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将会对跨国科技公司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美国公司首当其冲，这一税种引发了美国政府和硅谷行业的不满。
最新消息，12月2日，美国政府表示，拟对价值24亿美元的法国香槟、手袋、奶酪和其他产品征收最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原因是美国认定法国新的数字服务税将损害美国科技公司。
法国方面则进一步回应，如果美国这样做，那将是对整个欧盟“宣战”，欧盟将作为一个整体给予回击。
一场无硝烟的大战，俨然就要爆发。
美国对数字税由敷衍阻挠到直接施加关税威胁，可谓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单边主义思维的又一体现。一直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美国，在处理贸易问题时却见不到市场机制的存在和相应的作用，相反却是政府机构的干涉和参与。
真相只有一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在排除诸多干扰项后，就得出一个惊人结论——美国已经放弃了自由市场原则，目前已经是一个受到操控的市场。
文 | 王亚宏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法国人眼中的自由市场
美国经济不自由的结论会把芝加哥学派的徒子徒孙气个半死，但45岁的菲利蓬教授不但结合自身的感性认识，还拿出了详尽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判断。
1999年从欧洲大陆到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美国高度竞争的电信业和航空业都给菲利蓬留下了深刻印象。20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已经成了纽约大学伦纳德·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还加入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咨询小组。
不过，相比之下美国市场的变化更大，之前自由市场标杆的色彩已经消退殆尽。
从马斯·皮凯蒂畅销的《21世纪资本论》到托马斯·菲利蓬的这本《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法国学者的著作中都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在批判的理论和理论的批判方面尤显犀利。
（托马斯·菲利蓬的书《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
在传统经济学概念中，要称得上自由市场，至少市场运作不受政治的随意干预，当前市场中的行为体不会受到特别保护，新的行为体也可以进入市场展开竞争。虽然让市场保持自由有时需要政府干预，但当“看得见的手”允许目前的大公司压制竞争或成功游说以保护高额利润时，市场很难说是自由的。
以这个标尺来衡量美国市场时，菲利蓬得到三个循序渐进式的结论：
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已经减弱，许多行业的集中度很高，领先者的地位稳固，他们的利润率过高；
这种缺乏竞争的状况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工人，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长放缓；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来自政治方面，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技术原因，竞争减少是因为构建起了行业进入壁垒和反垄断执法不力，这种情况在大量的游说和竞选捐款的支持下变得越来越普遍。
竞争是个好东西，然而美国还有吗？
让菲利蓬感受到美国自由市场魅力不再的诱因，是他个人的钱包体会到了物价变化的冷暖。
20年前美国的机票和上网费用都比法国要低，而现在情况则正好相反。美国的物价相对变贵，他认为原因在于，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的大多数部门竞争都有所缓和，集中程度则在缓慢但稳定地上升。同时带来行业领跑公司地位日益稳固，股东获利和收益增加，投资减少，生产率增长则在下降。
只要是看过亚当·斯密或者大卫·李嘉图小白绘本的人，都知道竞争是个好东西：
竞争会促进增长，因为它带来更高的产出和更多的就业；
竞争也会减少不平等，因为竞争会增加工资；
竞争还会鼓励投资，推动企业创新，因为没有什么能像竞争对手的威胁那样逼迫一家公司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改善客户服务。
然而，现在那些领先的美国公司已经减弱了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紧迫感，因为他们领先的地位变得牢不可破。
研究者发现在1982到2012年间，制造业、零售业、批发贸易、服务业、金融业、公用事业和运输业6个行业的集中度都明显提高，领先公司的利润率正在上升，相对优势变得更加持久。与20年前相比，目前行业领袖面临挑战和被取代的可能性较小。
竞争确实会带来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术语，反映的社会现象是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但是，当行业集中度提高和企业利润率上升同时出现时，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种是，行业领跑者的效率越来越高，所以它们的市场份额和利润都在增长，当“明星公司”提升生产率让竞争激烈时，集中带来利润增长是个好消息；
而另一种是，国内竞争减少了，领跑者优势更加稳固，他们的市场份额不受威胁，因此可以收取高价，当国内竞争减少时，集中带来利润增长是个坏消息。
由于投资减少，使得第二种解释更贴近现实。因为历史证据表明，成功的公司和行业保持着高水平的投资。
一般来说，当竞争充满活力时，成功的企业需要吸收更多资源，他们会进行更多投资并雇用更多人手来努力扩大优势。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去20年美国的商业投资一直低位运行，尤其是近年来投资相对于公司利润一直保持低位。即使几轮量化宽松带来的廉价资金都没有刺激大规模投资，这意味着领先者可以凭借优势地位赚到“容易钱”，而不必选择扩大投资。
在美国近年来行业集中度提高与投资之间确实存在负面关系，头部公司的投资和资本份额有所下降，而他们的利润率却在上升。
这带来的后果是，21世纪头十年，所有部门都出现了活力下降的现象，包括传统高增长的信息技术部门也是如此。
那么行业集中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菲利蓬认为集中来自于两种主要力量：新公司的进入行业并成长，以及现有公司的退出和合并。
首先，现在创立新公司的门槛越来越高。
虽然人们经常听到硅谷车库的创业神话，但事实上现在美国成立不到5年的初创企业数量不及以往。1980年时初创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的一半、并雇佣了20%的就业人口。如今这一比例要小得多，初创公司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只雇用美国劳动力的10%左右。
其次，大量的并购也让独立企业的数量减少，竞争也随之减弱。
大约在1980年前后，美国有大约5000家上市公司。上市企业数量在1997年达到顶峰，约为7500家。此后上市公司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主要是大量合并造成的。这些并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在美国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使合并后的公司能够增加市场份额并降低成本。
越来越大的公司，越来越弱的竞争，让集中市场在自由道路上渐行渐远。
缺乏竞争的后果是投资更少、生产率更低、增速更慢以及更多的不平等。
美国消费者悲剧了
虽然有不少经济学家将价格模型做得花团锦簇，但其“硬核”却和菜市场里日常发生的讨价还价没多大区别。价格制定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博弈，当卖方由于集中而掌握了更大的议价权，相应的，买方就不得不承担更高的价格。
菲利蓬指出美国国内市场已经被寡头垄断所主导，美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也比他们应该支付的要高。而这种高价是以一种相对柔性的方式实现的，涨幅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很少能立即引起消费者关注。有时总体价格保持不变，但隐性费用增加，波动非常缓慢，以至于人们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发现显著差异。
在温水煮青蛙式的涨价过程中，“青蛙”终会是牺牲品。行业集中不但导致人们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也会让人们挣的钱更少，尤其是当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时，下层中产阶级的工资涨幅受限，生活水平就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实际下降。过去四十年来，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对一些人来说，实际收入甚至有所下降。
资源集中导致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最明显体现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
医疗患者是一种特殊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患者在与医生的对比中都很难强势起来，仅能靠诊金和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的核心思想是对知识传授者心存感激；为服务对象谋利益，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严格保守秘密，即尊重个人隐私、谨护商业秘密）来维持平衡关系。但是，菲利蓬提到，美国的患者相对要付出更高价格，却享受更一般的服务。
（2009年8月10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封面故事为美国医改特别报道）
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一直高于其他富裕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差距更是被急剧拉大。效率低下、寡头垄断的医疗体系是医疗效果平平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人均计算也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与其他人均收入类似的富国相比，虽然美国拥有最好的医院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总体衡量其人口中生活贫困的比例更高、婴儿死亡率更高、预期寿命更短。美国的医疗成本也比其他类似国家高得多。
在美国，每年的药物成本为每人1443美元（约合10075元人民币），而在欧洲为每人749美元（约合5266元人民币）。美国人在医疗保健上花费更多的原因在于价格更高，而不是他们消耗更多。
美国医疗价格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成本”庞大，包括医疗体系和服务的规划、管理成本，以及与管理相关的成本。这些行政成本在美国似乎很高，约占医疗总支出的8%。这比其他国家3%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
医院合并让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医疗支出太高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难题，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也是近几届美国政府面临的“世纪难题”。2017年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医保再改革，核心目标是废除奥巴马方案，提出医保计划新蓝图。然而完整的特朗普医保方案至今未见成形，美国医保改革仍难取得进展，享受医疗服务人群的弱势地位没有改变。
收入开源受阻，支出节流无望，在并不自由的美国市场中，消费者成了被剥夺的一方。
利益集团游说力量太强大
知晓了美国市场自由度下降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后，下一步就是要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毕竟，在芝加哥学派的大力鼓吹下，美国是自由市场灯塔的刻板印象可谓深入人心。
理论上说，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市场自由度下降，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垄断、消费者偏好引起的变化等。
而美国这种情况，菲利蓬则认为是由政策选择引起的。更确切地说，游说和法规制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各个行业壁垒增高。
自由竞争的天敌是垄断，而监管则要防止垄断发生。遗憾的是，由于利益集团游说力量强大，使得反垄断监管在美国并没有发挥应尽的作用。美国市场缺乏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游说和竞选筹款的影响。
跟踪美国公司过去20年为游说监管者、参议员、国会议员和重要委员会成员还有为联邦和州选举提供资金的花费后，研究者发现这些游说扭曲了自由市场。企业游说和竞选资金导致进入市场壁垒高筑、反垄断执法力度减弱和中小企业增长乏力。
菲利蓬将游说活动的增加看做美国反垄断执法力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0年7月1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封面故事为说客影响金融改革）
游说这一行业位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交汇点。事实上，雇佣说客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并保证“向政府请愿以申冤”的权利。这也为大企业利益集团的游说打开了大门。菲利蓬援引竞选经费研究所网站“追随者”的统计，2016年美国仅20个州的游说总支出为14.3亿美元（约合100.5亿元人民币）。
各行业的游说力度也有很大差异。金融业是游说资金最大的总体贡献者，与贸易行业相比，金融业游说活动占总收入的比例要大得多。紧随其后的则是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
不过总的来说，游说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在1500家标准普尔大型企业中，参与游说公司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约33%增加到目前的大约42%。平均而言，美国各行业中位于头部的四大公司控制着各自行业15%的收入。但它们在竞选经费捐款中占35%，在游说开支中占45%。这意味着这些大公司在政治体制中发挥的作用比它们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还要大。
游说活动成功限制了竞争，可能会受到伤害的经济行为体群体分布广泛。从该行业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受到直接影响。此外，由于高价格降低了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他们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能力降低，大多数其他行业会受到间接影响。然而，这些成本是隐藏的、分散的，消费者可能永远不知情。据菲利蓬估计，由于企业的过度集中和监管机构缺位，每个美国家庭要因此每月多付高达300美元（约合2109元人民币）的账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背后，制定监管政策的政客们却心知肚明，游说盛行正中美国政客的下怀。2018年4月，南卡罗来纳州前众议员米克·马尔瓦尼离开国会，到特朗普政府任职，目前担任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他曾向一群银行业高管讲述其在众议院任职期间的运作方式。他说：“我在国会的办公室有一个等级制度。如果你是一个从不给我们钱的说客，我就不会跟你说话。如果你是一个给我们钱的说客，我可能会跟你谈谈。”
谈的结果是监管方式发生了不利于自由市场的的转变。
美国在19世纪末发明了现代反垄断法，通过1890年的《舍曼法案》和1914年的《克莱顿法案》确立了现代反垄断法的标准。《克莱顿法》第7条和1976年的《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授权政府在合并完成之前对合并和收购进行审查。立法禁止可能大大削弱竞争或产生垄断的兼并和收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反垄断的经济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监管者将经济效率置于反垄断政策的中心，即使合并对竞争构成威胁，这些机构也有一定的酌处权决定效率是否超过竞争风险——而这正为行业集中开了绿灯，负责监管的公平贸易委员会在1996年后逐步减弱执法力度。
强大的游说供求关系，使得美国数以万亿计的公共政策支出、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等，不断受到特殊利益代表的彻查、鼓吹或反对。游说者可以通过减少税收或限制监管的方式获得巨大的回报，并一道改变了监管模式，扭曲了自由市场。
美国市场比欧洲更具竞争力？Nonono…
在严肃的试验中，都要有对比项。而在对美国远离自由市场的判断中，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老家被菲利蓬当作了天生的对比项。
比较经济规模、人口数量以及发展程度类似的欧美会发现，之前提到的大企业利润上升、行业集中度上升和普通劳动者收入下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过去20年里这种情况在欧洲并没有发生。由于欧洲广泛使用与美国相似的技术，可以排除技术跃迁带来的差异。此外，欧洲也面临着与美国近似的贸易情况，所以外部影响也可以排除。
从上世纪初开始，人们似乎就一直相信美国市场比欧洲市场更具竞争力。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2000年以前，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欧盟企业。2000年后美国企业的利润率和行业集中度上升，而欧洲企业的利润率保持稳定或下降。美国市场的竞争持续减少，欧洲市场却没有。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元区又受到接踵而至的主权债务危机打击，虽然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不及美国，但从市场角度看欧洲却更加健康，也更加认真地执行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执行力度的强弱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影响。
从1999年到2017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1%，欧盟增长了25%，就连一度陷入危机中的欧元区也增长了19%。
和美国相比，欧盟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趋势也不那么负面，收入增长得到更平均的分享。
至少欧洲消费者受到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比美国要小。菲利蓬认为美国人的购买力遭到了集中度高的削弱。过去17年，美国物价的涨幅比欧洲物价的涨幅高出15%，但是工资涨幅却只比欧洲高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发展与集中程度的变化有系统联系，美国不断增加的集中度至少导致了8%的价格上涨。
导致市场自由度差异的政治因素在欧美也有差异。
和美国相比，欧盟反垄断法的历史更短，但反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欧盟政策的核心。一个例证是近期欧洲监管机构就叫停了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合并。
监管严格也使欧洲的游说回报率低，没有美国那么普遍。相比之下美国的游说开支远超欧洲，美国公司在游说和竞选捐款方面的投入持续大幅增加，而且比欧洲公司和游说者更有可能实现其游说目标。
在欧美的比较中会发现，自由市场实际上如此脆弱。
人们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是理所当然的，但历史证明情况已经发生了菲利蓬所说的“大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