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2020-03-04

2020年3月4日09:51:37 发表评论

作者简介:张曼菱,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独立制片人和导演,职业作家。代表作有《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涛声入梦》等。张曼菱是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她曾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交流,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女性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反响很大。

妙手回春

我们每个人都与中医有“瓜葛”。
眼下的“90后”“00后”,显然很在乎那些情人节、圣诞节,但他们也不会忘记板蓝根。但凡幼时“上火”,或是如今喜欢吃烧烤,长辈总会令他们吃几片板蓝根化解,以免嗓子发炎,酿成病症。而往上数几代人,大都有被中医救治的经历。

我是感恩中医的,中医曾救活弱小无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块“妙手回春”的匾额,今生是挂在我的心里了。
我父母自由恋爱结合,喜得爱女,然不到一岁,婴儿患上急症,民间叫“抽风”。小人儿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着我送往法国人在昆明开办的甘美医院。
后来我看史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非到疑难重症时,才进这家医院不可”的,因为它收费高昂,床位不易得。而濒临死亡的我,却被甘美医院宣判“无望”,放弃救治。
父亲请匠人来家,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尽对这个小生命最后的爱。
家里“叮咣”响着木匠作业的声音,里屋躺着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门外传来摇铃声:“谁家小儿惊风,我有祖传秘方……”这一刻,恰似《红楼梦》。
奶奶急奔出门,拦住了那个游方郎中。如果不是到了无门可投的地步,我父母是不会让一个路人来医治爱女的。游走四方的“草医”,是连门诊铺面也没有的,正如此次在武汉参与抗疫的“游医”
我曾多少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个衣着潦倒、面目沧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边的黄公东街富滇银行宿舍,一幢气派的法式洋楼前,挺有底气地“喊了一嗓子”,而后拘谨地走进我家,到小床前看这垂危婴儿,从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药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温开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开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母亲说,当时还以为“完了”,仔细一看,是宁静了。按时辰,将第二份服下,我睁开了眼睛,骨碌骨碌四处看。四粒药丸没有吃完,我已经能辨认亲人了。父亲拎起小棺材出门,送到一家医院的儿科,捐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医医院为上策。而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某些偏激,在对待自己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视为至尊的几位先驱,胡适、鲁迅,都排斥中医。究其原因,有因个人的经历而怀有厌恨的,也有因改革“旧文化”的意愿太迫切所致。中医显然是被误伤了。
不知何时,游方的郎中没有了,“祖传秘方”变成笑料。在现代史上,中医身影飘零。在教科书里,大概只有《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医有关,但人们的关注点多在“为政”,而非“医理”。
当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荣获诺奖,中医中药才在世界上喊响了“这一嗓子”。可惜,在医学界不见太大的反响。屠呦呦说,祖国医学里还有许多珍宝值得后人发掘。
我插队的德宏,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疫之地”。《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吃过“瘴疠之气”的大亏。唐代天宝年间征讨云南,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里反复提起的也是瘟疫:“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对瘟疫的恐惧,使当年这位壮丁自折其臂。直到从金鸡纳树上提取汁液制成奎宁,对疟疾才有了控制。我这个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疟员”,每天收工后把药片送到傣家饭桌上。
在那首《祝酒歌》还没有唱响全国时,我参加下乡医疗队到滇南石屏县,趁机学习中医,不辞做最辛苦的事情:上山采药,回来晾晒、焙治,管理药房。
我对“脉象”把握精准,得到队里中医的赏识。“洪脉”“滑脉”“弦脉”都与文学的意象相通,所以学中医是必须学好中文的。“把脉”是中医非常要害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说不准病情的。我把脉时还发现了两位孕妇,农村妇女羞于说出实情,若不调整处方很容易导致流产。
四气五味,八纲辨证,中医原理与中国人日常说的一些成语是沟通的,如“阴盛阳衰”“此消彼长”“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在中医和道家的观念里,人从来不会高过自然,人要配合、服从自然。例如四季的饮食与作息,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也是万物的规律。这些思想不断深化,影响着我的人生。
假如不是高考恢复,我的出路可能就是中医。

伴同生死

2000年春,我到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带去一盒云南的天麻、三七药材。有人告诫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带土的也没有消毒的东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却说:“李先生信这个。他这次来,就是特意到北京中医医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兴地收下了。
2015年春,我到台湾世新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会。我将一批云南白药产品分送给台北的西南联大学长。抗战时期,云南白药支援前线,深受将士们的喜爱,也在这批“高知”的心目中留下了神奇的印象。
我到“金三角”探望远征军眷村时,看到东南亚人民和华人依然崇奉着中医,将来自中国的中成药视为至宝。在泰国最有名的大学里,开设有中医课程。
然而在我们这里,中医院校与一般高等院校相比,总有种入“另册”的感觉。云南是中草药王国,我曾到云南中医学院讲学,院长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多为贫苦学生、农民子弟,且多数是女生。
中医顽强地生存着,“清贫”是它的特征,也是它与人民不可断的纽带。其实,无论什么社会阶层,中国人早将中药视为家常必备之物。谁家抽屉里不会收着几盒廉价的中成药呢,藿香正气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谓功德无量。
因为朴素,因为可靠,反而被轻视,这很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对待亲人的态度。多年来,我们不就是这样对待中医的吗?
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仿佛只有底层百姓才会去看中医吃中药,中医退缩到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其实,许多患者在接到西医的无情宣判后,总会返回民间,到陋巷和山里去寻求中医的救治。
而中医,从来没有因无望的诊断而抛弃病人——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中医也会让他服用调理与安慰的药剂,以示“不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中医“悬壶济世”的信仰是高于西医的,因为它是因人创立、为人所用的医学,可陪伴人的生死。

中医与这个民族是同生共死的。

在那些著名中医的传记里,总有这样的故事:当无名瘟疫暴发,中医临危受命——这个“受命”,不一定来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召唤。他们挑起药担,带着弟子,深入疫区。在那些村镇,他们立灶架锅,熬药施救。民众们端碗喝药,医者观其效果,不断改进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时因地配制的不同药方。
所谓“逆行”,是中医的世代担当。救人救疫,岂论成败功过,只谓问心无愧。
自“神农尝百草”到我们那些历历可数的家珍——《伤寒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历千年护佑着这个民族。世界上,瘟疫与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经高度发达的城市,渐渐被荒漠湮没,而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地方。
西医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分析,没有胜算不会出手,它是一门科技,能够发出“科学的判断”。也正是这一点让现代人质疑中医。和西医的造影、化验、超声波等诊断手段相比,中医只有“望闻问切”和一套近乎玄乎的说法。
这是中医的“短板”,“得手”与“失手”都拿不出“人体数据”。而依靠个案经验的累积很难得到广义上的认可,因而发展很慢。
至于“庸医”,其实每个行当中都有优劣之分,但西医因为有诊断的科技凭证,“误判”往往能够得到开脱,而世人对中医则“人死必究”,故“劣迹”斑斑。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

“疫”火重生

去年,我通览一本《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出版,台湾学者皮国立著),主轴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中医与西医在细菌学上的不同医理和对抗,可谓艰涩探索。其视角是中西医的“对决”,作者对中医怀有危机感,甚为悲观:
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我想,隔着海峡,皮国立先生一定也在关注大陆的抗疫之战。他会惊讶并欣喜地看见,在中国大陆这块母土上,所谓“没有硝烟的战役”,再也不是中医和西医的“对决”,而是二者携手同战病毒——医生们没有执着于学理上的分辨,没有门户的私心,完全从救人的实效出发,互相印证,各得其所,各出妙招,共同制定方案
引用武汉抗疫前线一位西医的话:“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常明显,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中医在这次战‘疫’中表现耀眼,有目共睹。”
就在前几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中谈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轻度症状,能够自愈或治愈,并不会发展为重症。”
轻症患者的“自愈”和“治愈”,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排毒”过程。

如果没有中医的介入,“自愈”对于很多基础体质不好的人,是很难实现的——病毒损坏了人的生理机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医护工作者以人为本,联合对抗疫情,才构成了“自愈”的安全轨道。没有中医,轻症患者的占比恐怕不会是80%。
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学,中医正在成为开放的医学,吸纳西医的诸多手段,补充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诊断标准。而西医也乐于“就地取材”,与中医握手言欢,正在成为“中国式的西医”。疫情中的医者,也是仁者与智者,正在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观。
近年来,中医课程进入了小学课堂——作为中华民族“大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没有理由不进入。我想,这并非让孩子背“汤头”,而是要让他们懂得“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多读一些历史上中医治病救人的故事,懂得医德、仁爱,让他们学习中国传统道家的哲学,如《道德经》,因为它和中医是一体的。
学中医,就是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来的。不仅是小学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懂得“天人合一”“万物渐进”的道理,懂得“无为而治”会使身体和社会都安静下来,少一些破坏性的骚扰。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本是中医的医理,也可成为疫情中的我们自强不息、正气凛然的座右铭。
闯过这次大疫后,我们更应该为子孙万代栽培好中医这棵庇荫大树,留下防护堤,中医不能再疲软下去了。
都想一想,为中医的发展还能做些什么吧。
文源“光明日报”,作者/张曼菱,原题目《这个民族的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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