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真觉得在中国当个老百姓挺可怜的。
前些年，中国老受人欺负。一会儿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会儿日本搞钓鱼岛“国有化”，再过一会儿美国又在韩国部署萨德。老百姓气不过，到这些国家使馆门前抗议一下，唱唱国歌，并表示要抵制什么货，其实只不过咽不下这口气而已，结果精英就一大堆帽子扣过来了，“民粹”呀、“极端民族主义”呀、“义和团”呀，等等，好像别人欺负我们有理，我们生气反而没理，应该带着谦恭的笑容把这一切都接受下来才对。
尽管春节前疫情的洪水来势凶猛，但在中央指挥若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努力下，中国迅速从漩涡的中心游到了岸上，而原来站在岸上看笑话的欧美国家，却下饺子一样纷纷落水，中国反而成了从岸上向水里抛救生圈救人的人。
举个例子，以前我们的医疗专家组都是派往亚非拉，现在则派到欧洲的原“八国联军”国家了，估计过段时间，北美也会需要我们的医疗专家组。
这种状况，令中国老百姓心情大好！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有替他们着急“连抄作业都不会”的，还有人想起以前受过的气，表示要“根据心情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
结果精英们又受不了，吓得面如土色，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可不能这样讲啊， “这种趾高气昂，猛踩他人的话从外部听上去要多刺耳有多刺耳”、“如果有外国舆论把这些话当真，对中国形象无疑是伤害”、“ 这么干都是丢分的，秀的是人性的低限”，云云。
所以我说中国老百姓可怜，合着我们怎么做都不对？生气不行，自豪也不行，在外国人面前，必须永远温良恭俭让，永远低眉顺眼，永远大气不敢喘，对吗？
鲁迅先生写《“友邦惊诧”论》的时间是1931年。
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三省沦陷，国民党政府不是组织力量收复失地，反而担心爱国学生的请愿活动引起“友邦惊诧”。
今天距离鲁迅先生写文章时已经快100年了，对“友邦惊诧”的担心，还令一些精英寝食难安，动辄一惊一乍，这倒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现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处于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位置，是这一体系规则的制定者、解释者、裁决者，掌握着话语权，一般来说，不太担心“友邦惊诧”的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东亚朝贡体系解体，中国失去了自己的体系，并被强行纳入到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
在这一体系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体制、文化、甚至人种都失去了正当性，成了不折不扣“国际贱民”，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一切只能看列强的脸色，所以“友邦”是否“惊诧”就变得十分重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坚持向日本支付庚子赔款，就是做给“友邦”看的，以免他们“莫名惊诧”。
毛主席非常重视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的争夺。从五十年代的“两个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到六、七十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国以“反霸”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有了自己的是非标准，就不怕“友邦惊诧”了。
1970年，毛主席发表“五二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集会游行，中国并不怕什么“友邦惊诧”；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首都机场矗立的大字标语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我们也不担心“友邦惊诧”。
当然，八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不展开了。
以上谈的是客观历史背景。
从心理的角度来说，最近三、四十年，一些文化和舆论精英继承了晚清和民国时代买办知识分子“自我奴化”、“自甘贱民”的心理，他们不敢想象和西方争夺话语权，更不敢想象同西方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与解释权，对他们而言，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西方的脸色，能够不让“友邦惊诧”就是最高成就。
毛主席当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为这种人画像：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才会出现我们老百姓动辄得咎，怎么做、怎么说都会受到他们指责的荒诞状况。
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老百姓的激烈话语，本质上是对精英多年来小心翼翼地伺候“友邦”，生怕他们“惊诧”的一种抗议和反弹，是对中国理应获得平等地位和应有尊重的一种民间表述，是典型的话糙理不糙，尽管个别的用词未必准确文雅，但正当性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这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呢？算是吧。但正如毛主席所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我们老百姓已经站起来了，精英还跪着——这才是这一现象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