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上对袁大头普遍抹黑，说他向日本出卖利益，但日本却说他是阻碍中日亲善的绊脚石，非常不合逻辑。
2.在护国之战中，蔡锷以贫瘠的云南物力对抗整个北洋军阀，也非常不合逻辑。他们背后才是拿着日本的军火和资金援助的。
3.老蒋北伐势如破竹也是因为拿着苏联的军火、人力以及物力的支持。因为自从孙逸仙从亲日转向亲苏，苏联对国军给予了很多的支持。
4.但袁大头最大的对手不是蔡锷，而是内部的段祺瑞和冯国璋被日本收买，张作霖最大的对手不是老蒋，而是内部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被苏联收买。所以，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于内部。
预测：民国时期的中国是日本和苏联的角力场，低估其背后的投入力量就会翻车。如今的香江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角力场，所以不要低估民主党的力量，但也不要害怕翻车，要牢牢把握自己手中的枪杆子（主权/军队）。乱打破那些人对美国抱有的幻想。
1. 我们的历史上对于袁大头，普遍是抹黑的存在，甚至大家往往也都把21条之类的事情往他身上扣，说他向日本出卖利益。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发现，在护国战争过程中，蔡锷以贫瘠的云南一省之力竟然能对抗整个北洋军阀，这完全不符合政治军事定律。而且，北洋军头们纷纷开始出工不出力，甚至集体对袁大头捣乱。更有意思的是，接受袁大头利益输送的日本，竟然也公开表示，袁大头是中日亲善的绊脚石，要让袁大头下野。
2. 反袁的梁启超和蔡锷师徒，一个负责宣传一个负责运动，全部都是拿着日本的军火和资金援助，如果袁大头真的对日丧权辱国的话，那么日本人才是脑子进屎了。而真正的历史，是日本出人出钱出枪，来扶持一个亲日的政权，于是也有了北洋后期执掌北京的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
3. 同样，老蒋的北伐能够势如破竹也没有那么简单。随着孙逸仙从亲日转向亲苏，苏联对国民党那是一个全力支持，从党建到军校，从教官到枪炮，从党建到央行，都是亮闪闪的金卢布。以至于北伐的时候，国军每个师都有老毛子的顾问，各个技术兵种的负责人都是老毛子，甚至打武汉的时候，老毛子的顾问们都直接开飞机参战了……
4. 所以，历史不过是被人打扮的小姑娘，民国时期的中国，几乎就是日本和苏联角力的战场，一股势力能够卷起多大的风浪，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背后势力的投入力量。因此，如果低估了这股力量，就很容易出现袁大头、张作霖式的翻车。但是，翻车并不可怕，只要不把枪杆子丢了。
5. 当年袁大头最大的对手，并不是搞宣传的梁启超和搞运动的蔡锷，而是北洋军阀中的段祺瑞和冯国璋被日本人收买了。同样，张作霖最大的对手，并不是搞宣传的老陈和搞运动的老蒋，而是北洋军阀中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被老毛子收买了。
6. 所以，如果明白了只要枪杆子还在，那么就会知道，翻车没啥事儿，乱点也没啥事，这些乱象，只会打破某些人的幻想罢了……..
@丁相斌：“全世界都在分食香港：美国获得了谈判筹码、中国获得了民族凝聚力、新加坡获得了外汇和资金、日韩获得了游客消费。只有香港损失了人才、资金、自由和未来。台湾以为捡到了一把枪，其实是一面镜子”
@明公：没办法，你看那么多人名都写成了代称，就知道是删减过多次的了
@大宝_jerry：邓公当年其实已经睿智地设定了一个判断港独与否的明确标准，即只要中国军队还是驻扎在香港土地上的唯一合法武装力量，所谓“港独”就只是文字游戏或街头口号而已，不足为虑。
@心学：结果意料之中，只是我们的某些媒体，粉饰太平，犯了当年局座对海湾战争一样的认识错误。我反而觉得这次反而是一个好事情，让我们自己检讨一下，正视问题，好好复习一下—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句话的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我们现在反省今天，鹅城人民怕是以后也会反省今天。
@饮冰子：豁然开朗，看了那么多人聊龙虎狗，包括张鸣扯了那么多闲篇，都不着调。没人聊到日俄啊，还是袁项城是条汉子。
@明公：思考的维度一旦提升，对于历史和时事都是降维打击
@雨墨：看了好几遍前天的文章也不如今天这最后一小段
@明公：前天的文章在于预测今天，今天的文章在于预测以后
@邱超逸：这次真的觉得脸很疼，统战工作是真的越做越回去了
@明公：看着陆媒一副信誓旦旦，我特么的前几天以为会输的比较少……
@李予宸：这么看菜菜子赢定了，想来郭台铭上韩国瑜副手也许还有一点希望，奈何国民党这帮废柴。
1. 21条：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条约，导致了《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
1914年，日本《朝日新闻》登出过日本即将向中国提出的“中日新议定书”6条，其内容类似于日韩合并前日本与韩国签订的议定书的翻版。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英国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在8月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山东半岛。
1914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军从中国撤军的要求。
1915年1月7日，中国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撤军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徵祥，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在密谈中，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
1915年1月至4月期间，北洋政府外交部一方面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将条约的部分内容向报界泄露，希望获得英美两国支持抗衡日本。
2月，中日代表在外交部迎宾馆开始极端秘密的会谈，中国的谈判代表（陆徵祥和曹汝霖）多次拒绝《二十一条》中的部分内容，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迫使日本让步。
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9日，北洋政府没有等到预期的外援，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
2.蔡锷：1915年（民国4年）11月，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回到云南。12月25日，唐继尧发表云南省独立宣言。同时组织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蔡锷任护国军第1军总司令（第2军总司令李烈钧、第3军总司令唐继尧）。护国战争爆发。
1916年春，蔡锷率2万人的护国军第1军在四川省的泸州、纳溪一带击败了8万人的北京政府军。随后，广西省的陆荣廷发表独立宣言，并派陈培坤率桂军出兵湖南，在5月6日至5月19日进行的武冈衡阳战斗中，决定性的歼灭湖南的北洋军。不久，袁世凯便取消帝制。
1916年5月8日，蔡锷出任护国军军务院抚军。袁世凯逝世后的1916年6月24日，蔡锷获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益武将军。7月，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时任国务总理的段褀瑞，曾以职位相让，力邀蔡锷北上。
3.梁启超：戊戌变法时，谭嗣同提出以武装夺权方法，请袁世凯举兵勤王，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梁启超、康广仁都认为袁世凯为人狡狯信不过。但康有为、谭嗣同觉得别无他法，惟有兵行险著。晚上，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科斯以起兵勤王，但袁不合作，后来到天津向荣禄告密。
1898年9月19日，康、梁等人得知消息后，梁启超欲请在京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出面拯救皇帝，但李到了北戴河避暑，找伊藤亦未成功，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进入日本使馆后，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请求保护，林权助将消息报告伊藤博文，当时日本正在华寻找亲日势力，伊藤考虑维新派亲日的倾向，觉得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决定让梁逃亡日本。之后在日本/美国等各国学习。
2月12日，在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发布《退位诏书》宣布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宣统退位后，孙文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2月15日，袁世凯选为临时大总统，袁加紧拉拢梁启超，请梁参照美、法等国制度，撰写共和方案，以装点门面。梁启超深知美式民主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当孙、袁进行权力交接之时，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作出充分肯定并提出一个共和政治的方案。方案有利于文人执政，限制总统的独裁，防止各省独立与分裂。
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革命派及原立宪派绝大多数人的赞成，成为共和政治的指导原则，从而赢得革命共和派上层的普遍好感。
1912年11月，梁启超入京，袁世凯给以最高礼遇，梁启超在总统府与袁世凯相见，袁要求梁组党对付国民党，而梁启超也想组党与国民党竞争，试图控制内阁，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轨道。
1913年2月4日，梁启超又加入共和党，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幕后指挥，希望在国会选举中，可以战胜国民党，进而组织内阁。选举结果国民党议席占压大多数。
5月29日，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梁被选为理事。袁世凯为了利用进步党人，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袁随即提出自己的一份内阁名单，由他的亲信掌握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大权，只给进步党以司法、教育、农工商三个闲职。而进步党则要求组成由他们掌握要职的内阁，梁启超甚至想要蔡锷入阁掌军事，企图打破袁的限制，遭到袁的坚决反对。梁本人原想就任内阁总理或财政部长，而袁却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只肯把梁放在无关大局的教育总长闲职上。梁坚辞不就，几乎使内阁筹组破产。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临时政府非常不满，袁世凯对梁的改革方案也不感兴趣。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宣布对欧战中立。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的建议，并想进攻山东半岛。9月2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袁世凯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划定滩县以东的地区为交战区。梁启超几次去见袁世凯，要求中国对德军作战，收回胶州湾租借地，袁世凯却拒不采纳。
1915年1月20日，梁启超创刊《大中华》杂志并担任主编。2月12日，梁启超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顾问，梁婉言拒绝。袁见拉拢不成，又于3月31日任命梁启超考察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业，逼梁南下，以免阻碍复辟帝制。梁本不想从命，但得妻子李蕙仙献计，来个金蝉脱壳，从天津南下广州。
6月中旬，冯国璋派人告诉梁，帝制正加紧筹备中，梁即奔向南京，与冯共商对策。
8月，蔡锷到天津见梁启超，当即决定，梁启超负责撰文，公开反对帝制，蔡锷则伪装拥袁称帝，以图大举。
8月22日，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对袁的行为进行抨击，并号召四亿国民行动起来，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
11月11日，蔡锷在梁启超帮助下秘密离开北京到天津，蔡锷将梁启超起草的云南独立的各种文告交张孝准先行带到日本。同时，梁启超、蔡锷派戴戡由天津直奔香港，派王伯群先去云南，作为蔡锷的开路先锋。
12月2日夜，在梁启超精心安排下，蔡锷改穿日本和服，变换姓名，次日早登上日本运煤船东渡日本横滨。随后迅速乘船南下上海、香港，经河内去云南，受到老部下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欢迎。梁启超于1915年12月9日，梁以准备赴美就医为名，离开天津，取道大连南下至上海，具体筹划和指挥云南起义。
4.段祺瑞：1914年后，袁世凯与段祺瑞的不和日趋浮上台面；1915年5月“二十一条”签订后，段祺瑞告病辞职，赴西山养病；其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袁世凯在1915年底推行洪宪帝制时，段表示不拥护帝制。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邀请段出山任国务总理，最终段祺瑞回任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6月袁世凯病逝，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之后段祺瑞成为北洋政府派系内的皖系领袖。
冯国璋：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任命他为参谋总长，后来又让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他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均托病未上任。
1916年3月19日，冯国璋联络长江巡阅使张勋、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发出了致各省将军的密电（史称“五将军密电”），征求各省对撤销帝制的意见。3月20日，袁世凯发现了五将军密电，该密电对袁世凯影响很大。
5.北伐：1926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领导的国民军向北洋军阀发动之内战。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夺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至华中，国民政府内部因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于停顿。
宁汉复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加入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后，1928年6月攻克北京。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从北京撤往中国东北，随后因皇姑屯事件被炸死，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宣布归顺国民政府。
冯玉祥：1924年，张作霖和段祺瑞合流，排挤冯玉祥。冯玉祥多次发布辞职通电，表示不恋权力。张作霖表示挽留，12月冯玉祥第三次发表辞职通电时，段祺瑞予以批准，并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驻节张家口，冯玉祥任命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自己兼任甘肃督办，由刘郁芬代理，薛笃弼为省长。
1925年1月，冯受命为西北边防督办，率6个师15万人赴张家口，并邀请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刘伯坚代理，结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并邀请苏联军事顾问进入西北军。冯玉祥主要依靠张家口顾问团副总顾问为维塔利·普里马科夫。
2月，冯玉祥向苏联订购枪械。4月，苏联军事顾问加入冯军工作。此后，苏联军火源源输送至冯玉祥的基地张家口。
1926年5月冯玉祥到苏联莫斯科开始考察，期间在蒙古库伦在徐谦的介绍下宣布参加国民党，要为国民革命而战。
阎锡山：袁世凯洪宪称帝时，阎手里只有七千多人马，袁世凯势力四面包围，于是拥护袁世凯称帝，并因此被封为“中华帝国”一等侯。之后阎亦继续支持北洋政府。
1917年护法运动期间，奉段祺瑞令带兵赴湖南作战。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起，12月，阎锡山请求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蒋介石提请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6月，阎锡山通电拥护三民主义，除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红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对张作霖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