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建筑工地的层次结构中俯瞰，徐定强（音）的主要工作地点位于最高处，从他的着装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这点：工作裤、钢头靴、安全帽、反光背心。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拥有此类装备，他今年47岁，经验丰富，目前参与一项重要的施工任务。
他负责埃塞俄比亚国家足球体育场的电气和卫生设备的安装组建。该建筑在亚的斯亚贝巴周围迷宫一般的街道中显得非常显眼，就好像一艘宇宙飞船降落在该市一般。
徐匆匆走过看台，很快就将有多达六万名观众涌进体育场给运动员们加油助威。在工地的最高层，他进入一个昏暗的洗手间检排设施。
在该体育场的1000个洗手间中，目前仅有10个完整安装了电器和卫生设备。其他洗手间的灯光仍无法正常工作，地砖被一层层的建筑灰尘覆盖。一位同事用江苏省某地的方言和他交谈着，徐双腿分开站立，双臂交叉在胸前。
徐定强坐在阿迪阿贝巴体育场内（本文所有图片均来自德国《明镜》周刊）
这两位专家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简称CSCEC）的员工，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阿迪阿贝巴体育场（Adey Abeba Stadium）的屋顶被设计成像是原始蜥蜴的外壳，这是该公司的承建项目之一。该公司还负责承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以及在埃及的非洲新总部大楼。
最近几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在非洲建造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铁路、体育场和水坝的基建浪潮，CSCEC只是许多中国公司（不论是国有还是私有）之一。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非洲研究计划》公布的数据，非洲各国在2000年至2017年间从中国政府和银行贷款总额为1430亿美元（约合1300亿欧元）。
但是，这场建筑热潮背后都有什么人在参与？对驻扎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
徐定强完成了对厕所的检查，倚靠在体育场的一个混凝土栏杆上，凝视着前方一望无际的草丛和灌木。眼前这片绿地，将很快被运动场和停车场所取代。绿地的背面是各种大小的房屋和建筑物，远处还有朦胧的山丘。徐说：“这要是在中国，整个场地会看起来更整洁。”
徐几乎没有机会打卡亚的斯亚贝巴的各种服务。他每周只翻过围栏，离开施工现场两三次，为员工准备工作所需的基本物品，比如一些小吃等等。与其他非洲城市相比，亚的斯亚贝巴的治安还算是比较安全，但徐定强游览这座城市的时候从不选择步行，而且他一般会叫上同伴一起出发，因为他听说过中国人曾被抢劫过。他说：“我有点害怕。”
据估计，目前有20万中国人在非洲的中外公司工作。许多中国工人就像徐定强一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轮番找工作，流动性很强。在来到亚的斯亚贝巴之前，他曾在吉布提附近的新港口工作。他说，在此之前他还曾在德国、西班牙和格陵兰岛工作过。
这些带球全球性色彩的中国工人大部分都保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他们生活在临时搭建的营房或公寓楼中，以普通话、英语和混杂的当地语和各种工人交流，并且通常与所在国的土著人口几乎没什么联系。
当然，一些中国人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定居，娶妻生子组建了家庭，或者自己投资开了商店或饭店，当了老板。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迟早还会回到中国。
徐定强两年前在埃塞俄比亚找到了工作。他渴望新的挑战：目前在埃塞俄比亚的收入是在国内的两倍，而却食宿免费。他将妻子和孩子留在江苏，自己则搬到亚的斯亚贝巴体育场附近的营房内。晚上，他会在金属双层床上睡觉之前上一会网，看看中国电影。
徐的生活几乎全都是工作，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几乎和中国隔离了。不过，他确实喜欢埃塞俄比亚的气候，因为那里不下雨。因为建筑工人非常不适合在雨水中作业。
令徐定强开心的是，埃塞俄比亚很少下雨，所以工程进度不会受到影响
作为电气和卫生的主管，徐享有某些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职位较低级别的工人一般会合住在营房内，其中还有八人挤在一个房间的状况。在徐的卧室内，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一张看上去很土的桌子，电缆盘裸露在水泥地板上，堆在床旁边。他的三双鞋放在焊接好的卷盘上，紧挨着一箱装满干海藻的纸板箱。
对于徐和他的许多同事来说，他们在非洲大陆的工作是一个明显双赢的局面。他说：“我们正在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中国将技能、专业工人和过剩的产能带到非洲，扩大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了新的贸易关系。当徐谈到这个话题时，他从不谈什么“殖民”或“债务陷阱”之类的词，这不在他的话语范围内。
三年来，来自CSCEC和其他中国分包商的多达200名工人，与至少三倍于埃塞俄比亚工人一起工作。这些人组建了一个工程小组，一般由一名中国人向几名埃塞俄比亚人派遣任务。
这个小组角色分工明确，而且差异也很明显：CSCEC员工戴着有公司徽标的安全帽、工作靴和反光背心，而埃塞俄比亚工人和中国分包商的雇员通常只穿牛仔裤、运动衫、和轻便的鞋，一般都不戴头盔。
23岁的阿莱姆（Meaza Alemu）喜欢在建筑工地的厨房里工作，为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工人做饭。
在体育场的一个地下室中，年仅18岁的阿普杜拉赫曼（Abdullah Abdulrahman）正在洗手间里灌浆瓷砖。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乡下，几个月前，他和体育场的大多数当地工人一样，聚集到了体育场的大门前要求找一份工作。他很高兴能赚到钱，并在工作的过程中学到了新的建筑知识。他说：“我喜欢为中国人工作。”
埃塞俄比亚的年轻妇女在厨房为外国工人准备中国菜，她们同样也对这份工作心存感激。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工人还负责在铺满草皮的竞技场中平整沙子。即使没有中国人在旁边监督，他们的工作态度也很积极。
这些当地的工人只有一个抱怨说他想赚得更多，但是他依然不会出去再找一份新工作。他说，这里工作的安全性比埃塞俄比亚的其他建筑工地都要好。他说，一位中国领导有时会对他大喊大叫，但当地老板也会这么对他。
陈宇（音译）是建筑工地的总负责人，今年37岁，他谈到了目前工作的一些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埃塞俄比亚人的职业素养，他们大多数人不喜欢加班。”他说，尽管中国人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但埃塞俄比亚人通常只工作8个小时。另外，如果他们迟到了，就会扣罚工资。那时，他们会跑到他的办公室里抱怨。
陈宇说，任何有上进心的埃塞俄比亚工人都可以得到加薪，但加得也不多。他说，大多数人实际的技术水平并不高，对他们再进行职业培训是一个费力且昂贵的过程。陈宇补充说，他的中国同事时不时会对当地的工人发脾气。
中国的土木工程师对非洲国家及其人民一般都会有不少批判性的意见，而另一方面，陈宇说很多中国人其实很尊重埃塞俄比亚文化。他说：“埃塞俄比亚人和中国人比起来，精神追求并不少，而且不像一些中国人那样很物质主义。即使他们比较穷，但看起来也总是乐呵呵的。”
当地还有五名翻译在建筑工地工作，以消除由于思维差异或行为方式不同而引起的误解。陈宇和他的员工也尽最大努力，回避他们与所在国产生某些不必要的文化和政治纠纷。
前不久的某一天，早上约6:30左右，所有工地上的中国建筑专家都被召集到了在体育馆，定期举行了一次安全简报会议。他们站成一排，戴着安全帽，把手插在口袋里，听领导讲话。
他们被告知，几天前埃塞俄比亚军队的首长和某省的省长被枪杀了。该国各族裔矛盾重重，因此工地施工人员对各方保持中立态度是很重要的。上级还补充说，在这里生活，最好完全避免给工人小费，以免引起他人的嫉妒或不满。
中国在非洲的施工队有一项工作纪律，即要按照上级要求保持政治中立，这一点是非洲政府和首脑喜欢与中国人做生意的重要原因。
目前国际足联有210个成员国（组织），埃塞俄比亚男足排在第146名，不过徐定强和施工现场的负责人陈宇不愿对此过多评论，毕竟中国男足的排名也不是很高，只有70多名。如果对埃塞俄比亚男足水平品头论足，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即在该国的首都城市中心建造如此巨大的体育场似乎是一种政治面子工程。
如果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偿还对华贷款，将会怎样呢？这些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在多大程度上会演变成政治上的依赖？在这个问题上，陈和徐的答案与中国政府的答案是一致的。陈说，与西方不同，中国从未殖民过任何一个国家。他说：“我们希望共同发展，互惠互利。”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陈坐在办公室的宽皮革扶手座椅上，徐想在双层床上先睡一会午觉，然后再去厕所检查一下电路。再过几天，徐就要回国探望妻子和孩子了，妻子已经给他做好了他喜欢的中国小吃。之后他依然还会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因为体育场尚未完工。
当他返回埃塞俄比亚时，徐的世界其实也就比足球场大那么一点点。但这并不会让他感到困扰：“我对这里的生活质量并不很上心，毕竟我们中国工人只是在这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