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的疫情牵动全国上下。2月9日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新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双双出现下降。这说明，全国人民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自我隔离，确实收到了成效。尽管面对疫情依然不可掉以轻心，但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 认真观察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在不同地域差异极大。根据湖北卫健委2月19日发布的数据，全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1682例，全省累计死亡1921例，病死率3.11%。截至2月17日0时，全国其他省份确诊病例为74229-61682=12547例，累计死亡2004-1921=83例，病死率仅为0.6%，甚至低于某些流感病毒毒株造成的死亡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浙江有1172个确诊病例，而死亡病例竟然为0。 不同地域间巨大的死亡率差异应当如何解释呢？就算新冠病毒能变异，也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脱胎换骨”。这里面不得不提到各地医疗资源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极大影响了确诊病例的预后。 相比之下，浙江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截至2019年2月，浙江省共有约60所三级甲等医院【1】。不仅应付上千病例不在话下，还能抽出精兵强将组建医疗队支援湖北。每一个浙江的新冠肺炎病人，身边平均都有好几位医护人员监控着，有什么症状立刻就能控制住，高端医疗设备可着劲儿用。正是这种医疗资源的大量投入，才创造了死亡病例为0的奇迹。 而湖北省只有33所三级甲等医院，却要应付累计61682个确诊病例，此外还有上万疑似病例需要隔离处置和进一步确诊。毫无疑问，湖北的公立医院系统已经在严重超负荷运转，客观上难以保证每个病人都及时地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在前几日，湖北尚且存在诊断测试的瓶颈，积压的许多疑似病例因为无法立即确诊，只能暂时拖着；直到湖北获得了大量外部支援，诊断测试通量的问题才算刚刚解决。 海量病人短期内涌入各大医院，可是用于治疗重症病人的病房有限——迫不得已临时建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有经验的大夫同样有限，以致湖北公立医院系统已经动员了所有的医生，普内科甚至眼科、牙科的医生都被派去抗击疫情。即便如此，摊人头下来，也是一个医护人员围着好几个病人转，病房和医疗设备等硬件还不见得跟得上。 湖北公立医院系统不仅出现了资源不足，还面临着严重失血：抗击疫情对医务人员来说也是危险的事情。收治新冠肺炎病例的大型公立医院也先后出现了医务人员感染，尤以武汉为甚。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等一些医务人员不幸去世，还有更多医务人员正在治疗中。这几百人的减员，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湖北公立医院系统雪上加霜。假如没有外部支援，那真的是要撑不下去了。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是1716例，那么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3.8%，其中有6人不幸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的0.4%。 幸好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各方医疗团队成建制地开往湖北抗击疫情。先是人民军队的医疗团队接管了火神山医院，然后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这四大中国顶级医院派出的医疗团队齐聚武汉、共克时艰。2月7日，国家发布了16省市一省包一市对口支援湖北的方案，1.1万余名医护人员随即从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奔赴湖北。希望湖北能够尽快度过这个难关。什么时候病死率降至与其他省份接近的水平，就说明湖北公立医院系统接近正常运转了。 值得关注的是，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正面抗击疫情的完全是公立医院系统。全国各省市确定的定点收治医院，都是大型公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要么没有资质收治病人，要么干脆不愿收治病人。例如，从武汉红十字会那里领取了1.8万个KN95口罩的武汉仁爱医院，只有二级综合医院的资质，从1月23日起就不再接收发热病人【2】。 而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私营医院258家，私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私营医院占比64%。 私营医院几乎没有三级医院，以专科医院居多，最多也就是二级综合医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关键时候真的没用。事实证明，私营医院只能在某些方面作为公立医院系统的补充，而并不能承担与公立医院系统相同的作用。 从全国各省市奔赴武汉的医疗支援队伍，也都是从各大公立医院抽调的精兵强将。这时候中国最赚钱的莆田系医院跑哪儿去啦？没见他们派人参加医疗支援队伍。想必参与对口支援的各省市也很清楚，在这种关键时刻，私营医院既指挥不动，也指望不上，只有自己经营的公立医院系统才是可靠的力量。 回过头来看看，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意见》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它第一条规定：“拓展社会办医空间。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 正是这场疫情，让人民群众看到，《意见》中的方针是多么不靠谱。首先，《意见》假设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当下拥有的资源已经完全满足、甚至超过了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所以才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然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退潮的时候才会看到海滩上谁没穿裤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湖北省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充分说明当地现有的公立医院系统不足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湖北省放在全国范围内还算经济和基础设施稍好的地方，2018年的人均GDP可以排到各省市中第10（不计台湾）【3】。更令人忧心的是，公立医疗资源少于湖北的省份还有很多，例如山西、吉林、广西等等。因为他们底子太薄，16省市对口援助湖北甚至都没他们的事。假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开始爆发于这些省份，估计他们更加招架不过来。 也就是说，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并不存在资源过剩，恰恰相反，公立医院系统整体处于资源不足的状态，平时仅能做到勉强维持，遇到疫情时甚至会出现救治能力的严重缺口。 既然如此，“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的方针岂不是莫大的讽刺？疫情严重的时候，“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人民群众有目共睹——反正收治病人的不是他们，奔赴湖北的不是他们，甚至进社区喷消毒水的也不是他们。《意见》所鼓吹的医疗改革思路，恰恰是法家所批判的“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平时攥着仨核桃俩枣扣扣搜搜，不愿为公立医院系统夯实基础；等到遭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又只能依靠公立医院系统来救场。面对2020年开年的疫情，当初的决策者是否应该感到羞愧？ 笔者并非“事后诸葛亮”，而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意见》中“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的方针。《意见》刚出台时，我就撰文进行批评。而今新冠肺炎疫情证实了笔者先前的判断。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为14亿人口服务的医疗体制改革既不该有、也经不起方向性的错误。 国内有些打着学者、知识分子旗号的人，整日鼓吹用市场化来解决中国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也包括用市场化来解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他们只不过是读了几本外国书、从利益集团那里拿了些好处罢了。他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抛弃了实践理性，对信口雌黄不以为耻。《韩非子·五蠹》中有这么一段名言：“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实，把这段话中的“先王之道”置换成“西方经济学”，便是对这些人惟妙惟肖的描绘。正是他们鼓弄唇舌混淆视听，试图将医疗体制改革引向一条“邪路”。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笔者倒是希望这次疫情能够让举国上下意识到公立医院体系的实际状况，使得医疗体制改革回归公益的方向。坚决做大做强公立医院体系，救民于水火，才是唯一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