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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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换个角度看5000年的中国史|2019-12-23

都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这5000年历史从哪里算起?

史家常言的两种中国史观里,一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二十五史里的中国——王朝中国,政权兴亡交替,数千年如水逝去;

另一种则是贯通于所有王朝之上的中国——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生生不息,成就文化的江山。

今天的我们,如何用诗性眼光再现文化中国史?当今世界格局下,又该怎样以文化认同,寻文化根基,立文化自信?

前不久,侠客岛就此话题邀请到了作家余世存、刘刚、历史学者李冬君一起聊了聊,对于“文化中国”的前世今生,他们也各抒己见,带现场朋友们领略了面目一新的中国史观。

岛妹如约将文字实录整理如下,供未能到场的岛友解馋。一起来看。

侠客岛:请问各位老师,在你们心中,文化中国是什么?

 

余世存:所谓文化中国,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一个文明共同体呈现给人类文明的一个礼物。

比如玉石,如果按照西方的审美,人类玩石头很难像东方人一样玩出这么精美的东西,玩出一种文化来,这种东西我们迟早要回馈给整个人类,让人们意识到玉石里确实有美的存在,甚至有善的存在。

古人讲“古之君子必佩玉”,佩玉是要提醒你,要像玉一样有美好的人格,对自我有美好的期许。

 

勾云形玉佩,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

文化中国为什么值得提出来?如果不提这个概念,我们生活的坐标就过于狭隘了,我们可能就会被王朝中国以及它下面种种的政治、经济、技术的力量左右,我们就看不到人类和人性的活力。

所以文化中国最终是要和人性相沟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中那些流行的符号、观念,都是一时一地的,只有文化中国提供的观念才是永久性的,才是可以和人类进行对话的。这是我理解的文化中国。

 

李冬君:我们经常说文化中国5000年,大家上溯到5000年的时候,发现距今3000年和5000年之间的2000年是没有王朝中国的。

 

那时候王朝中国可能还没有建立,真正的成熟阶段的王朝中国的形态和样式,是在商朝定都殷以后。商朝频繁迁都,直到迁到殷,不再迁都了,才固定下来,这之后真正的王朝才开始在中国确立。

在这之前200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王国?王国不一定就是像后来理解的那种王朝中国。这2000年的文化的江山,怎么把它接续起来?这就很值得研究。

 

何尊,高38.5 厘米,口径28.9 厘米,重14.6 千克,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侠客岛:刚才老师们也提到,从良渚开始,中国玉文化形成。为什么在良渚时期中国出现了玉文化,而其他地区,比如欧洲,却没有玉文化?

 

刘刚:谈到国家起源的问题,东西方走了不一样的历史道路。我们都知道,在新石器时代,东西方都是一样的,人跟自然区分开来,人成为万物之灵,成为万物的尺度。

 

刘刚老师:“玉和灵魂有关。

 

到了新石器时代以后,人跟自然分开以后,再往下分的时候,人跟人要分开,国家就开始出现了。

人跟自然分开,成为万物之灵,有石头就够了。但是人要和人分开,要升级,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到了青铜时代,在两河流域,主要以青铜文化开始了他们的国家起源。

 

但是在东方,在《圣经》里,西方人把东方叫伊甸园,冬君喜欢用“不发展的自由”来描述那个时候的东方。

新石器时代之后,东方进行了玉石分离,从石器里面分化出了玉器。按照什么标准来分化?按照审美的标准。

就在对石头审美的过程中,东方开始了自己的时代——玉器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特有的,西方没有。

西方的国家起源走的是青铜文化的路,中国的国家起源走的是玉文化的路。不同的国家反映出不同的物质属性。青铜文化产生的国家,反映的是青铜的物质属性——一个是功利性,一个是暴力性。所以西方的政治学教科书对国家做的定义是,国家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良渚文化遗址反山12 号大墓里出土的玉琮“琮王”神徽

 

玉文化形成的国家,要反映玉文化的物质属性。玉没什么功利属性,但它给人一种审美。玉的第一属性是审美的属性。第二属性是什么?表达信仰。玉和灵魂有关。

所以,通过审美活动、通过人的信仰形成的国家,是一个文化认同的国家。文化认同和暴力认同是不一样的。

反山12 号大墓里出土的玉琮被誉为“琮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余世存:很多人一说到文化,就认为好像只有中国文化才是最好的,或者只有中国人才能懂中国文化。这种言论都是不对的。孔子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

 

余世存老师:“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梁启超、王国维他们说文化高于种族,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在一个地球村里面,所有美好的文化都是可以互相欣赏,甚至是相互接受的。

 

王朝的逻辑、拜金的逻辑,甚至技术的逻辑,貌似咄咄逼人,但是在文化里是一钱不值的。

我写《己亥》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在写龚自珍这个人。龚自珍考了一辈子科举,他想像王安石那样变法,但他怀才不遇,在我这个年龄就死了。

 

然而龚自珍在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都比我们今天的人强得多,如果去读龚自珍这些人的文字时候,真的能被他们折服。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如果去读通、读懂古人的美好的文字的话,真的会被感染,甚至感动。就像我读龚自珍的诗一样,他的东西确实成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思想的源头。

如果龚自珍活在今天,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考了多少次公务员都考不上,最后考上了还因为考官嫌弃他的字写得不好,让他去做一个小官,他就是这么一个一辈子活得很压抑的一个人。

然而在文化的世界里,他开疆破土、建功立业,很了不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今天怎么抬升文化中国和文化江山的地位应该都不过分。

 

而且确实在目前这个时代应该弘扬这种东西,而不是让我们的价值观念过于单一,过于狭隘。

 

李冬君老师:“要公正地记录历史。

 

侠客岛:刚才余老师讲了很多关于文化自信的内容,包括龚自珍的故事,可能就是告诉我们,在传统文化中能够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冬君老师和刘刚老师,您二位心中的文化自信是什么样的?

 

李冬君:余世存老师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确实很让人感慨。我突然想起1979年在南开大学上学的时候,南开历史系有一批西南联大留下来的老师给我们上殷周史、史学史、蒙元史,郑天挺先生那个时候已经上不动课了,他来上课,要扶着他来。

他给我们讲历史的“史”字,就这一个字,讲了三四个小时。史是什么?他说就是一只手拿着一个中,中间的中,也就是说,一个史官,要中正,要公正地记录历史,不能隐瞒

 

刚才余老师说我们要继承自己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这就讲到遗产问题。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不就是我们的祖国吗?

 

祖宗给我们留下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遗产,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都得接着。然后怎么办?

 

把好的东西弘扬下去,糟粕的东西就大浪淘沙,让它自己沉下去。作为后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件事。

刘刚:谈到文化自信,我想还是回归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来谈这个问题,能够说得清楚一点。文化中国,是在玉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

文化中国5000年一以贯之到现在,中间经历了很多发展阶段,比如碰到青铜文化。青铜文化来的时候是带着杀气来的,是俄罗斯草原上那些雅利安人驾着马拉战车席卷整个欧亚大陆过来的。

我们现在说四大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在内,其实中国搭上的是文明古国的末班车,而且还是借着雅利安人才搭上的。

三大文明古国都被雅利安人灭掉了。青铜文化过了天山走廊,在河西走廊跟玉文化一碰上,反而变成金玉良缘了。这就能看出来,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中国的力量。

实际上最能表达文化中国的是墨家思想,就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当雅利安的杀气碰上兼爱的时候,杀气都变软了。

雅利安人在两河流域,在中东地区,那是文明冲突的地带,但是进入天山走廊,就进入了文明的缓冲带,等雅利安人在天山南北的绿洲安居下来的时候,那里就变成了文明的安乐窝。

也就是说,我们的玉文化成功地融合了青铜文化。在金玉良缘的过程中,从良渚文化到齐家文化,从越禹到戎禹,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中国融合青铜文化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开始了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的过渡。

广域王权国家不是一代王朝,而是金玉良缘时期,从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过渡的一个阶段。在过渡完成之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来了,中国在青铜时代又超过西方了。

 

中国的青铜器能表达宇宙观念,能表达意识形态,能表达文化理想,是集大成的,西方的青铜器到不了这么高的程度。

中国既搭上了文明古国的末班车,同时又赶上了一个文明的轴心期。有了轴心期的文明,就可以自行,不管走多少弯路,人类理性都会觉醒。希腊是哲人,希伯来是先知,我们中国是先秦诸子。

有了轴心期的民族,无论经历过什么,都可以不停地进行文艺复兴。

 

西方人搞了一次文艺复兴,由于它的历史不连续,文艺复兴比较短。在中国,文艺复兴是连续性的,每到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就有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每一次一种新的文化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轴心期。

所以在轴心期里面,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实现了结合。这次结合以后,同样是文明古国,同样是王朝国家的形态,但中国的王朝国家,不是原来文明古国的翻版,而是文明古国的改良版。经过改良以后,又延长了两三千年。

在中国先秦诸子里面,代表王朝中国的是法家,是绝对王权专制主义的。在承认王朝的前提下,主张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结合的则是儒家。

孔子说了8个字:“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其实谈的是文化中国。“宪章文武”,就是要把王朝中国放在文化中国的基础上,由文化中国来为王朝中国提供正当性与合法。

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结合之后,阳儒阴法也好,阴儒阳法也好,2000年来基本上按照这样一条路展开的。

余世存:我觉得《文化的江山》这套书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人生的丰富参照。

我们总觉得必须尽快挣钱,人生才有价值,必须尽快取得财务自由,才能去创造某种人生意义。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有精神生活,如果我们的精神生活枯竭,它会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就像司马迁一样,司马迁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还能传下去,虽然他说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但其实他心里是没底的。

不过只要他喜欢那个东西,他觉得首先对自己负责了,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状态,一个态度,其实就是文化的态度,或者说是文化中国的态度,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价值过于单一。

为什么很多中国文化人在至暗时刻仍然相信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相信自己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包括刘刚、冬君,他们不是社会最热点的人物,他们并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但是他们仍然愿意花这么大的气力来做这份工作——

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东西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大家有意义,他们首先相信对自己有意义,我觉得只有这样,文化才能显出它的魅力来。

 

编辑/在焉

摄影/百里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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