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中国人身上的“兽性”，要比西方人少得多。
他曾用毛笔来形象比喻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一旦掌握了它，就能得心应手，作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用今天的话来说，辜鸿铭是个杰出的“外宣专家”，他致力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同时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一本又一本著作，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了解中华文化，进而尊重中华文化。在《论语》的译序中，辜鸿铭声称：
“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是研究清末与民国初年思想学术不可绕过的一个人物，学者黄兴涛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二十世纪前20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都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辜鸿铭的意义，还在于他身处那个“全盘西化”之声甚嚣尘上之时代，他发出了另一种呐喊。学者钟兆云给辜鸿铭作传，书名是《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
但是，辜鸿铭又是孤独的，清朝早已亡了，他还留着辫子，这是他的“行为艺术”，也是一个老人对于时间最后的倔强。他曾对毛姆说过：“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
（图为老年辜鸿铭）
在今天，揣摩辜鸿铭的心理，应该是孤傲、苍凉与逆反的，他因为孤独，甚至走向了一个极端，显示出时人难以理解的怪异来，例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糟粕，他也叫好。辜鸿铭有他的各种局限，今人也无法超越历史来苛求辜鸿铭，但无法否定的是：在中华民族近代最耻辱的那段历史上，辜鸿铭是一个对中华文化充满强烈自信的爱国者。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辜鸿铭那个年代的中国。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数典忘祖的香港“废青”们，跳梁小丑而已，最终只会沦为历史的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