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自古用武之地
1856年12月19日，困守武昌城一年多时间的太平军终于撑不下去了，趁夜色洞开城门，分七道突围而去，驻汉阳太平军也同日撤出。胡林翼乘机占领武昌、汉阳，并趁势将太平军逐出湖北。
胡林翼是个战略大师，定下“平吴（注：指南京）必先保鄂”之策，他说：“武汉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武汉为荆襄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胥震。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东南数省，受害惟武汉为甚。昔周室征淮，西出江汉；晋代平吴，久谋荆襄。王浚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勋，镇守武昌。宋臣岳飞、李纲之谋画岳鄂，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势。控制长江，惟鄂为要。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返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是则平吴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
果然，经胡林翼精心整饬湖北军政吏治，武汉从此成为湘军的大本营，兵员军饷粮草源源不断顺江而下，帮助曾氏兄弟破九江、陷安庆、围金陵。可以说，没有武汉这个稳固的后方，就不可能有湘军此后的功勋。
相形之下，太平军就缺乏胡林翼这样的战略大师，未能将武汉作为大本营来精心经营。湘军攻克南京后，太平军重要将领李秀成被俘，狱中写下《自述》，其中就讲到当年太平军攻下武汉后，天王洪秀全的本意是由此北上，以开封为都，大军直取北京。但东王杨秀清强势，执意要取南京为都。结果湘军做大后，以武汉为大本营，频频东进，太平天国势力，逐渐局限于江南，最终覆没。曾经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就遗憾地指出：“天王在南京停留下来，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使他失去帝国的致命的错误……”
当然，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高层腐化和内讧，但假设一下：太平军取武昌后，不是往东去取江南的繁华，而是以武汉为大本营，北取开封为都，再大军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北京打下来，清廷逸至关外，历史可能就改写了。当时太平军正处青春期，势如破竹，清廷正规军八旗和绿营，不堪一击，而大清的拯救者湘军，当时还处于从雏鸟成长为菜鸟的阶段。试想想，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仅派2万孤军北伐，也一口气打到了天津附近，京师震动，权贵纷纷外逃，可见当时太平军战斗力之强。可惜太平天国主政者短视，缺乏“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略眼光，占据了武汉这么好的可以作为大本营来重点经营的枢纽之地，却迷失了方向。
作为大本营，要具备什么条件？一要钱粮充足，让前线无后顾之忧；二要稳固牢靠，否则容易被人端了老窝；三要交通便利，便于人、财、物从四方集聚、往前方输送。这几点，武汉都具备。鲜为人知的是，武汉还曾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岳飞身后最高谥号是“宋岳鄂王”，这个“鄂”，即鄂州，不是今天的鄂州，而是武昌。
公元1134年暮春，岳飞率部从九江入驻武昌，前后长达七年，岳飞由武昌出发，先后进行过四次北伐，“八千里路云和月”，收复大片失地，铸就一生辉煌，武昌七年，也是岳飞的黄金年龄：31岁到38岁。第一次北伐时，岳飞从武昌渡江，曾誓言：“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在1140年的北伐中，“岳家军”一度打到河南朱仙镇，大败金军，朱仙镇距开封仅45里，完颜兀术惊惶之下，逃离开封，准备渡河北遁。恰恰此时，岳飞接到十二道金牌班师诏，留下千古遗恨。
据考证，岳飞当年的帅府，就在武昌司门口。今天的武汉，还有诸多地名与岳飞相关：岳家嘴、岳飞街、报国巷、报国庵、忠孝门……岳飞街位于汉口旧法租界内，原名“霞飞路”，抗战胜利后，法租界被收回，“霞飞路”更名为“岳飞路”。除了众所周知的“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外，岳飞还填有一阙《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他登上黄鹤楼，北望中原，追忆昔日汴京繁华，感慨当前大好河山沦丧，誓言挥师北上，还我河山，最后憧憬来日得胜后的欢乐之情：“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遗憾的是，岳飞最终冤死临安风波亭，未能“汉阳游，骑黄鹤”。滔滔大江，载不尽此恨绵绵。
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
十九世纪末，铁路已经给西方国家带来大联通大发展大繁荣，但对清朝的颟顸官员而言，铁路还是不可接受的“妖异之物”。外国人已建好的一段铁路，买下来，再拆掉，扔进海里。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意识到铁路非建不可了。权臣李鸿章提出：要建天津到北京通州的铁路，舆论大哗，批评者赞同者皆有之，此时，远在广州的张之洞敏锐提出：缓建津通铁路，应先建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慈禧太后被打动了，当年8月，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他在这个任上一干就是19年，修铁路，建铁厂、枪炮厂，成为晚清洋务史上的第一人，也深刻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
张之洞与武汉，堪称天作之合，源于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对于时局的精准判断，也离不开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北至北京，东到上海，南距广州，西往成都、重庆，距离都是1000公里左右，而且坐拥长江中游，联通西东，而铁路之修建，武汉又成为打通南北的中心。
1906年4月1日，芦汉铁路建成通车，改称京汉铁路；1936年9月1日，粤汉铁路建成通车；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投入使用，原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合并成京广铁路。至今，京广线仍是中国交通大动脉。从今天的地图能够看出，武汉是中国“米”字形交通线的中心，一横是长江航线，一竖是京广铁路，东北–西南，西北–东南，亦交汇于武汉。武汉因内河航运，持续千年繁荣，也没有错过铁路时代。
古代中国的交通，是内河航运的天下，中国内河航运的“十”字枢纽，也是以武汉为中心，长江为一横，这一竖，北为源于陕西的汉水，南为汇入长江的洞庭湖和源于广西的湘江，将长江与珠江联通。当年唐代大文豪韩愈因直言得罪了皇帝，被贬到今天的广东阳山当县令，韩愈一路辛苦，翻秦岭，过武昌，上湘江，经潭衡，然后逾南岭，大致走的就是这条水路。
今人说武汉，都说“码头文化”，确实，没有码头，就没有武汉。大码头，造就了大武汉，明末清初，汉口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可以说，从明清到民国，武汉都是一等一的一线大城市，举足轻重。1938年6月，侵华日军发动武汉会战，其战略意图，是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击破中国军队在华中的主力，以攻占武汉来打击中国的民心士气，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局。侵华日军的如意算盘是：这么重要的武汉丢了，即使中国政府不屈服，但先后失去了富饶的东部和中部，变成了局限于西南一隅的“地方政权”，还能代表中国么？
早在1937年11月南京被围时，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则迁至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之中心，是中国抗战的核心基地。当时，日军四路进攻武汉，两路分沿长江两岸，另一路占领河南信阳，沿平汉线南下，还有一路从江西德安突破，沿粤汉铁路北上包围武汉。无疑，日本人看清了武汉的重要地位，但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念。
面对日军攻势，中国人喊出震撼人心的口号：“保卫大武汉”，以举国之力支持武汉，当时也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均设在武汉，周恩来当时在武汉说过：“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
武汉的汉口，因经济繁荣，曾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在1938年，武汉被称为“东方的马德里”，这是不畏强权欺凌、誓死保卫城市的呐喊。
易攻难守的大本营
武汉建城史很早，早在夏商时期，就筑有盘龙城。武汉也曾短暂地成为过都城：
元末农民大起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了名号“天完”的割据势力，史称天完政权，后迁都武汉。没多久，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挟持迁都江州（今江西九江），并自立为汉王，又没多久，陈友谅杀了徐寿辉，自己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汉”，史称“陈汉”，天完政权完了。“天完”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来源是：你不是叫“大元”吗，我“天完”盖住你！陈汉政权也没存在多久，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鄱阳湖，中箭而死，余部拥其子陈理跑回武昌继位，后来明军兵临城下，陈理出降。明末，张献忠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时在1643年5月。但他在武昌只待了三个月，这年8月，在官兵和李自成部队的压力下，张献忠放弃武昌，奔湖南而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当年9月6日、7日，先后攻占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占武昌，国民政府也由广州迁往汉口。1927年元旦节当天，国民政府在汉口开始办公，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但4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后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布“宁汉合流”，彻底宣告了国民大革命的失败，武汉也由此结束了短暂的首都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时，东吴为对抗蜀国，于公元221年四月迁都鄂县，并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这是称武昌之始。229年四月，孙权即帝位于武昌，但九月就迁都建业（今南京）。彼时的“武昌”，是今天的鄂州。而岳飞驻军的鄂州，则是今天的武昌，等于武昌与鄂州互换了名字。
历史上，英雄或枭雄来来往往，即使选择武汉为都，却也只是过渡。主要原因，武汉虽是一个极好的大本营，但易攻难守，不宜作为首都。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无险可恃。抗战期间，武汉保卫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武汉三镇不易守，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长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如何保卫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事实上，当时武汉保卫战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南昌、九江、黄梅、大别山东麓，第二道防御线为萍乡、铜鼓、瑞昌、广 济、罗田、麻城至武胜关一带，这道防御线，也称为“决战地带”。
武汉保卫战持续四个半月，以中国军队失利、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告终，但是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攻势凶猛的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只占领了一座空城，其企图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并未达到，日军的战略进攻，至此已达顶点，中国抗战，至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从更早的历史看，也是如此，保卫武汉的关键，是武汉的外围，一旦兵临城下，那就大势已去，除了弃城而走，就是纳城投降。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清军疯狂反扑，革命军英勇抵抗，双方激战一个半月，史称“阳夏战争”，汉口、汉阳相继落入清军之手，革命军退入武昌，隔江对峙，清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轰击武昌，一发炮弹落入都督府，爆炸起火，吓得黎元洪大都督惊惶逃往葛店，但此时的军事已让位为政治，袁世凯本来就没有想到要占领武昌，只是作为给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一枚棋子，史载，清军攻陷汉阳之际，袁世凯收到其子袁克定的电报，上写：“武昌力弱，攻取尚易，惟东南各省代表已集该处，即兵力能得，而东南人心恐失，不如暂留以为政治发达之具。”
见证历史的观测点
比如，历史关键时刻的众生相，尤其是严峻考验面前的人性；又比如，面临重大危机，是齐心协力，还是掣肘内讧，结果完全不一样。
胡林翼与曾国藩，是团结的典范，二人高度信任、分工明确，且均无私心，曾国藩血战前线，胡林翼坐镇武昌，筹粮筹钱，遇到危机，立刻化解，湘军大佬们闹矛盾使意气，他还得居中斡旋……可谓呕心沥血。相比于功成名就的曾国藩，英年早逝、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的胡林翼，更让人肃然起敬。
曾胡是团结的典范，1938年武汉保卫战，1998武汉抗洪，此次抗击疫情，也都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武汉这座城市，也见证了历史上众多令人欷歔、悲叹、愤怒的历史时刻。
在元朝的灭宋战争中，元军二十万人从襄阳沿汉水水陆并进，武昌（当时名鄂州）是宋人抵抗元军的战略要地，宋廷很重视，派重兵分扼武昌附近长江要隘，宋朝士兵不可谓不英勇，阳逻堡激战，宋兵“死伤者几近，流尸蔽江而下”，但是关键时刻，守军主帅夏贵（时任沿江制置副使）在阳逻堡激战之际，居然率麾下三百战舰率先东逃，在他的示范下，其他的援鄂之师也作鸟兽散，在如此情况下，武昌城仅做简单抵抗，就以城降元了。此役，标志着南宋湖防区的崩溃。
再说说这个夏贵，在接下来决定南宋命运的丁家洲会战中，他同样表现糟糕。而另一员大将孙虎臣，更为龌蹉，在先锋姜才与元军正苦战之际，他居然摸上姜才爱妾所乘战舰，欲行非礼，结果将士大哗，宋军哪还有斗志？主帅贾似道（著名奸臣）本无斗志，随时准备逃跑，见势赶紧收兵，结果“十三万军，一俱溃散”，南宋“国事已不可支”。
明末清初，有无数忠勇刚烈的牺牲，也有大量匪夷所思的闹剧，比如，拥雄兵八十万驻守武昌的明朝大将左良玉，在清军步步紧逼的背景下，突然率大军倾巢而出，离开武昌，浩浩荡荡直直扑南京，要去“清君侧”，他的目标是南明弘光皇帝的权臣马士英。马士英大惊，将淮扬前线正布防抵抗清军的明军主力撤下，前来阻挡左良玉的进攻，马士英的名言是：“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大军来到九江，左良玉因病猝死，他的庞大部队落到了儿子左梦庚手里，左梦庚最终率军投降了清军，这支部队最终成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汉奸部队”的主力。
左良玉本来被视为“大明最后的拯救者”，最终却成了“掘墓人”，原因还是离不开党争，左良玉支持复社东林党，而马士英属于阉党。马士英确实坏透了，但左良玉呢？生死关头，还在内斗。何况，他大军直扑南京，除了冠冕堂皇的“清君侧”，也有自己的私心：李自成敌不过清军，正往湖北过来，左良玉以前被李自成打怕了，不敢再正面硬撼这个对头。重镇武昌，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还得说说元末陈友谅与朱元璋的争斗，陈友谅据武昌，兵强马壮，又居上游，顺流而下，势不可挡，优势占尽。相比弱势的朱元璋，为何却成了胜利者？史书评价，多用“天意”，意思是上天不帮陈友谅，否则他没理由不成功。但真实原因，并非天意，而是人品。陈友谅这人人品太差，先杀恩师，又杀领导，部下能干的，也被杀掉不少，结果很多骨干投奔朱元璋，在此后的陈朱大战中，这些人成了朱元璋力挽狂澜的关键先生。至少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朱元璋还是很讲团结的。
从不缺乏英雄的城市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
且不说民族英雄岳飞四次由此北伐，也不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叶挺铁军攻克坚城，就说说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
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中日双方激战四个多月，中国军人慷慨赴死，有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譬如空军大队长沈崇海，驾机赴安庆轰炸敌舰，不幸机身中弹，油箱着火，本可跳伞脱身，但他毅然驾机冲向敌舰同归于尽。武汉保卫战，中国地面部队付出重大牺牲，中国空军也浴血长空。当时，在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中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空军，得到部分补充后，与苏联志愿飞行队并肩作战，在空中奋勇抵抗并多次击退了日军的进犯，还配合地面战斗频繁出击，轰炸、扫射溯长江而上的日军，战绩辉煌。
说起当年武汉空战，不得不提一个人：陈怀民。他跟沈崇海一样驾机与敌同归于尽。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军大群飞机空袭武汉，为天皇“祝寿”。中国空军迅速起飞迎战，陈怀民不到5分钟就击落日机一架。5架日机马上对他形成包围圈，猛烈扫射。陈怀民的战机多处受伤，没有跳伞求生，而是驾机撞向敌长机，“在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中，两架飞机翻滚着火龙落入长江”……当时，武汉人不顾安危，站在空地上为中国空军加油，他们亲眼目睹了这壮烈的一幕。是役，中苏飞行员击落日机21架，打死日军飞行员50名，活捉2名。
陈怀民牺牲时，尚未满22岁，他的故事，还在延续：陈怀民的未婚妻王璐璐，从浙江大学赶到武汉，得知噩耗，当年5月，投长江殉情；陈怀民的妹妹陈天乐，为纪念哥哥，改名“陈难”。人们在被陈怀民撞落的敌机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的尸体血衣口袋中，发现了他的妻子美惠子的一封信，充满了对丈夫的思念和厌战的情绪。陈难读信后，写下了一封《致美惠子的信》：
“如果贵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没有一人会屈服……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友爱地握着，心和心相映着，沉浸在新鲜的年轻人的热情里。我们有理由为这个信念而努力。祝你为全世界和平而奋斗！”
这封信刊登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传播，极为著名，但由于当时日方的新闻控制，美惠子不知道这封信，一直到1990年，垂垂老矣的美惠子，才读到这封写于1938年的信……在今天，武汉还有一条路，叫“陈怀民路”。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武汉保卫战期间，武汉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武汉城里皆英雄。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前方正在激战，武汉城里，市民素食禁屠，分别集会，举办金捐物活动，据当时的报载：600多名人力车工人献出了当天的全部收入，桥口一家工厂的女工因无钱捐献，就集体节食一餐，将饭菜钱捐献。沦陷区跋涉来汉的受难同胞，变卖衣物，就连瞎子、哑巴乞丐也将艰难得来的一分一毛慷慨捐出。年少的难童们，或组织“贩报献金救国队”，或在献金台旁帮人擦皮鞋，随收钱随捐献……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原计划3天的献金活动，因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又延长了两天。5天内，武汉人民献金(包括献物折合)超过100万元。政府部门用这些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了10大卡车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赶制了20万套单衣、40万套棉衣，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场。
当武汉外围防线被日军突破，武汉即将沦陷之际，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发表《告武汉同胞书》，号召武汉人离开武汉，给日寇留下一座空城：
“我们疏散武汉的人口，并不是消极的叫民众逃难，抛弃武汉可爱的家园，而是我们希望留居在武汉的老弱妇孺的同胞们暂时避免无谓的牺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更可以积极地安心致力于应做的生产事业，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同时更可以补助国家，增加抗战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汽车、火车轮船可以乘的时候，然而我们还有马车、人力车、民船，可供我们的利用；即使一切交通工具都缺乏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有自己康健的两脚！”
这是武汉历史上悲壮的一幕，无数武汉人扶老携幼，含泪离去，往南走，往西走。读史读到这一幕，总想起当今疫情期间武汉的“封城”，还有数以万计逆行进入武汉的医护人员。这座城市，从不缺乏英雄，凡人英雄。
学者易中天分析过，武汉人的性格，是为人真爽、恩怨分明、天性率真。放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或许更能够理解，武汉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秘密。
武汉还在
1938年3月，汉口街头，人们游行高喊“保卫大武汉”，有个儿童，高高举起一面小旗，喊着口号前进，这面小旗上，只有两个字—-“不死”。
春天会来，武汉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