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3日，上海市市长应勇调任湖北省省委书记，这也被视作新型冠状肺炎疫治理情的重要转折点。
上任之初的应勇即赴火神山医院视察
在这场战役里，许多关键人物正闪闪发光。譬如奋战前线的医生，踊跃捐献的爱心人士，不辞辛劳的基层干部，以及重任在肩的指挥官。而走到今天，人们愈加感到，拥有一位随机应变、通谋全局指挥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不难发现，疫情自始至今，尹弘、陈一新、应勇成为疫情转折点之前的三个焦点，也代表着不同分期的三种心态。
尹弘是前期失望情绪中重现亮起的火焰，陈一新是迟迟不见好转下的强心剂，而应勇则承载着狂澜之下的希望和决心。
历史会选择正确的人。
1982年，年仅25岁的仙居人应勇，即上任浙江台州市黄岩县城关镇派出所所长。
此时正值万象更新的改革开放之初，那十年导致的人才断层，使得一大批年轻人得以快速进入上升通道以补齐年龄梯队。
领导干部年轻化
得以抓住这历史机遇的应勇，显然因为他是基层干部中的佼佼者。
此时年轻气盛的应勇，铁和直是出了名的。
根据当年《浙江日报》的报道，当时城关镇一位委员的儿子涉嫌聚众斗殴。派出所在案发之后对其收容审查。
在这期间，镇委委员多次暗示应勇与犯事者的关系，并通过关系找到应勇的老领导来说情。
但应勇并没有理睬，依旧按照章程彻查这场斗殴案，并按照规章制度报送上级进行追责。
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应勇所在的城关地区存在着虚报户口以农转非的情况，而这些人里，有不少还是镇上干部和负责人。
八十年代，违规“农转非”操作是一种常见的权力寻租。这样的背景下，派出所内部有人提出睁只眼闭只眼。但应勇没有点头。他把这些违章转非的户口一一排查清楚，对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报送县公安局，全部注销城镇户口，迁回农村。
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势必会得罪很多人。但秉公执法的应勇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认可。
没过多久，这位颇具口碑的派出所所长，便被求贤若渴的黄岩县委提拔为城关镇镇委副书记。
应勇的人生之旅和挑战又继续向前。
1990年2月中旬，台州市天台县发生了一起涉及2个区8个乡43个村5000余人参加的“苍山宗族纠纷械斗事件”。
因为长期以来在修路、水利等方面的宗族纠纷，多个村庄连续多天发生械斗，动用了火枪、土炮、炸药包、手雷进行打砸抢烧。并在国道线上非法设卡，拦截敲砸过往车辆。
那时的基层治理尚未形成有序体系，各种因素盘根错节，治理难度远比如今要大。在5天的时间里，苍山死亡3人，伤72人，33间房屋被烧毁，20000多株树木被砍伐。
宗族械斗场面不亚于冷兵器战场
此事一出，震惊全国。
时任最高领导人第一时间对浙江省委作出指示：“要采取得力措施，迅速平息事态。”事态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而负责人之一，正是时任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的应勇。在那段时间，他始终站在第一线，果断处置，这才得以控制住局面。
1991年4月，涉事村庄先后签订了“友好公约”，并建立为“友好村”，这一事件才得以平息。
在这一年，应勇要应付的事情可不止这一个。
自从1989年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走私洋烟之风盛行。仅仅在1990年一季度，浙江省查获的走私洋烟就达到1.4万箱。
台州更是重灾区，沿海的6个县区全部存在着走私行为，且规模不容小视。甚至在个别地方，整个村庄参与走私活动，每天走私的外烟达到4000多箱。
经过长时间的摸排，台州市公安系统开始行动，出动800余名公安和边防干警，大规模打击走私活动。
而其中的指挥之一，就是应勇。
最后，一共查获22个走私团伙、330箱外烟、32万赃款和一大批走私工具，取缔了4个黑烟市场。
成绩出色的应勇得到了时任省领导的赏识，又一次走上快车道，从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的位置上，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先后担任台州、绍兴政法委书记。
1995年，38岁的应勇就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这一干就是8年。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应勇多次带着刑侦专家冲到一线，破获了不少大案。
1999年，浙江省公安厅接到举报，温岭市的张畏团伙属于黑社会组织，有多项犯罪行为。但一旦想继续深挖搜集证据，总是遇到各种阻力。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负责此事的应勇想了一个主意，公安厅通过下派干部挂职锻炼、调研培训等方式秘密搜集张畏的犯罪证据。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将其端掉。
之后，由应勇牵头的浙江省公安厅联手广东、上海、湖北和深圳等地警方，迅速打掉了张畏团伙。
而保护伞也浮出了水面，竟是时任温岭市长的周建国和公安局局长的杨卫忠。
温岭“3·23”案也是1949年以来浙江省涉案职员最多、犯恶举动最恶劣的黑社会性子团伙案。
强调专业素养的纪检与法院，总是对公安抱有“简单粗暴”的刻板印象，但应勇很快便凭借着专业实力扭转了人们的看法。
在公安和纪检的丰富经验，也为应勇入主法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任上，他提出法院的“三项承诺”：努力做到不使有诉求的群众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不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因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不使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执行不力、不公得不到保护。这一意见迅速在全国得到推广。
就连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也对法院的工作表达了高度肯定：全省法官队伍在建设“法治浙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样的言辞来看，省委对法院工作是相当满意的。
2007年，应勇离开了工作31年的浙江，交流至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任职。
时任上海高院院长应勇在会议上致辞
在上任之初，应勇便承诺上海法院要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实行“隔离墙”制度，这项制度规定上海法院系统的领导干部和法官，其配偶和子女不能在其辖区内当律师，否则该名法官就必须调岗。
短短几个月内，这项举措便迅速贯彻，上海也掀起了一场弘扬司法公正的新风。
在上海高院工作五年间，上海法院司法公正指数、司法透明度稳居全国第一。
2010年凤凰网发布的司法透明度排名
2013年，应勇离开政法系统，接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希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位列市委常委。四年之后，也就是2017年，应勇就任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市长。
从公安到高法，再从组织到市政，挑战常新。颇值得肯定的是，虽是县城民警出身，但应勇的视野和执政理念始终向国际看齐。
履新不久，应勇即全力推动上海市政府服务“一网通办”，通过建立大数据中心，实现用户身份认证、总客服、公共支付、物流快递的统一。通俗地讲，就是让市民和企业找政府办事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另一方面，上海率先实施了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基本形成了垃圾全程分类收运体系，这在全国也是遥遥领先的。
就这两点而言，已使上海对标到国际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
上海首批垃圾分类站
2020年1月20日，上海市第一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诊，防疫大战开启，市长应勇亲自挂帅，担任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从这一天起，应勇先后和医疗专家、基层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防控工作的意见，并严格要求杜绝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
而就在两天前的1月18日，武汉还在举办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公共聚餐。且此时的湖北官场竟还在为21日的新春团拜会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2月1日，应勇在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只有勇于接受监督的政府才是不懈怠的政府，只有勇于接受批评的政府才是不断进取的政府。
2月9日，应勇亲自到街道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慰问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应勇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月11日，他还在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疫情的问题。
“恳请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支持和帮助，也诚恳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和监督。”
这是2020年2月13日应勇主政湖北的第一次亮相。
上任的第一天，应勇连开三场会议，连说了16个“战”字，决心可见一斑。
这场大火能不能扑得住，就要看这位救火队长的行动了。
这一年，陈一新是浙江省云和县张村公社张村大队的一名普通知青。
两年之后，在高考恢复的形势下，陈一新抓住机会，考入了丽水师范专科学校物理专业。
毕业之后，陈一新留校做了团总支书记。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今丽水学院
1984年，陈一新正式进入仕途，担任丽水地委办公室秘书，并先后担任办公室科长、副主任职务。
1992年，陈一新被调动到省里，担任省委办公厅调研写作处副处长，开启了长达20年的“智囊”生涯。
尤其是2006年到2011年之间，陈一新担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理论型干部的名号愈发响亮。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4月份到6月份期间，陈一新曾作为浙江省的选拔干部，参加中组部组织的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
这个培训班的内容和意义，可以参考小镇之前写过的“中国政坛海归往事”系列。
2012年是陈一新的转型之年，作为金华市市委书记，开启了地市“一把手”的实践型主政阶段。
面对拥有小商品之城义乌的金华，陈一新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推动金华电子商务发展方面。在他的主持下，金华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目标打造智能物流网的首个全国样本。
两年之后，陈一新调任温州市市委书记。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
在宣布任职的省委会议上，时任浙江省组织部长的蔡奇这样评价陈一新：“思想政治素质好，政策理论水平高；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工作，考虑问题具有前瞻性；作风务实，勤勉敬业，工作有激情，干劲足，自我要求严格。”
此时的温州，沉疴已久，上个世纪“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在新时代经济模式下饱受质疑，尤其是在2011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企业家跑路、信誉危机、楼市震荡等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温州模式破产的说法日嚣尘上。
在2012年，温州主要的26项经济指标，有17项指标全省倒数第一，4项指标倒数第二。GDP增幅由9.5%下降至5%，一片惨淡。
对于陈一新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更加艰巨的挑战。
面对争议，陈一新力挺温州模式，亲自在《瞭望》上撰文《坚定“温州模式”自信》，宣言要把温州模式这块金字招牌擦亮。
陈一新概括温州模式：“闯民创商放”
话说了出去，就得有行动。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政府扶持力度，将实体经济发展绩效列为干部考评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将网络经济打造成“一号产业”来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陈一新的重要举措。
从一个小细节便可以看出，在2014年的一次市委会议上，陈一新发火了，严斥个别机关窗口存在“只微笑不服务”的情况。
原因就在于有温商反映在机关窗口进行审批时，个别窗口工作人员的态度是好了，但是只微笑不服务。
面对这种情况，温州市掀起专项整治行动，把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正风肃纪的重点对象。
一年的时间，温州温州就开展了专项行动579次，发现问题831起，处理责任人员417人。
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的的力度和速度可见一斑。
经过两年的时间，温州的经济有了明显好转。2014年，温州GDP增长7.2%，工业技改投资增长56.1%，位居全省第一，并化解了818亿的不良贷款。
两年时间过去，陈一新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6年12月份，陈一新在升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一年之后，落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在履新后的第20天，陈一新便定下基调：不再做武汉版浦东，武汉正式启动规划建设长江新城，打造“一城一轴一心”，也就是长江新城、长江主轴、东湖绿心，规划建设成世界一流亮点区块。
长江主轴初步规划
建城市更要抓人才。在2017年2月28日，陈一新提出“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不到两个月，武汉招才局成立，陈一新亲自担任招才引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从此，在武汉校友资智回汉的每一个大学专场，陈一新几乎是次次不落，常常出席，可见他对人才的切实重视。
一年的时间，武汉招商引资签约总额达到2.58万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227亿元，较上一年增长43%。彼时国内各大线城市的“抢人大战”如火如荼，占得先机的武汉高居第三，仅次于京沪。
2017年，武汉实施“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启动建设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
这项举措，亦与上海应勇的“一网通办”举措遥相呼应。
但可惜的是，陈一新在武汉的任期并不长，诸多抱负刚刚生根还未发芽开花。
在3月20日告别武汉的讲话里，他诚恳地说：“短短一年多时间，我怀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一天力争当两天用，一年力争干成几年事，现在有些布局初见成效，但有些工作还只是破了局，真正大见成效还需时日。”
而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云南孙小果案”和“湖南操场埋尸案”，两个案子都被全国扫黑办挂牌督查。
再审孙小果
云南孙小果一案严惩了隐匿21年、逍遥法外的恶徒孙小果，并揪出了他背后由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员罗正云，云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田波等19人组成的重重保护伞，更有多位省部级官员受到处分，将荒谬办成了铁案。
湖南操场埋尸案更是由陈一新亲自南下坐镇，剥丝抽茧，终于还死者清白，为逝者沉冤，并将案件中的勾结官商一网打尽。
除这两桩大案之外，全国扫黑办还办理了青海“日月山埋尸案”、黑龙江“四大家族案”等重大案件。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一新颇有政治创新，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和进度，他借鉴中央巡视组制度，多次请出退居二线的正省部级高官巡视各地扫黑除恶，“借用”他们的权威和经验为巡视镇场。
两年的时间，全国打掉2848个涉黑组织，9304个涉恶犯罪集团，破获350719件刑事案件。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51734件，处理61227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2769人，移送司法机关6837人。
可以说，全国扫黑行动荡涤了无数之前不敢碰不敢摸的黑和伞。
2020年2月8日，在疫情正是焦灼之时，在武汉各区区委书记、区长的微信工作群里，一条消息弹出：“大家好，我是陈一新。党中央决定：我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又能与你们一同战斗了！”
陈一新回来了，这个消息一度被顶上热搜，而出于时间紧迫使用微信群的做法，也引发了网友的调侃：“原来领导也用微信群。”
其实，早在2017年担任武汉市委书记的时候，陈一新便经常用微信群办公。
根据《凤凰卫视》的报道，陈一新有常委、人大政协和各区委主要干部三个微信群。
在平时，他经常会把武汉市的一些工作亮点和问题发到群里，并对各区的工作作出点评，有时候甚至到晚上十一二点。
看着督战在第一线的老书记，武汉人民心里有了底。
1981年，来自浙江湖州的小伙尹弘考入了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金相专业。
入校之后的尹弘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毕业之后，尹弘留校，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此时的尹弘刚刚22岁。
上海工业大学，今上海大学
工作之后的尹弘并没有扔下学业，相反，他开始往新的方向探索。
一年之后，工科出身的尹弘深感知识结构的不完善，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社会科学专业，并最终获得法学学位，此后的尹弘一直在上海工业大学工作。
1994年，尹弘走出校门，进入仕途，出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之后，尹弘先后担任松江县副县长、长宁区副区长等职。
直到2001年，上海第三批干部援藏计划即将开启，尹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
此时的尹弘正在仕途的关键期，援藏无疑会暂时远离上海这一中心。同时，身体能否适应西藏的环境，如此距离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依然是大问题。
2017年赴藏考察的尹弘
但尹弘最终还是决定去援藏。在出发前的送行大会上，作为总领队的尹弘代表全体援藏干部发言：“将继承和发扬前两批援藏干部的优良传统，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的好干部，虚心学习，承前启后，不断探索，勇于进取，让西藏人民高兴，让上海人民放心。”
但西藏的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在高原反应之下，尹弘整个人都是飘的，甚至患上了肠胃炎，经常呕吐，晚上睡眠质量也不行，只能借助安定药入眠。
而尹弘所在的日喀则地区，海拔在3850米到5500米之间，空气缺氧加上强烈的紫外线，尹弘的嘴唇和指甲都变成了紫色。
但担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的尹弘并没有因为环境问题而放慢脚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跑遍了整个日喀则，调研时长达到了12万公里。
2002年，上海举行党代会，尹弘从西藏赶来。
时隔一年，很多老朋友已经认不出仅39岁的尹弘，原本头发漆黑，面色白净的尹弘变得一身古铜色，顶着一头花发，苍老之态令人不敢相信。
援藏归来的尹弘
在接受《东方网》的采访时，尹弘动情地说道：“在这样复杂、艰苦条件下都能把事情做好，将来还会有什么困难难倒我们呢？”
尹弘说得没错，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环境极为复杂，援藏对于干部能力的培养是极为重要和难得的。
而且尹弘的这段经历并非个案。现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麟在1995年担任上海市嘉定区委副书记期间，便作为第一批援藏干部进入西藏，其担任的也正是日喀则市地委副书记。
其实，早在1994年，中央便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新时期“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 的干部援藏政策。此后，中央和17省区定期向西藏委派由副厅级官员带队的援藏队伍，服务期一般3年。
从现在来看，中央官员中具有援藏经历的干部不在少数。譬如在国务院5名副秘书长中，就有2名曾援建西藏（陆俊华，1998-2001年；孟扬，2004-2010年）。
在三年的时间里，第三批上海援藏干部一共为日喀则注入2.445亿资金，完成166个援建项目，并组织305名日喀则干部前往上海进行学习。
务实的上海干部在高原留下了美名。
回到上海的尹弘担任闸北区区长，跻身正厅级。
四年之后，尹弘出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而此时的上海市市长正是韩正。
说起来，尹弘和韩正的履历有几分相似，两人曾是上海市计委办公室上下级，此后韩市长升任市委书记时，尹弘也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升任市委常委、秘书长。
此时的尹弘，以其亲民务实的风格为人所知。
在上海展区的布置上，尹弘极为仔细，对每一个展台展位都进行了详细的问询。
在一款精油产品的展位前，尹弘看到产品具有治疗失眠这一功效的介绍后，笑着跟工作人员说：“早知道就好了，这样就不用吃安眠药了。”
而看到展示的两轮警用巡逻车，尹弘更是拒绝工作人员的帮助，亲自上手学习和操作。在启动之前，尹弘还开着玩笑：“大家让开，我要过来了！”
在众人的注目下，尹弘不慌不忙，流畅地完成了刹车、急停、调头等操作。
试车中的尹弘
在完成之后，按捺不住的现场观众们也跃跃欲试，纷纷上前体验。
当天时间内，这款产品便成为整个展厅内的明星产品，尹弘的“带货”能力可见一斑。
2019年12月6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官宣”为河南省代理省长，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第一位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赴任的省长。
此时的河南，有人期盼着这位新省长能带来“海派经验”，有人则嘀咕他会不会水土不服。
不过，仅仅过了一个月，河南人民就知道，来对人了。
面对新型肺炎疫情，与湖北相邻，同样作为中部枢纽的河南是所有省份中反应最为快速和有效的。
在12月底，当湖北省正在忙着处理8位“造谣者”时，嗅觉灵敏的河南，便在对湖北情况极为熟悉的省委书记王国生的授意下开始了行动，停运了从郑州发往武汉的班车。
同时，当天便在各个车站发放了体温计、消毒片和口罩等用品，力图切断疫情的传播，这比全国其他地区接近早了一个月。
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省长尹弘立马召开常务会议，明确绝不能瞒报、缓报和漏报，必须确保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同时，全面禁止市场销售活禽，并要求相关部门在每天上午9点之前上报辖区前一天市场销售活禽以及整治情况，力求从源头上遏止疫情。
出了“王炸”的河南一举成为防控疫情的先锋。这也怪不得全国人民都要借河南省长用两天了。
那么，为什么是他们三位在这场疫情中冒了尖？
在政治学的理论中，对于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主要分为两部分，即常规治理和应急治理。
所谓常规治理，是看正常状态下地方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社会治理水平等一系列指标。
常规治理求稳，要看主官的眼界，能否抓住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快人一步，抢占机遇，是地方能够突破的关键。
应急治理求变，要看主官的魄力，身处危局而不惧不乱，在层级体制之下能够随时应机地作出灵活调整。
能做到一项已不容易，而被选中的应勇、陈一新和尹弘，则被证明皆是具备这两种素质的少部分人，既“稳”又“活”。
对此进一步深究，人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浙江出了这么多好干部？
从根本上讲，浙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格局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圈，这始于浙江在解放之后成长定型的经济-体制结构。
有研究认为，在建国之后，由于东南腹地与台湾相近，出于战争的考虑，国家在战略布局上并没有在浙江设置较多的重工业和国企，其势必难以走以国有企业驱动的“苏南模式”道路。
几种发展模式的对比
而且，伴随着南下干部的进入，加上民国的历史原因，本地干部在升迁系统中可以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
在这两种形势下，浙江本地官员只能通过“暗中”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获取民众的支持，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使用非正式产权等策略寻求突破。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所分析的，这是一场中国经济改革的“边缘革命”。
由此，与地方经济的良性互动成为浙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基因。
这种柔性治理在浙江省对疫情的应对中便看得很明显，浙江是第一个发动公共一级响应的地区，并且率先为民营企业减免税收。
疫情之中，浙江反应及时
在制度设计上，浙江最核心之处便在于高效和人性化，民营经济要求官员必须重视“对下负责”，关注民众的利益，因而在这里很少会看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子，明文规则更比人情和面子好使。
在这种结构下，地域之间的竞争摆上台面。经济基础都不弱，谁能拔得头筹就要看主官的本事和能力了。
这种竞争既包括省内各市之间的比拼，也包括各省之间的角力，毕竟走南闯北的东南沿海人民可是什么都见过。
说到底，地方主官们最后拼的就是视野，谁看得准抓得稳，谁就能当上领头羊。而浙江对标的，正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的上海。
上海的先行和经验又为身土相连的浙江官员补齐了国际化视野，而浙江官员在入沪之后其丰沛的基层治理经验也补齐了“海派”的地气。
更别说，在应勇入鄂救火之前，市委书记李强、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政协主席董云虎，以及市长应勇，四套班子的主事人不仅在简历上显示都是浙江人，且多数在浙江都有学习工作经历。
浙沪联动可谓是东南沿海治理经验整合典范，在相互补充促进中实现柔性与视野的升级，也是我国现代政治中的一方特色，常年吸引着国内外政治、行政领域学者的关注。
浙江独特的地形，沿海而多丘陵，有发展商业的动力，人们思想也更开放
如今，浙江官员北上南下西进，已经成了各省标配。
从北京到辽宁，从吉林到江西，从郑州到西安，一大批浙江干部为全国带去了浙江经验。除此之外，以尹弘为代表的“海派”浙江人，也以昂扬姿态，将东部新风吹入中西。
地理优势、人文传统，结合历史因素、地域特色，意料与意外交织，成就了兼具底蕴和活力浙江，成就了开拓务实、能担重任的浙江官员。
他们懂得服从上级命令与重视民众同等重要，懂得身处一隅而放眼现代与国际，懂得抓住主要矛盾，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本也是走南闯北、不甘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与“中国大陆上面积最小的省”所束缚的浙江人的立身之本、安身之道啊。
今天的浙江，是中国的标杆。对齐，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