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家把地球上所有的传染病分为了三个等级，分别是甲级、乙级和丙级。
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等，其实都只是乙级传染病而已。
中国明文规定的甲级传染病只有两个：鼠疫和霍乱。
在这两位瘟疫之王面前，所有的传染病都只是弟弟。
而鼠疫，则是王中之王。
在世界所有国家卫生部的文件中，鼠疫都被列为第一号传染病，所以它还有个别称，叫一号病。
鼠疫和霍乱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待遇，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的历史上曾造成了极为惨烈的灾难。
据史书记载，鼠疫的第一次爆发，是公元542年。
当时东罗马帝国每天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亡，整个君士坦丁堡几乎被摧毁，鼠疫传播并肆虐了整个欧洲，导致欧洲南部人口减少了1/5。
这次瘟疫，肆虐了两个世纪之久，屡禁不绝，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估计总死亡人数达到了一亿人。
鼠疫的第二次爆发，是1348~1351年。
短短的三年里，鼠疫横扫了整个欧洲，造成6200万人死亡。
欧洲总人口减少了1/4，其中威尼斯减少70%，英国减少58%，法国减少75%。
在古代，鼠疫是堪比核武器一样的存在。
三年大爆发结束后，随着患者的大量死亡，疫情有所减轻，但随着人口的恢复，每隔10年就会重新爆发一次鼠疫。
1350年到1400年，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30岁缩减到了仅仅20岁，鼠疫的爆发一直到17世纪末才算有所缓解，肆虐欧洲接近四个世纪。
因鼠疫而死的人全身呈恐怖的黑紫色，所以这次瘟疫，被称之为黑死病。
鼠疫的苦难深深的印刻在了欧洲文化上，没有一个欧洲医生敢轻视鼠疫，所以它得到了一号病的称谓。
1910年，鼠疫传播到了中国，在东北大地上引发了一次极其惨烈的大灾难。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一名客人突然暴死。
死者先发烧，然后咳嗽，最后吐血，三到五日就因呼吸困难而死，死后浑身皮肤出现黑紫色。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这家客栈频繁出现客人暴死的现象，凶名大盛，无人敢住。
没想到回家不久，郭老十也突然暴毙身亡，家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举办丧礼。
最后，郭老十全家53口人，死了32口，全村其他人也在不断的去世，整个村几乎成了鬼村，到处都是黑紫色的尸体，变成了阴曹鬼蜮。
郭老十的这种悲惨命运并不是个例，而是遍布了整个东北。
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
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彻底沦陷。
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更可怕的是，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中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疫情可以沿交通线迅速蔓延。
临近春节，很多闯关东的人要回关内过节，一旦鼠疫越过山海关，近在咫尺的北京随时都会沦陷，甚至整个中国都有沦陷的可能。
百年前的哈尔滨，是东三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拥有来自33个国家的16万侨民，并由19个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是俄国和日本争夺的焦点。
在1910年11月8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后，那极其明显的死状立刻就让哈尔滨的外国医学专家联想到了鼠疫，次日就通过化验得以确认。
鼠疫的名气太大了，出现一例就可能出现无数例，世界各国都被这一消息给吓的人心惶惶。
随后的一个月里，随着疫情的扩散，俄国和日本开始争夺疫情的主导治理权，希望借此扩大侵略特权，插手东北政治。
为了保护自家国民，同时维护国家主权，虚弱的清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动员了起来。
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力荐三十一岁的伍连德前往东北承担防控鼠疫的重任。
伍连德，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剑桥的华人，24岁就拿到了剑桥大学5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是学霸中的学霸。
他带着一个助手，顶着一个“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头衔，迎着逃难的人群，毅然前往东北疫区。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抵达了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当时的哈尔滨城，西医并不多，也不对普通中国人开放，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鼠疫免疫血清还算有一点点作用。
再过19年，西医才发明了青霉素，庆大霉素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全人类都没有治疗鼠疫的特效药。
所以，整个哈尔滨仅有31名在政府登记的执业医师可以帮助国人，但这些本土名医试遍了各种古方，均没有丝毫效果。
更可怕的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这31名传承自医学世家，在当地享有盛誉的名医，有17人死于鼠疫。
整个哈尔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说猫尿可以治病，有人说鸦片可以治病，有人说烟花爆竹可以驱散病魔。
甚至还有人宣称，只要信奉黄天道教，就可以百病不侵。
伍连德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缺医少药，一片混乱的哈尔滨城。
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跳蚤从老鼠身上传播给人类的，因为欧洲的黑死病就是这么传播的。
传统鼠疫被称为腺鼠疫，只要消灭了老鼠，就掐断了源头。
在西方专家的指导下，东三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
不仅城内设有专门的捕鼠队，老百姓每捉一只老鼠，无论死活，交给附近的巡警就可以获得2铜币的奖励。
仅奉天城内，就处置了80972只老鼠，经检验后，所有老鼠会被销毁。
但是伍连德却对此提出质疑，当时的东北温度是零下几十度，到处冰天雪地，老鼠并不会到处活动，跳蚤也几乎绝迹。
疫区的房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
传统腺鼠疫的传播模型，需要温热湿润的气候，这和东北的现状明显不一样。
而且伍连德了解到，研究人员检验了那么多老鼠，并没有发现鼠疫病菌。
而先期来到傅家甸的一名医生也告诉伍连德，这里冬天门窗紧闭，密不透风，经常是一人感染，全家遭殃。
如果是腺鼠疫传播模型，那应该是通过接触式感染，只要你不被跳蚤叮咬，就不会有事，护理鼠疫患者的医护人员通常比较安全，这和一人感染全家遭殃的现状明显不符。
于是伍连德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变异过的，更凶险的鼠疫，它脱离了接触传播的限制，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
而且伍连德在调查过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后，发现这片区域的疫源，是当地一个来自满洲里的俄国人制造皮毛的窝棚。
俄国人和东北人，都喜爱貂皮用于御寒，但貂太少，于是就有很多人用土拨鼠的皮毛来代替貂皮。
伍连德在这个窝棚的土拨鼠皮毛上，检测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
伍连德认为，这次的东北鼠疫是土拨鼠引起，通过皮毛商人扩散到东三省，并且这种新型鼠疫，具备人传人的特点。
对于这种可以人传人的新型鼠疫，伍连德称之为肺鼠疫，传播途径为空气飞沫，可通过呼吸传染。
对于这种类型的传染病，西方医学也早有定论，最佳手段就是隔离。
伍连德宣布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请求清廷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对东三省进行全面隔离。
区区一个黄种人，要推翻西方医学界这么多年的研究结果，说自己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居然还能通过空气传播？
当时的西方医学专家，基本都用呵呵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反对最激烈的，是西方鼠疫专家，法国人梅尼教授，他被清廷特聘为外籍专家，于1月2日前往哈尔滨。
梅尼认为伍连德这种行为，是“离经叛道、不敬师长”，向东三省总督锡良提出撤换伍连德，并由他来统管防疫事务。
看到自己特聘的外籍专家没有丝毫协助工作的意思，在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要赶走伍连德，试图控制东三省防疫大权，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
1月5日，清廷在对梅尼的回电中，宣布了对梅尼职务的撤销令。
高傲的梅尼，坚持认为这次鼠疫一定是腺鼠疫，因为几百年来都是如此。
被停职的当天下午，梅尼突然前往中东铁路医院要求诊察该院收治的鼠疫病患。
在进入传染病房前，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并未戴口罩就直接对四名患者进行了诊察。
他绝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传染，按腺鼠疫传播方式，梅尼医生是绝对安全的。
诊察结束后，梅尼在晚上还会见了数名欧洲友人，并前往当地几家著名百货商场购物。
1月8日，梅尼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次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
本身就是鼠疫专家的梅尼，知道大事不好，立刻致电中东铁路医院，并入院治疗。
1月9日当天，梅尼的体温达到38.3摄氏度，情况危急，痰液中被检测出鼠疫杆菌。
1月10日，梅尼被注射抗鼠疫免疫血清，但病情仍在加重，开始大量咳血，并失去意识，体温达到39.4摄氏度。
距离梅尼第一次来哈尔滨，仅仅9天，距离他第一次诊察鼠疫病人，仅仅6天。
梅尼的死，震惊了哈尔滨，震惊了东北，甚至震惊了整个世界医学界。
这种级别的鼠疫专家，居然在中国东北死于鼠疫，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如果连专家都不知道如何防护自己，那我们怎么去防护普通人。
梅尼的死，是一个悲剧，但意外为年轻的伍连德扫清了一切障碍。
伍连德的一切请求都被迅速批准，被授予了极高的权利，甚至获得了外国的支持。
1911年1月13日，清廷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连太子太傅都被挡在了山海关之外。
1911年1月14日至19日，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
1911年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清廷建立三条军事防线，避免春运南下人口四处流动，对鼠疫严防死守。
在这种级别的军事戒严下，鼠疫被控制在了东三省之内。
但东三省的人怎么办，整个东三省足足有1400万居民，他们都等着伍连德去救。
当时的疫情之恐怖已经无法形容，哈尔滨傅家甸区域人口仅仅2万余人，在1月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83人死亡。
是死亡，不是感染，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没有精力去统计感染人数，只统计死亡人数。
有人收敛的死尸，仍在乱葬岗，无人收敛的死尸，就直接堆放在冰天雪地里。
伍连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明了棉纱口罩，采用当地的普通外科纱布制成，佩戴方法和如今流行的主流口罩基本相同。
这种因地制宜的口罩，和西方正规医学口罩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于是被人称之为“伍式口罩”。
伍连德要求地方政府连夜赶制大量这种口罩，并配发给所有人强制佩戴。
然后，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警察以及医疗物资。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分别是红、黄、蓝、白，只允许在本区活动。
每天，医生会巡视各区，一旦发现患者，立即送去病院，其亲属和接触者也会被隔离。
迫于无奈，伍连德向俄国铁路局求助，希望他们能借出部分车厢用于隔离。
出于保护俄侨的角度考虑，俄方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共批准了1300节车厢（内置取暖火炉）给伍连德用于隔离使用。
是中国的第一次真正的隔离防疫，极其简陋，但比起之前任由鼠疫肆意传播的情况，要好的太多。
很快，伍连德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傅家甸坟场。
伍连德在傅家甸坟场，看到了延绵1里多地的棺材和死尸。
天寒地冻，积雪达五寸到七寸高，无法挖开土地埋葬,大家都等着明年春天再让他们入土为安。
从报纸上看死了几千人，和你亲眼看到几千具尸体，那是两码事。
他认为傅家甸坟场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个坟场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甚至整个中国。
伍连德提议要立刻焚烧傅家甸坟场的所有尸体，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
按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这是大不敬的事情。一次要焚烧几千具尸体，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仅靠东北总督锡良的支持已经不够了，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联名请求朝廷颁旨，希望可以借圣旨平息民间的反对。
这天清晨，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尸堆里忙活。
下午2时左右，在疫区高级医官、部分地方文武官员与俄方防疫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所有的尸体被泼上煤油并点燃。
这是当地，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烈火足足烧了三天才熄灭。
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把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
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了下降，这是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
收到最新疫情报告的施肇基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距离伍连德首次抵达哈尔滨仅仅67天，距离清廷采纳伍连德建议，封锁山海关，仅仅过去了47天。
整整24个小时之内，哈尔滨无一例死亡！这是几个月来的首次。
零点钟声刚过，在一片欢呼声中，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哈尔滨傅家甸的隔离。
这是哈尔滨最后一例死亡病例，也是整个东三省最后一个死亡病例。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名医学代表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
在这次疫情中，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死亡6万余人，灾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4，至于感染者则不计其数，无法统计。
东北大鼠疫拉开了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公共卫生的起点，并奠定了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雏形。
这一切，被伍连德在短短的67天内实现了，其中还伴随着当地百姓的不解和多方面的巨大擎制，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曾肆虐欧洲长达四个世纪的鼠疫，被人在几个月里防疫成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是由贫困落后的中国做到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伍连德的防疫方案，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用来处理突发传染病的最佳手段。
万国鼠疫大会后，法国报纸《巴黎小日报》刊登的插画，明确指出是中国的鼠疫是新型的“肺鼠疫”。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濑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并与2007年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被正式解密披露。
被各种荣誉加身的伍连德并没有陶醉自满，他预测鼠疫在合适条件下还会再度爆发。
为此，他辞去了高官厚禄，返回东北，在东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并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支防治鼠疫的专业队伍。
1920年底，鼠疫果然卷土重来，但这次伍连德准备了十年，成功将这一次的鼠疫灾难遏制在了东三省的北部，仅死亡五千余人。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次的预防及时，伍连德彻底消灭了鼠疫隐患，从这一年开始，东北再也没有爆发过鼠疫。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1岁。
“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