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节目中，孟捷老师已经为我们科普过，为什么有人认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的设想是相反的（想回顾的同学请戳：列宁曾经遇到的问题，中国也在革命中回答了）。这一期，孟老师进一步为我们介绍了，实际上在历史上，这种违背一般历史经验的现象也出现过。这就涉及到人类社会制度改革的两种道路。
第一种，当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典型的，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变化为何会发生在战国末期，发生在秦国？结合考古史料来看，就是秦国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升级，主要是铁器和耕牛的使用，使得小农经济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为商鞅变法等一系列改革提供了土壤。
但是第二种，就是完全反过来，通过先改变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了生产力。但是这种道路是在偶然性和机遇之下才会形成的，比如，英国当年会走上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一条英国人“未曾设想的道路”……
孟老师本期节目内容整理如下：
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制度变迁有两条道路。在列宁的文章中他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比如《论我国革命》这个著作。
列宁问的第一个问题，说世界历史是由一般性和特殊性共同组成，所以第二国际的批评家们片面强调了一般性，但是忽略了世界历史的特殊原则。列宁又问了第二个问题，说凭什么我们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然后在文化上或生产力上再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呢。这个问题是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创作性、颠覆性解释。
我们从中学都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生产力预先的改变才会引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基础的变化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列宁反过来了，列宁说凭什么我们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然后在经济上、在生产力上赶上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葛兰西要讲十月革命是一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或者也可以讲它是一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
我们要承认从俄国革命也好，到中国革命也好，首先变革的是上层建筑，通过变革上层建筑变革了一部分生产关系，然后再试图发展生产力，这个路线和我们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那种过于机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但是光想这一点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无论十月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好，它的最终目的都是追求一个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经济社会形态。这个崭新的经济社会形态要想确立，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提高无疑是一个条件。所以在变革的开端你可以从上层建筑开始，但是最终还是要生产力的质的变化。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制度变迁两条道路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什么是制度变迁两条道路？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就是我们所讲的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马克思《资本论》所讲的生产力的变化引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基础的变化引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会看到这种历史变迁的道路也是常见的。
我们可以拿中国古代史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所谓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在春秋战国中国社会从所谓的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秦国是一个特别的典型。商鞅变法是一个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重大变革，当然这个变革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商鞅变法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叫“析户”，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18岁以上的男丁你必须要分出去单过，等于是把一个家庭拆开。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有它的生产力的技术。
我们从考古发现中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这个提高尤其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铁器普遍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开始使用牛来耕地。无论是牛耕还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器，尤其从铁器来讲，考古发现秦国是最早的。
到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生产力的进步，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有可能存在，这是商鞅变法中采用析户政策的生产力的技术。商鞅变法后来为什么成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秦国相对于其他列国来讲，贵族传统比较薄弱，所以对变法的制度性障碍可能相对要弱一点。这是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就是生产力的变化已经预先做好了准备，然后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变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世界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所谓第二条道路的因果链条跟第一条道路正好相反，变革是从上层建筑开始，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改变生产关系，最后再引致生产力的变化。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个美国UCLA的历史学家布伦纳的研究做例证。他曾经研究了从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三个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的轨迹。一个是英格兰，是后来发生工业革命，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地方；第二个是法国；第三个地区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东欧，大概是以北和以东，包括了今天德国的一部分，包括波兰，甚至可能俄国的一部分。
在14世纪，这三个地方的生产力水平大体一致，而且农奴制当时都已经出现解体。有趣的是到16世纪开始，这三个地区的制度变迁开始出现截然不同的三种轨迹。
在英格兰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从14到16世纪，黑死病造成农奴大量死亡，在这一时期还同时发生了封建领主之间的兼并战争，造成了英国的贵族数量大量减少，其后果是大土地所有制。所以一方面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农奴因为黑死病数量的减少，以及逃亡城市，所以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传统生产关系的一种变革的冲动。
当时英国的生产关系出现了一种调整，以前是农奴制，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引入一种，实际上是后来出现的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贵族开始把土地租给一些擅于种地的一些农奴，然后农奴之间为这个土地的租约进行竞争。拿到地的农奴他们也会雇佣人手——其他的农奴，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研究过的一种非常特殊的阶级结构，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土地所有者、租地的农场主，然后还有农业的雇佣工人。
这个雏形在16世纪开始出现，原因就在于特殊的历史形势所造成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方面是大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是死亡和逃亡的农奴，所以这导致农奴的谈判力增加，控制农奴的传统的生产关系开始失效，所以这引致了一场制度变革。
一旦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生产关系以后，农奴为了土地的租约要竞争，地主会乐意把土地租给那些交地租最多的人。你为什么地租能交最多呢？因为你在土地上进行了各种技术改良。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割据，一旦这种“三位一体”的阶级结构形成以后，它就开始推动农业生产中的技术进步，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布伦纳后来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一个“英国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的理论，就起源于这种特殊的阶级结构。而这种阶级结构来源于16世纪左右当时特定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跟这个完全相反的是东欧地区。在东欧地区非但没有出现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反而出现一个相反的情况。从14世纪以后农奴制开始衰落，但在东欧地区，在16世纪出现了农奴制的二次复辟。而在法国出现了另一个情况，传统的农奴制生产关系向一种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过渡。
所以16世纪以后，在欧洲三个地区出现三种制度变迁割据。英国出现资本主义，法国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主义，东欧地区出现农奴制的二次崛起。布伦纳在研究这些现象的时候把这些制度变迁的原因归结为三个地区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不同阶级力量关系对比的变化。这个分析在我看来是对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一个理论，用来解释近代欧洲。
我们再回到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就可以看到它也符合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特点，因为变革的动力来自上层建筑，通过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生产关系，最后试图发展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