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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安定的澳M，与喧嚣动荡的乡岗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我们有必要理一理澳M的历史脉络，对理解乡岗问题也大有裨益。
有人说乡岗澳M治理难度不一样，澳M只有六十多万人，乡岗则有七百万；澳M面积只有30多平方千米，乡岗则有1100多平方千米，但是也不能否认斗争的残酷性和精彩程度。
别忘了，澳M也是个国际自由港，以前也是个基本不设防的城市，导致这里成为各地黑帮的避风港，也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回归前）。
除了黑帮，还有各种政治势力。比如抗日时期日本在这里设有特务机关，刮民党在这里设有支部和特务机关。抗战胜利后，刮民党支部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
1948年，刮民党影响下的社团高达64个，包括工商社团、职业社团、同业组织、工会团体、乡族社团、慈善社团、学术社团、体育社团，可以说几乎把控了澳M社会的方方面面。
曾经潜伏到延安刺杀太祖的刮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沈之岳，1963年亲自潜伏到澳M，部署对大陆进行袭扰和搜集情报活动，并试图暗杀刘SQ。
新中国成立之初，跟澳葡当局的关系也不好，葡萄牙对新中国也持一种敌视态度。在关闸一代，澳M的葡兵经常越界挑衅，1951年，机枪大炮都架好了，时刻都有开火的危机。
1952年，澳葡当局蚕食边界，葡国哨兵向中国边防哨兵开炮数十发，中国边防军反击，双方交火两天，互有伤亡，史称“关闸事件”。
但神奇的是，1967年1月2日，澳葡当局突然发出公告，禁止一切敌视新中国的活动，禁止悬挂一切敌视新中国的旗帜、徽章和标志等。随后刮民党势力被一窝端全面清除了。
这一切难道是充话费送的吗？在这惊天大逆转的背后，就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斗争史。敌我双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东风最终压倒了西风，得益于在澳M的党组织活动有力，积极走群众路线，赢得了澳M的民心；坚持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长期以来，党在澳M的工作一直都是在地下，不过地下工作也分两条线，一个是地方党组织，一个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科，两条线互不交叉。
先说地方党组织，也就是党的澳M支部，成立于1937年。其实成立之前，澳M已经有地下党在活动，比如濠江中学的校长黄健，就是一名地下党员。
1937年6月，广州市委和乡岗市委认为成立澳M支部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委派杜晓霞（支书）、廖锦涛赴澳M开展建党工作。
而这个杜晓霞其实就是濠江中学校长黄健的夫人，原名杜芳铭，后改名杜岚，1912年出生于陕北的米脂县，1934年两人因为革命工作被捕，在狱中相识。
她公开的身份是濠江中学教师。所以这所学校简直就成了一个地下党校、革命的大本营，不断在抗日团体、产业工人、学校中培养和发展党员。
说这是地下党校一点都不夸张，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杜岚就带领同事们研读《论持久战》，每逢九一八、七七纪念日，学校就集会，号召“不忘国难，抗战到底”。
由于工作得力，党组织发展迅猛，不久之后就成立了学生支部、妇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关支部、岐关车路公司支部、纱厂女工支部。
为了提高党员思想觉悟，他们秘密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给学员上抗战形势教育课，还经常开会，研究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鉴于澳M工人、知识分子较少，党组织决定向医院、学校、报馆方面做工作，广交朋友，尽量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团结教育爱国青年，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
由于澳M党组织的努力，澳M涌现很多抗日救国运动组织，比如四界救灾会（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旅澳服务团。其中后者就是由地下党发起和直接领导的。
由于日寇的入侵，广州、乡岗相继沦陷了，大量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澳M，内地很多学校也流亡到了澳M，澳M人口剧增。
杜岚和黄健夫妇，抓住这个机会，积极扩班招生，依然容纳不下，就招收夜校学生。上课的同时，积极宣传抗日，宣传进步思想。
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澳M经济萧条，很多人上不起学。濠江中学为了收纳贫困人家的子弟，毅然决然宣布免费办学，黄健把家族中的五座房子全变卖了。
最艰苦的时候，杜岚把自己的结婚戒指、绣花毛衣以及丈夫仅有的一套比较体面的西装，也全部给典当了。
1947年，黄健另有别的任务被调走，33岁的杜岚成为濠江学校的校长。这时的中华大地，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她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
杜岚还在濠江中学举办了多期青年培训班，系统讲授《新民主主义论》、群众运动要领和国内国际形势等内容。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杜岚托人到内地订购五星红旗，由于当时广东还没解放，五星红旗非常紧俏，附近的中山县委也只有三面，不舍得给澳M。
杜岚内心非常着急，于是她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在9月30日晚，按照托人拍来的照片，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0月1日，杜岚带着自制的五星红旗和一台收音机来到学校，要用收音机里传来的国歌声作为伴奏，跟天安门同步升起五星红旗。
结果国旗刚升起，澳葡当局就来干涉。杜岚说：我是中国人，祖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我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有什么不对？
在学校师生的斗争下，澳葡当局妥协了，答应只可以升一天。后来濠江中学坚持了三天。而且自此以后，每逢国庆和校庆，都要升挂五星红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澳M学生。
这是澳M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其实更神奇的是另一条隐蔽战线，那就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情报组织，而且布局更早。
提到这个，就不能不提这位传奇式儿的红色特工——柯麟。在长期的秘密斗争中，他孤身深入龙潭虎穴，在残暴的敌人眼皮下一次又一次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1928年，他接受周恩来委托，在特科的直接安排下，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秘密机关，主要领导常在这里接头开会。
这里每个病房互联互通，并且还有后门。周恩来、陈赓、邓小平、关向应、李立三等“病人”经常在这里的“传染病”房开会。
结果1929年8月还是出事了，党内出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叛徒白鑫。当时白鑫是军伟（通假字）秘书，算是澎湃的贴身秘书。
白鑫的叛变，导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优秀党员被害，周恩来因看病未到场躲过一劫。
由于白鑫影响极为恶劣，特科红队利用柯麟去给白鑫看病的机会，摸清了白鑫的情况，陈赓亲自出手，击毙了这个叛徒。
对！没错，就是那个把李云龙训得像一只鹌鹑的那个陈赓。
柯麟也因暴露，被迫转移，刚转移走，刮民党就带人上门了。柯麟在组织的安排下，经大连去了沈阳，然后去了厦门，在厦门开了一家同德医院。
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医院曝光了，他又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乡岗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潘汉年又安排他们一家去澳M，开了一家柯麟诊所。
去澳M之前，潘汉年特意叮嘱他，一定要注意隐蔽，单线联系，不要跟地方党组织那条线发生交叉，因为他负有不同于地方党组织的特殊使命。
柯麟保密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连他亲弟弟柯正平很多年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只知道他是个活菩萨。
但实际上，柯正平也是个地下党员，还曾担任过澳M党组织的负责人，被澳M人称为地下澳督。
由于柯麟医术高明，采用中西医结合，而且医德高尚，很快就在澳M成了名医，很多工商界人士都找他看病。
其中有一位叫马万祺的年轻富商，因为得了肺病，在别的医院治疗效果不太理想，找到了柯麟诊所，他几副中药下去，没想到病情好多了，两个相差19岁的人，成了忘年交。
这时候，抗战已经爆发，柯麟就给马万祺分析形势，血气方刚的马万祺听得津津有味，热血沸腾，被柯麟的爱国情感所感染，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马万祺是南海县人，富二代。1934年父亲病故，15岁的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1938年广州沦陷，他经乡岗辗转澳M，最后在澳M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
大丰银号中，有一个骨干叫何贤，精明强干，可是也生病了。于是马万祺介绍他去柯麟诊所看病。在看病的过程中，何贤也成了柯麟的好朋友。
马万祺和何贤，都不知道柯麟身份，只知道他医术高明，而且宅心仁厚、仗义疏财。作为精明的商人，他们知道柯麟是可以发大财的，因为澳M缺医少药，他完全可以成倍涨价。
但是柯麟并不贪财，反而对贫苦的患者只收取很低廉的医药费，甚至免费。柯麟对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认真诊治。
何贤被这个人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由于他的办公地点离柯麟的诊所不远，经常过去坐坐，聊聊天，喝喝茶，无话不谈。
何贤是个商业奇才，天生就是个当大哥的料，广东番禺人，性格豪爽，21岁就成了汇隆银号的总经理，在金融市场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红火。
后来广州沦陷，乡岗沦陷，他也来到了澳M，在赌圣傅老榕和马万祺合股经营的大丰银号工作。他来之后，大丰银号一跃成为澳M金融界的龙头老大。
这时候，何贤引起了葡萄牙人的注意，因为澳葡当局因为战争，财政和金融陷入了危机，葡萄牙人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于是就聘请何贤帮忙。
何贤很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乡岗沦陷，港币退出了流通，市面上货币紧缺，于是他开出了药方——增印澳M币，澳M市场逐渐企稳，就这样帮助澳葡当局度过了难关。
也因为如此，何贤在澳M上流社会威望大增。他跟金融巨子钟子光、澳M门当局经济局局长罗保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三个人经过研究发现，乡岗沦陷后，黄金被禁止出口，乡岗和东南亚的黄金买主都涌到澳M来收购。于是三人又合伙开了一家黄金公司，并取得了黄金的专营权。
俗语有云：“盛世古董，乱时黄金。”自古以来黄金就是硬通货，转移时携带也方便。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大家对黄金的需求猛增，所以这生意真是活宝。
公司主要由何贤经营，他派人到非洲等地购买黄金，然后在澳M销售。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一进一出，赚大发了。
由于他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公司中的股份越来越大，后来控了股。
他不止搞金融，从40年代中期起，又陆续开办了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酒店、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大家很奇怪，日本为啥乡岗都占了，不敢动澳M。这里有原因，葡萄牙拿住了日本的把柄，也就是日本在巴西的几十万移民。
葡萄牙是巴西的殖民母国，让巴西给日本发了照会，说如果日本人敢武力入侵澳M，巴西就把几十万日本侨民撵回日本。
这把日本吓出了一头汗，日本考虑到葡萄牙中立，并且澳M面积狭小，战略意义不大，所以就没敢对澳M下手。
没武力攻占，但是日本也进行了封锁。澳M资源短缺，一封锁就意味着死亡。这时候何贤出马，经过与日本的艰苦谈判，最终日本解除了封锁，救了澳M几十万人。
何贤渐渐成了无人不服的澳M王，又被称为华人总督。华人有啥事都愿意找何贤，何贤也愿意替华人出头。
就这样，德高望重、宅心仁厚的柯麟，和知名实业家马万祺、澳M王何贤，组成了一个澳M的铁三角。
回到柯麟，柯麟虽然凭借崇高的医德，赢得了澳M社会各个阶层的声望，但是个人诊所容量有限，所以他萌发了加入镜湖医院的念头，这样平台更大，活动面更宽阔。
他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采取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诊所应诊半天，在镜湖医院义务应诊半天。
对于这个做法，他的好友何贤不太理解，聊天的时候问他：你到镜湖医院义务为大众服务，每月少挣一大笔，还引起家庭矛盾，这是何苦呢？你准备吃亏到什么时候？
柯麟笑着回答说：贤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算长命百岁，也只不过是大宇宙中的一瞬间啊！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是无穷无尽、世代相传的……
他接着说：我个人不信佛不信教，可我有自己的信仰和抱负，那就是以个人有限的生命，去造福人民和国家，这才不枉活短暂的一生啊！
柯麟看何贤陷入了思考，于是趁热打铁，动员他也加入镜湖医院，他说：要是加入镜湖医院，你就可以帮助澳M广大劳苦大众，那才是功德无量的善举啊！
你看神奇不神奇，最初何贤还在纳闷为啥柯麟加入镜湖医院，后来他自己也加入了镜湖医院，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第二年成为副会（主）长（席），义务任职直到病逝。
柯麟动员加入镜湖医院慈善会的，不仅有何贤，还有马万祺、林炳炎等澳M工商界人士，最后把镜湖医院办成了一所正规化、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成为澳M百姓的健康保障。
柯麟不但在镜湖医院义诊，还担任了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会（主）长（席），然后把自己的医学院的同学也弄进镜湖医院，成立了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由他直接领导。
他还义务担任澳M四界救灾会（不让说“抗日”）名誉顾问，组织给抗日游击队教授战地救护知识。抗日游击队甚至把镜湖当作了后方医院，经常送伤员过来。
1946年，柯麟被选为镜湖医院董事会董事，并被董事会选为镜湖医院院长。这个院长必须要得到澳M总督的批准，但是总督怀疑他是……
柯麟到底是不是呢？他自己没公开过自己的身份和信仰，大家也从来没问过。只是从他的所作所为上看，大家心里都觉得他是。
由于这个话题很敏感，也很危险，所以大家为了保护他也从来不问。所以你看这群众工作做得多好。
但是院长的事儿，大家感觉很难获得批准，于是何贤陪同董事长林炳炎一去找总督，他跟总督的关系特别好，总督有啥事都跟他商量，不然玩不转。
但是这次，总督却想否定柯麟。结果不字还没说出口，何贤就把话截住了，斩钉截铁地说：董事会十几个人都可以换，唯独柯麟不能换！
总督很吃惊，权衡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柯麟担任镜湖医院的董事和院长。为什么何贤这么坚持，不坚持院长的位置就被刮民党势力给夺过去了。
各种阵地就是这样，你不争取就会落到敌人阵营手里。柯麟利用自己出色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又先后实现了对澳M中华总商会和中华教育总会的改组。
澳M中华总商会，长期受到反动势力操纵，总商会的一些进步活动受到阻止。1950年为了争取总商会领导权，柯麟、何贤、马万祺大力揭发选举作弊，最后总商会不得不重选。
重选之后，何贤任理事长，周赐达、马万祺任副理事长，柯正平当选为监事。中华总商会从刮民党阵营中给夺了回来。
柯麟还非常重视教育阵地，为了把教育总会给夺过来。铁三角一商量，绝境由马万祺出面，热情邀请当时正患重病的陈道根到镜湖医院治疗。
陈道根住院期间，柯麟对他进行说服争取工作。陈道根深受感动，把教育总会的组织、权力和档案托付给马万祺等人。
就这样，在柯麟的努力下，团结住了澳M所有的爱国进步力量，何贤家族、马万祺家族、崔德祺家族，都发展成了党的朋友，都凝聚到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就这样一步步，进步势力占领了舆论阵地、工商阵地、医疗阵地，最重要的是占领了教育阵地，为澳M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爱国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10月10日，柯麟和马万祺在澳M的平安戏院，召集各界主持了庆祝大会，柯麟正式公开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然而他公开之后，马万祺和何贤等爱国人士并不惊诧，因为他们早就是党的朋友了，解放战争开始，已经开始协助柯麟筹措战略物资支援前线了。
1949年11月，乡岗发生了两航起义（中国航空、中X航空），在澳M的中航通信器材装箱等，被澳葡当局查封，何贤和马万祺紧急斡旋，最终争取了48小时的时间。
他们一刻也不停息，组织工人把2477箱器材全部装船，伪装之后偷偷运到广州再换军列，终于再1952年2月运抵天津。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万祺和何贤，跟乡岗的霍英东紧密合作，一起帮着采购运输石油、药品等各种战略物资。
1951年，柯麟接受党组织安排，回到内地，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的书记兼院长，他又开始了医学教育战线上的工作。
柯麟返回内地之后，斗争仍然在继续，正如文章开头的关闸事件，中方向澳葡当局发出通牒，澳葡当局被吓懵了，只能请何贤和马万祺等人出面调解。
最后澳葡当局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后撤50米，写保证书、赔偿损失，考虑到澳M的窗口作用，这件事情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刮民党势力是如何被驱逐的，事情要从1966年说起。
当时氹（dàng）仔岛与澳M半岛是没有桥连接，居民只能通过小渡轮往来，让岛上的孩子上下学十分不方便。
所以氹仔岛的居民决定自己筹措经费扩充校舍，以方便岛内贫穷子弟求学。但是必须要有澳葡当局的批文才行，而申请批文又太难，政府效率太低，手续麻烦，而且腐败严重，卡拿吃要。
所以岛上的居民采取一边申请一别建的策略。结果当局在11月发现有人搞违章建筑，下令停工并拆除。
于是护校的居民跟警察就产生了冲突，最后40人受伤11人被捕，包括一名《澳M日报》的记者。
后来中华总商会派人与岛上的行政局交涉，结果还没见到局长就被捕入狱。商会会（主）长（席）何贤出面拜会澳督施维纳，施维纳态度强硬不买账。
当时全球范围内左翼运动崛起，大家特别有造反精神，所以事情再度升级。12月3日，大约60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和工人，手持毛XX语录包围了澳督府。
到了下午，更多的普通市民加入了示威行列，形势逐渐失控。议事亭外的葡萄牙铜像被拉倒，码头外另外一尊雕像的右手被割断，警车被掀翻，市民冲入了市政厅……
澳督一看形势不对，宣布戒严。但是鲁莽的葡萄牙武装部队指挥官命令开枪当场打死两人其后几天又有数人在街上遭乱枪射杀。据官方统计，打死8人打伤212人并逮捕62人。
澳葡当局过分使用暴力，更让澳M华人团结。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何贤能胜任华人代表与澳M当局谈判。
何贤提出了三不运动：“不与葡萄牙人进行买卖”，“不交税给殖民政府”，“不为葡萄牙人服务”。很快，在澳的葡萄牙人断粮断水，垃圾堆积如山，没有交通，没有银行服务……
12月10日，广东省政府也开始护犊子，向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同时解放军在珠海进入战备状态，海军四艘炮艇开始在澳M水域游弋。
这四项要求是：第一，无条件接受澳M居民的所有要求；第二，对在澳中国人赔礼道歉；第三，严惩主要肇事者；第三，保证今后不允许刮民党势力的任何活动。
葡萄牙被吓成了孙子，谈判组不得不答应所有的要求。但最后还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说这个认罪书能不能不公开发表。
中方代表很客气，一口否决了对方的要求，葡方最后两手空空，灰溜溜打道回府。
最后澳葡当局赔偿了2058424澳币，要知道澳M当时买一套房子才几万澳币。
市政厅长也被撤职了，牺牲华人出殡当天，澳葡当局下半旗致哀，葡萄牙官员到灵堂前鞠躬致歉，何贤正式成为澳M华人和新中国在澳代表。
最受伤的，应该是刮民党在澳势力，其实没他们啥事，但是也因这件事被彻底赶走了。也就从1967年1月29日，澳M实际上已经回归了祖国……
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政变，爆发了康乃馨革命，军政府倒台，新自由民主派政府厌倦了殖民地困扰，宣布退出所有殖民地，包括澳M。
所以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葡萄牙非要归还澳M，但是我国反倒推迟不要，理由是条件尚未成熟。但是葡萄牙还是单方面修改了澳M的定义，改为“葡萄牙管治的中国领土”……
至此已经7500字，基本上理清了澳M为什么是祖国的乖宝宝的历史脉络。归根结底，那就是群众工作做得好，统战工作做得好，把澳M同胞召集在了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 |
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