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
2019年香港发生的种种乱象，到底原因是什么，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问题出在教育上，有人认为是司法有问题，有人认为是不合理的房地产制度妨碍了民生。另一类意见则认为，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两制”，而忽略了“一国”，导致香港人缺乏国家认同感和爱国心。
这些对具体环节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香港整体的社会制度和种种乱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这一点反而很少有人提及。看来，很多人仍然认为，虽然有缺陷和不足，但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整体上是先进的，没问题。今后，香港固然要做出种种改进和修补，但并不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可能还有人认为，内地在市场经济、法治等很多方面还要继续学习和效仿香港。
香港的问题正出在整体的社会制度上。香港的社会制度，极端落后，不但远远不如中国内地，在亚洲四小龙中，也是最落后的。教育、司法、住房等环节的问题，是制度落后的具体表现和反映。
制度落后并不可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放手改革，奋起直追，终究事在人为。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香港人不但没有认识到自身制度的落后性，反而抱残守缺，把落后当先进，甚至对内地还有优越感。这不但可笑，还堵塞了香港自主变革的机会和可能性。这是香港面临的最大难题和悲剧。
在《为什么要反对殖民主义》一文中，我解释了殖民主义的经济本质。殖民主义本质上是一套系统转嫁现代化成本的制度。通过对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先进国家把现代化必需的成本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自己独享现代化的种种收益。
因为目的在于现代化，殖民地也有一些开发建设，殖民者又是来自先进国家，于是，殖民主义有了一层先进文明的外表，迷惑了很多人，所以才有“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的奇谈怪论。事实上，殖民统治对殖民地社会的伤害非常深。殖民者的开发建设，远远不足以弥补他们对殖民地的伤害。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多年以后仍然不能摆脱殖民统治的恶劣影响。
作为殖民地，香港的运气非常好——好到简直难以置信。即使如此，香港社会同样被殖民统治深深伤害，积累了大量难以解决的深层社会难题。今日之乱象，正来自于此。
殖民地所受到的最大伤害是，说到底，他们是别人的工具。他们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殖民地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要让位给外来殖民者的利益。
对英国人来说，香港只是他们在远东做贸易的一个基地。英国人只要确保这个贸易基地正常发挥作用，就够了。在香港，很长时间里，英国人和华人是隔离居住的。英国人只在自己的居住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至于香港的华人，英国人只有蔑视和无视，任其自生自灭。英国人从不觉得自己对香港、对香港的华人负有什么责任。
香港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重要理由之一就是香港税制简单，税种较少，尤其是进口零关税，是“自由港”。可是，作为殖民者，英国人之所以不在香港征收重税，不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而是因为——懒得收。
大家都不喜欢交税，但对政府来说，认真治理国家，就离不开收税。这是因为，政府想要收税，就先要花力气建立一套政治、经济和税务制度，需要对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管理；收了税，也必然要对纳税人有所交代，要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这些都做到了，治理国家就有模有样了，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对英国人来说，这些太麻烦了。他们可没有兴趣认真治理香港这块殖民地。当然，懒得收税不等于不要钱。在香港，英国人有的是轻松高效低成本的获利方式。
有人会说，何必在乎殖民者的主观动机呢。低税免税客观上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香港不就因为是“自由港”，而从渔村变成繁华大都市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香港这个地方的长远发展和前途。英国人、华人、其他人，都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他们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上海人、潮汕人、客家人、印度人、马来人，等等。香港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暂住地，是个赚钱的工作地。大家来来往往，各怀心思。香港，事实上无人治理。
珍珠港事变以后，日军进攻香港。当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地方武装都提出支援香港，但被英国人拒绝。英国人既不打算为了香港流血牺牲，也不想让香港回到中国人手中。
后来，英国人匆匆组成了一支包括英国兵、印度兵和加拿大兵的军队。面对日军的进攻，这支杂牌军只抵抗了十几天就宣布投降。以后，英国人再也没有为保卫香港放过一枪一弹。
战后，英国在本土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在香港，英国人想都没想过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有人可能会说，英国人不在香港搞福利，正好，香港反而得到了巨大好处，避开了英国的左翼思潮，保持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这才有了繁荣的“东方之珠”。
福利制度本身确实有很大问题。可是，英国人当时真心认为福利制度非常好。如此好的制度为什么不在香港实行呢？香港人不配嘛。要知道，高税收、高支出的社会福利制度，比传统的税收制度复杂多了。政府要对社会方方面面做很多事，财政上要花出去很多钱，公务人员要增加很多工作。让英国人为香港人做这些？给你本圣经，找个旮旯祷告去吧。
财政上，港英政府奉行“古典的、保守的”财政政策。不管财政收入多少，都要留下10%-20%的财政盈余。然后，剩下多少钱办多少事，没钱就不办事。看，少收税，少花钱，多么标准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其实是为了尽量避免给香港人花钱，说白了就是：“你们这帮人死不死？别来烦我好不好。有没有搞错，我们是殖民者，不是领导者”。
所以我们才看到，就在同一个不算大的城市里，这边是巨额的政府财政盈余，同时还有10万人居住在“笼屋”里。哦，对了，回归前一年，港英政府财政总算有了大的赤字。走之前，要尽量把钱花完。
说起来，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并不陌生。英国人对香港其实一直都是一国两制。英国本土的很多制度，香港人都无缘得到。
那么，香港人有什么呢？有“自由”啊，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放任政策。港督自诩为“积极的不干涉”。据说，这种自由放任政策正是香港得以繁荣富裕的原因所在。像港英政府那样什么也不管，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
如果头几年说这话，可能还有些说服力。到了今天，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表面的自由放任政策掩盖下，是殖民者对香港的漠不关心和拒不负责。这是香港社会制度停滞不前乃至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英国的众多殖民地中，香港的运气大概是最好的，先后遇到两次重大的历史机遇。表面上看，这两次历史机遇，香港都抓住了，实现了快速增长和繁荣富裕，但由于根本性的制度落后，香港实际上是浪费了这两次重大历史机遇。
二、第一次好运气及其被浪费
香港第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是1945年以后的国共内战。
日本占领期间，香港的人口，要么回到大陆，要么迁往东南亚或者欧美等地。到1945年，香港人口只剩下了60万，基本上成为一个破败的中小城市了。1949年有上海人迁到香港，到达以后，看看香港，不禁叹息道：这回可落到乡下了……
恰在此时，中国大陆爆发了国共内战。内战中，大陆150多万人来到香港——大多是年轻的劳动人口。同时，大量的黄金、美元、工厂、机器也迁往香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上海的纺织业，大批迁到香港。纺织业由此迅速成为香港本土的头号制造业。
战后的世界，百废待兴，对纺织品的需求尤其强烈。劳动人口、资金、机器设备、市场需求，样样俱全。香港的纺织业、服装业高速发展。
纺织业的繁荣，带动了其他制造业的兴盛。塑料花成了新兴产业。1950年，李嘉诚成立长江塑料厂，生产塑料花。到1960年代中期，香港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塑料花的生产，后来，由塑料花转向塑料玩具，打造出又一个强势制造业。
这是香港制造业，也是香港社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相比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家，香港一马当先，走在了最前面。
台湾1955年才开始实行刺激出口的工业政策。韩国要到1962年才开始建造电厂和钢铁厂，走上大力发展制造业之路。至于新加坡，1965年才建国。
从1950年到1970年，香港GDP年增长超过10%；到1970年，香港制造业在整个GDP中占比超过30%；香港从英国人在远东的一个贸易基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城市。
看上去，这完全是一幅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迅速造就繁荣的美好图景，但是，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其实隐藏着致命的制度缺陷。
香港的制造业，起点低，是简单加工的轻工业，规模小，技术少，设备简单。这很正常，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居然会长期停留在这种状态。
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工业园区、大厂房、流水线完全不同，香港的制造业，多是几十人的小厂子。到1980年，工人超过500名的工厂只有100多家。93%的工厂，工人数量不超过50名。
也就是说，从1950年起步，30年过去了，香港的制造业仍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初级状态。虽然表面一片繁荣，实际上是低水平重复，长期停留在小作坊、小工厂的状态，产业结构难以升级。规模这么小，当然很难投资技术，也没什么品牌，唯一的好处就是“船小好调头”，市场不好，可以随时歇业停工，避免亏损。
造成这种产业难以升级、只能低水平重复的主要原因，就是港英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由于事实上的无人治理，产业升级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够大量投资研发、引领技术进步的龙头企业，严重缺乏和滞后，更没有整体规划和长远考虑。这些基础性的要素，指望着小企业逐渐成长以后自己建设，是不可能的。
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没有政府投资建设的全国光纤网、高速公路网，会有淘宝吗？你在手机上点几下，几天后千里以外的商品就被送到你手里，只是因为快递员很勤奋吗？华为这样的龙头企业，带动了多少相关企业一起发展。没有高速传输的4G网络，短视频能大爆发吗……
经济核算的账本，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在企业层面。更重要的、作用更大的则是国家层面的经济核算。有些投资，在企业层面看，是难以收回、注定亏损的。无人治理、自由放任的制度下，这些投资就不会出现。但在国家层面看，这些投资不但可以收回，还会大赚特赚、造福民众。
亚洲其他三小龙，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并不相信所谓“自由放任”，而是从一开始就有整体规划和长远考虑，并随时修改和补充，竭力跟上时代和技术的发展进步。
当其他三小龙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后，香港这种低水平、小规模的制造业，就尽显疲态了。1960年代初，在纺织、制鞋、塑料、五金等多个行业，其他三小龙远远落后于香港，但到了1975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就已经超过了香港。香港只在玩具、服装上还有优势。
说到服装，该英国人出场了。英国人统治下，香港税率很低，那英国人吃什么？英国人自有轻松高效收钱的办法，那就是能卖的尽量卖，比如服装出口配额。
为了保护本土纺织业，英国、美国对香港制定了出口配额，也就是出口总量封顶。港英政府就把这个出口配额——实际上就是出口权——拿来卖。香港的服装厂老板，脑子很灵活，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轻松赚钱的好买卖。
香港服装业的前几大巨头，迅速转向，从苦熬苦累的生产，转向轻松愉快的倒卖配额，果然一举发了大财。他们的主要收入，都来自倒卖配额。是的，香港的繁荣在继续，但生产者无异于被赏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你辛辛苦苦生产，但累死也赶不上别人潇洒地倒卖出口权。
在这个“产业链”中，港英政府拿走了大头。那些倒卖出口权的，成了英国人的代理人。他们也赚了不少。真正的生产者，虽然表面上还享受着自由港的低税和自由，但实际上就是工业领域的贫雇农。
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必然制约、打压生产力的发展。香港的服装业，曾经欣欣向荣。班尼路、堡狮龙、佐丹奴三大品牌在大陆享有盛名。现在基本上都悄无声息了。佐丹奴的老板，退出服装业，创办《壹周刊》《苹果日报》，对，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祸港四人帮”之一黎智英。
在香港，英国人不但兜售服装出口配额，还出售多种专营权，包括各种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的经营权，开办电台、电视台的许可权，等等，等等。当然，获利最多的还是拍卖土地租约。占领香港以后，英国人就宣布香港所有土地都归英国皇室所有。港英政府把土地分成小块，拍卖土地租约。
基于普遍税收的社会治理，固然也会有种种问题，但基本趋势是健康的，有机会发展成为权责对应的政治结构。英国人可不想在殖民地搞什么“权责对应”。从东印度公司开始，英国在海外殖民地就广泛采用各种特许制度。这比辛辛苦苦地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可轻松多了。
港英政府大肆兜售各种专营权的结果就是，在表面的自由和开放之下，香港其实是个高度封闭的社会，香港经济是特权型模式。出售专营权的收入，占了港英政府财政收入的四成。买到特权的人，相当于欧洲封建时代的“包税人”。他们无需生产，凭借特权就可以从民间直接敛财，交足给殖民者的，剩下的，就是他们的。
至于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他们在食物链的最上游。英国人在香港有七大财团：怡和、会德丰、和黄、太古、汇丰、嘉道理、英之杰。这些英资财团控制着香港的金融、保险、房地产、通讯、交通、市政公营设施等多种稳赚不赔的好生意。重要的是，这些财团可都是要向英国政府缴税的。英国政府对他们，可不会“自由放任”的。
如果你是英国殖民者，你是愿意讨人嫌地、麻烦地向公众收税，还是愿意一边成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一边通过这些财团不露声色地收更多的钱呢？
英国政府、英资财团、港英政府，三方联手打造出一个完美的殖民主义敛财机器。港英政府把各种躺着也能赚钱的寻租类好生意、好地皮出售给英资财团特许经营，港英政府的财政赚足了钱。有垄断特权的英资财团当然也大发财。英国政府这个“大哥”则罩着两个“小弟”，大家一起闷声发大财。
至于广大的香港民众，你们有“自由”啊，只要别碰大佬们的垄断特权，自己找饭吃去吧。政府收税那么低，你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在表面的现代工商业城市，高大上的自由资本主义掩盖之下，香港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质上和美国内战以前南方的棉花种植园没什么不同。
看穿了香港的这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再看所谓的“自由港”，所谓的低税率零关税，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殖民者掠夺走的财富，只有多没有少。神奇的是，明明是缴纳更多，香港人却因为殖民者给了他们“自由”，而感激涕零加上自豪不已。
进入1980年代，其他三小龙继续实行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和产业推动政策。他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稳健，后劲十足。
1980年代初，台湾地方政府制定“十年经济发展计划”，确定高科技工业、自动化等八个重点发展产业。新竹科学工业园落成。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力推行产业升级转型，直接引领和干预经济发展，提出“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的发展方向。韩国的力度最大，政府主导了半导体发展计划。三星开始在半导体研发上大力赶超日本。
1979年，港英政府也提出一系列振兴产业的政策，包括增加工业用地供应、促进与内地的经贸联系、设立工业培训机构等等。但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人执行。殖民者的漠不关心，特权控制的经济模式，香港本土产业明显衰落。到1980年，香港制造业在GDP的占比，从最高峰的超过30%，降到23.7%。
虽然赚到了钱，但香港人实际上浪费了战后经济恢复发展的这个历史机遇。三十年过去了，表面的繁荣之下，香港社会实际上没有进步。当其他三小龙多种高技术高利润的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电子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香港本应从那时起就陷入衰落，但香港人又遇到了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三、第二次好运气及其被浪费
香港的众多小企业，虽然不上规模，利润率不高，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但确有“船小好调头”的特点。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世界范围内，电子产业迅速兴起。香港人又抢先一步，出现了一大批小型电子企业。年纪稍大的读者对香港的电子表、游戏机、BP机、电话机等电子产品应该还有印象。
1978年，内地人和香港人的收入完全没法比，相差几十上百倍。香港人把几万家小厂子搬到了珠三角，在香港接订单，在珠三角生产，再通过香港出口。
这种港资小厂子，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一条，那就是老板的香港人身份。对还没有全面开放的内地来说，香港老板掌握着出口权。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香港人有文化语言上的优势，在珠三角办厂要容易得多。左右逢源，两面有利。
本应在1980年代就走向衰落的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1980年-1985年，香港GDP增长了59%。虽然本土制造业大量迁出，越来越少，但依托大陆廉价劳动力的生产，香港本地的运输、贸易、零售、娱乐、旅游等多个产业一片繁荣。
赚钱这么容易，加之在香港炒股炒楼的收益要高得多，自然没必要冒着风险研发技术、打造品牌。珠三角众多港资电子企业，延续着香港小厂子的经营风格。2008年金融危机中，港资企业以“老板跑路”著称，确实是“船小好调头”。当然，也有港资企业在珠三角发展壮大，成为大中型企业，但在电子行业的整体格局中，开始领先的香港，到今天，不但早已失去了领先地位，都没有多少存在感了。
相比之下，起点低、资金少、困难多的大陆电子企业，虽然开始也是小企业，但几十年过去，已经成长出一大批巨型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今天，通过加入苹果手机庞大的产业链，中国大陆、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众多企业赚得盘满钵满。香港本土的企业呢？零。哦，不是零，香港人在苹果手机的零售和走私上还能赚钱。
不管怎么样，在大陆还没有全面开放的1980-1990年代，凭着在珠三角投资的众多工厂，以及代理大陆的转口贸易，香港人赚了很多钱，风光一时。赚到钱，就拿回香港炒股买房。香港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迅速兴旺发达。
巨额财富的推动下，港英政府更加热衷于拍卖土地租约和出售配额。香港企业家则高高兴兴地买租约买配额，然后倒买倒卖，大家都发财。就是在这个时期，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成了香港的支柱产业。
到1980年代中期，中英开始关于香港的谈判。英国人想用主权换治权，中国的答复是，主权根本就不在谈判内容里，甭说了。咱们聊点儿别的。而且，别扯闲篇儿拖时间啊。到时候谈不下来，就不谈了，我们直接收复。
见到大势已去，英资财团开始出售资产——出售给他们的代理人。和黄被李嘉诚控股，会德丰被包玉刚控股。李嘉诚还收购了香港电灯和电信，包玉刚收购了海港城、香港电车等。
这些躺着也能赚钱的寻租类生意，落到了香港本土的华人大家族——其实是殖民者代理人——的手中。“自由的、低税负的”香港人，从向英国殖民者交钱，改成向其代理人交钱了。香港“教父”们的家族财富开始迅速膨胀。
如果没有外来约束，谁不愿意做这种稳赚不赔、寻租型的生意呢？你总得住房子吧，你总得用自来水用电吧，香港总得有码头、公共汽车吧。好，你用一天，我就赚一天钱。放着这些钱不挣，我去冒着失败的风险，痛苦地承受市场波动，投资搞制造业搞研发？你看我像傻子吗？
负责任的政府，会用各种办法控制这些寻租类的企业，把这些企业的收益通过税收或者政府直接控股经营的办法收上来，用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建设或者转移支付，帮助落后地区和落后人群，把收益公平分配，让国家均衡发展，而不是任由这些财富被少数私人控制。
香港有这种负责任的政府吗？当然没有。即使是97回归之后，香港政府也延续着以往殖民时期的基本制度和特许经济模式。也有特首想要做出改变，但殖民者代理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除非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谁也无法摆脱这些罗网的控制。任何想要触动香港特许经济模式的尝试，都只能灰溜溜收场。
讽刺的是，按照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负责任政府的做法被称为“计划经济”，是邪恶的“政府干预经济”。香港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放任做法，反而是“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的”。
1999年，李泽楷开发数码港。最终，这个项目变成了房地产，李泽楷获益40亿港元。这事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影响深远。从此以后，香港资本对投资科研、制造业彻底失去了兴趣。在他们看来，钱只能投在金融房地产上。投资制造业、高科技，是大傻冒在冒傻气。
知道了香港企业家的这种心路历程，对他们在大陆多地的囤地不开发，若干年后转手倒卖获取巨额利润的做法，也就不意外了。躺着赚钱、尽量不劳而获的寻租型经营方式，在这一代香港企业家中已经深入骨髓，甚至成为下意识。他们已经不能算是企业家了。他们的真实身份是社会寄生虫。需要他们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拍板决策去哪里寄生。
2000年，福布斯全球财富排行榜，美国前三名是比尔盖茨、甲骨文的埃利森、微软的艾伦。台湾是国泰人寿蔡万霖、台塑王永庆、和信辜振甫。中国大陆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兄弟、任正非。没有一个地产商。
香港的前三名是李嘉诚、郭应湘、李兆基。全是房地产商。不仅前三名是，前十名都是房地产商。
后来的财富排行榜上，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互联网巨头，他们深深地改变和提升了中国社会。香港那边呢，来来去去，还是那些房地产商。更不堪的是，一个有着全世界最密集房地产超级富豪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却低得可怜。似乎，这些房地产商的主业并不是盖房子……
到2017年，香港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1%，可以忽略不计了。经过70年，香港的制造业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回到起点。香港恢复到了靠转口贸易为生的状态。
2018年，香港进出口总额为1.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5692亿美元，进口6275亿美元。看上去很庞大，但香港本地产品的出口是多少呢？463亿港元，主要是首饰黄金、金属矿砂、老字号中药等等。几百亿港元，大致相当于内地一家大企业的出口额——还不是很大的那种。这个数字，就别让香港和内地城市比了——那太欺负人了。
香港本地的产业，已经基本空心化了。香港人的就业，主要就是围绕着那1.2万亿的转口贸易及相关行业。还有一些旅游、住宿、餐饮等等低端服务业。
如果香港是澳门那样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依托中国大陆，靠少数行业，也能过得不错。但香港毕竟有750万人口。在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下，如果今后转口贸易出现大的变化，香港大部分人将迅速沦为贫困人口。
就这样，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被香港人浪费了。香港本应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和大陆实现深度的全面融合，借助大陆的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重振香港的产业和科技实力，打造未来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基础。
香港人不但没有这么做，他们反而用在大陆赚取的巨额利润，进一步扭曲了香港社会的经济结构，固化了特权经济模式，扩大了制度弊端，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明明经济上已经全面依赖内地，香港人却处处鄙视、排斥内地人，竭力想要在政治上和中国大陆一刀两断。怎样才能理解这种怪异的思维方式呢？
英国殖民者虽然傲慢冷漠，毕竟还要受到来自英国国内的约束。接替了殖民者的香港“教父”们，虽然是华人，对香港的责任感，却比英国殖民者还要少。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加入了外国籍。香港人的命运，落到了一群完全不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外国人手中。他们的特点是：一、完全彻底的认钱不认人；二、随时准备拔腿走人。
由这样一群“港人”治港，结果只能是，香港的社会制度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但不如中国内地，不如另外三小龙，甚至不如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那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治理上有很多问题，但至少，他们是由自己国家的人在治理。困扰他们的，是能力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
即使万亿转口贸易现在还在正常运转，对于大多数香港普通人来说，由于本土产业的空心化，只要没有投胎到那一小撮殖民者代理人家族，也没有跻身金融、地产等高利润行业的少数从业者行列，你就没有什么个人发展的前途。不管你个人多么努力，在香港，你注定只能从事那些低端服务业。
并且，你从小就被灌输，香港实行的是先进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任何人阻止你成就一番事业。那么你把这一切迁怒于何人呢？那还用问吗？当然是97之后收复香港的中国啊。
四、把解放进行到底
和香港社会这种表面上自由化，实际是高度不负责任的制度截然不同，中国大陆的治理一向有着极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改革开放以来，顶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中央政府从来也没有放弃对经济的控制和引导，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推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包括推动性的产业政策和类似“房住不炒”的控制性政策。
那么，问题就来了。1997年收复香港以后，中央为什么没有在香港也推行这种负责任的政策呢？为什么眼睁睁看着香港延续殖民时期种种落后的社会制度呢？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此。
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鲜事，古已有之。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别很大。从来就不是一套制度丝毫不变地全国推行。因地制宜、地方自治的因素一直都很重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都会实行和中原不同的社会制度。
但是，历史上所有的一国多制，暗含的意思都是：那些地方由于基础、环境等方面的条件太差，不能实行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的制度，只好暂时实行较为落后的地方制度。将来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改土归流”，实行文明开化的社会制度。
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西藏的农奴制度，都是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以后被废止和取消。
土司制度起源于唐宋，“以土官治土民”。元朝时演化为比较完善的土司制度。明朝时开始小规模的改土归流。到了清朝，特别是到了雍正时期，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到了新中国，土司制度被彻底废止。
1951年5月，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考虑到西藏的具体情况，内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等社会运动，并没有立刻在西藏推行。西藏的农奴继续被奴役和剥削。到了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解放军迅速平定了叛乱。随后西藏就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旧西藏的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
自始至终，中央政府从来也不认为土司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有什么先进和文明之处，对这些落后地区，中央有充分的制度自信。消灭这些地区的落后制度，只是时机和时间问题。
可是，到了香港的一国两制，暗含的意思，变成了中国大陆的制度不自信。大家认为，香港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更先进，内地反而是制度相对落后的一方。毕竟，多年以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都远超内地人。面对这种巨大的差距，实在也难有制度自信。
因为缺乏制度自信，对西方和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很长时间，中国大陆的态度是：这些制度虽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承认，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西方和香港是老师，中国大陆要大力学习，但改变和提高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来。你们别催那么急。谢谢啊。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中央不愿意看到香港回归以后经济出现问题。这是因为，不管香港经济因为什么原因出了问题，都会被解读为“落后的内地拖累了先进的香港”。这未免令人尴尬。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中央在许多方面给香港提供了特殊和优惠的政策，甚至是直接的补贴，为的就是尽量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这种做法，主观用意是好的，但客观上却延续了香港殖民时期的特权经济模式，当然，结果也只能是同样的，那就是只有少数特权者受益。可以预料，即使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不变，这些对香港的特殊和优惠政策今后也会被取消或削弱。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前期，中国内地确实从香港引入了大量市场经营、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在这方面，必须承认，香港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中国大陆尤其是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从来都比香港优越领先。
一百多年来，中国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不懈奋斗；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建立起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强大的解放型国家。在社会制度上，中国大陆不但领先于香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一枝独秀，遥遥领先。20世纪的中国史，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壮观、最伟大、最气势磅礴的解放史。
当然，认识到中国大陆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拥有制度自信，需要一个过程。伴随着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中国人对自身社会制度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否定—反思—逐渐看好—自信—自豪这几个阶段。近些年更是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和制度优势。
对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孤立地看香港，是看不清楚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香港因为殖民统治受到的深深伤害，被自由民主的话语掩盖。只有通过和中国内地的对比，才能看清香港社会制度的落后性。
由于很早就割让给了英国，没有经历中国内地这一百多年的锤炼和锻造，香港实际上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制度活化石，怪异地保留着清末民初的社会制度，加之殖民统治带来的扭曲和畸形。香港的社会制度，虽然披上自由民主的外衣，内里却极端腐朽落后、衰败不堪，充斥着奴役和剥削的恶臭。
中国大陆彻底解放、以人民为主体的先进社会制度，和香港深陷殖民统治、以殖民者及其代理人为核心的落后社会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没有1945年战后经济复兴和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两次重大历史机遇，香港早就会退变为一个平庸乃至贫困的边陲城市。靠着这两次历史机遇，香港有幸实现了表面上的繁荣和富裕。
但是，内在的制度落后终究还是会让香港回到它应有的位置。2019年的动乱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这一年香港的种种乱象，让其制度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香港的一国两制，终究和历史上的其他一国两制没什么两样，同样是地方落后于中央。香港落后的社会制度，也将和土司制度、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一样，在合适的时机被废止。
香港那些愚蠢的蟑螂，拼命想要切断和祖国大陆的关系，甚至愚不可及地想要“港独”。他们孱弱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个基本事实：全面融入祖国，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和人民解放，这是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富裕的唯一可能。
殖民时期那种表面自由、实则毫不负责、无人治理的政治制度必须全面废弃。要建立起以人民为主导的解放型社会；
要彻底打碎香港社会的特权经济模式，建立对内对外的开放社会；
要坚决推行去殖民化，殖民者及其代理人要被全面清算、驱逐和消灭；
要重新振兴香港本土的产业和科技，让香港年轻人重新看到发展前景，拥有发展机会；
可悲的是，香港很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他们用自身的愚蠢、对祖国的恶毒和对外人的奴颜婢膝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未来。香港未来必然仍是要和祖国大陆融为一体，可惜，到那时，香港将只是一个可怜可叹的被遗忘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