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董佳宁。最近，在澳大利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一千时，该国前总理陆克文也“急了”，通过微博发了一封中文求助信，向中方朋友求助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按常理来说，疫情当前，中国人是乐于伸出援手的。何况，陆克文眼下似乎表现不错，当美国政客给新冠病毒贴上“中国”标签时，他以“幼稚”两字批驳；还在纽约街头怒吼歧视华人的美国人。
孔子曾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但是“小恩抵不了大过”，陆克文的求助信，国人却没有怎么理会。这其中的原因，可以大概总结为三点：一是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澳大利亚最早对中国关上大门，甚至在言论上“落井下石”。二是陆克文在执政期间表现出了系列“反华”举动，在下台后才表现出更多“亲中”。三是澳大利亚自建国就开始了近两百年的“反华排华”，并渗透在政客、商业、媒体和民间多个领域。
第一点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在中国疫情初期，西方舆论集体针对对中国。很多国家吃中国红利还反华，这实在无法让人接受。今天我们主要说后面两点。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并熟知陆克文，是源于他的流利的汉语。2007年，50岁的陆克文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后，接受了央视的采访。主持人用老陆称呼他，这个名号也迅速火了。如今，他也在微博求助信中自称“老陆”。
陆克文大学开始学中文。他高中毕业后，想做一名外交官，加上对研究中国有兴趣，于是进入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陆克文1984年到1986年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工作期间，还撰写过多篇关于“改革开放”的报告。1996年，陆克文竞选议员失败后，下海经商，成立了澳大利亚中国咨询顾问公司。当时，中国是澳大利亚商业界最向往的地区，他用自己的中文背景，帮助澳大利亚大公司向中国出口产品，或者向中国投资。
此后几年，他自称在中国各个工厂里走来走去，赚的钱比干公务员多得多。在经济上需要中国，同时在政治上反华，有点像陆克文前后两个阶段的浓缩体。刚上任时，正值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陆克文曾力挺中国。比如部分国家因西藏骚乱抵制北京奥运会，但他不仅出席开幕式，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中文演讲，称澳大利亚要想崛起于世界，离不开中国市场。之后又在新加坡的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崛起，是新世纪一场正在上演的大戏。
但很快，陆克文被澳大利亚媒体和一些势力口诛笔伐，骂他“对中国软弱”。为了应对背动局面，稳住国内舆论，陆克文开始画风突变。于是，他在多个议题上，都做出了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甚至几次触碰我们国家的底线。
他曾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主义者”，并警告美国要做好对中国动武的准备。陆克文还说，中国大陆对台湾“非常情绪化，且不太有理性”。同时，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是为了警示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陆克文曾在竞选时承诺，要尽快出台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防白皮书。这份直到2009年才出台的国防白皮书，美国的国防白皮书一脉相承，散布“中国威胁论”，明确指出中国为军事威胁，提出未来20年要花费1000多亿澳元，也就是超过4000亿人民币，全面提升军力。
不过，白皮书只有不到两页篇幅，阐释政府的军购计划，其他重点讲“如何防范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甚至有一章秘密内容，专门讨论和中国开战的细节。白皮书发布一个月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撕毁与中国铝业公司的合作协议。虽然陆克文强调事件只是商业行为，但中国企业投资失败背后，是澳大利亚国内“中国威胁论”抬头，以及反对党、民众和媒体对陆克文政府的围剿。
又过了两个月，陆克文政府不顾中方劝阻，执意给“疆独”头目热比娅发放签证，允许她在墨尔本电影节上放映纪录片。他强硬地说：“澳大利亚有权决定让什么人入境。”在媒体的炒作下，中澳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摩擦。此后，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一度搁置，两国关系跌至10年来的冰点。
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陆克文到英国BBC录节目，在场有多位外交官参与。当发现身边就坐的是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时，他立马要求调换座位。事后他解释，当时只是想挨着英国外交大臣戴维。陆克文极力避免被戴上“亲华派”帽子，以免成为反对党的攻击目标。这就是国外的政治正确，政治敏感度之高，政治神经之紧，扣帽子之狠，上纲上线之快，让陆克文与中国人挨着坐都要防着。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逻辑，时刻都萦绕在澳大利亚政坛。
2010年，由于改革动了矿业的奶酪，陆克文支持率跌入低谷。副总理吉拉德公开挑战陆克文，并最终当选党主席，成为澳大利亚首名女总理。两年后，吉拉德政府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但与三年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皮书认为：任何旨在阻止中国军力增长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澳大利亚可以在维持与美国的防卫关系和支持中国军力增长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吉拉德在白皮书前言写道：亚洲地区转变为世界经济龙头的进程不仅势不可挡，而且加快了步伐。历史教会我们，当经济权重转移时，战略权重也会转移。陆克文意外接受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他说：人生太短暂，承担不了太多仇恨，要摒弃以往“不亲华便反华”的方针。他还说，哲学上有句名言叫“你可以同时走路和嚼口香糖”。澳大利亚已经执行这种中美平衡政策40多年了，会继续这样做。
事后澳媒披露，2010年的党内变故，其实是吉拉德蓄谋已久的阴谋，还揭露了吉拉德一派，自掌权以来不断在党内排挤陆克文。同时，自由党利用民间右翼人士和默多克媒体造势，一方面阻止吉拉德政府的所有法案通过国会，一方面贬低抹黑吉拉德政府的行政能力。
在吉拉德面临党内信任危机及民调低迷的情况下，2013年6月底，陆克文击败吉拉德重新担任工党党魁，以及澳大利亚总理，不过短短2个月后的联邦大选中，陆克文败给自由党的托尼·阿博特。
陆克文第二次总理任期就这样草草结束。退出政坛后，他于2014年2月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聘为资深研究员。此后，陆克文“本色”并没有改变，但表现出了更多“亲中”。
2015年，继在《美中21世纪》报告的发布会中驳斥“中国崩溃论”之后，陆克文又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驳斥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新“中国崩溃论”。同年底，由美国主导的TPP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陆克文指出，不能让TPP分裂亚洲，应该通过谈判让中国能够加入。2017年，人民日报刊发过陆克文的文章《中国为世界带来巨大改革红利》。
但到了2018年，陆克文又在演讲中称，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让人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夕，“民族主义”正在给中国和邻国之间的南海紧张局势火上浇油。他说，中国对所有南海岛屿及其毗连水域都声索主权，这是中国与邻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争端的来源。这里每年通过的贸易货物价值1.2万亿美元。但陆克文又补充说，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管控海事冲突避免战争发生，或者控制战争数量。多年来，“反华”和“亲中”并存，陆克文出于现实主义的摇摆，让中国的舆论对他感情复杂。
在陆克文之后，托尼·阿博特开始“彪悍”的执政。阿博特素以“政治粗汉”形象示人，他的“政治导师”、前总理约翰·霍华德曾说他“不可能选得上”。眼见吉拉德、陆克文“亲中”没有市场，阿伯特上任的头半年，开始极速反华，一度被澳大利亚媒体称为“对华强硬总理”。
他“升级”与中国台湾的关系，和日本眉来眼去、保持亲密，甚至毫无节操地说“二战日军英勇”，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了讨好美日，和日本商量联合美国，一起遏制中国。阿博特的一系列言行对于内政外交都起到了负面影响。在不到两年任期里，因其口无遮拦而屡遭非议，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一直落后于工党党魁肖顿，这是他下台的重要原因。
由于阿博特与日本的关系处理不当，将影响与中国的关系，这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而受到了澳大利亚舆论的质疑和尖锐批评。另外，自由党赶他下台的目的，也是为了2016年的大选，为了不输给工党而做出的断然措施。果不其然，阿博特的老对手特恩布尔保住了自由党的执政位置，当选新总理。
从2010年算起，澳大利亚5年换了5任总理——陆克文、吉拉德、陆克文、阿博特、特恩布尔。特恩布尔不像陆克文那样会说中文，但他在中国有过成功的投资经历，促使儿子学中文。儿子很争气，不光学得很溜，还讨了个中国媳妇。特恩布尔在政治上相当成熟、老练，出任总理后，在对中国的表态上前后作出了调整。他曾一直称赞中国经济，并理智地推断，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不会成为安全威胁。
但自2017年起，澳大利亚政坛发生了一系列“反华闹剧”。当年11月底，特恩布尔的一次饭局上，有位中国商人出席。媒体马上说他“泄密”、“颠覆澳政权”，还说“中国干预澳大利亚政治”。于是，特恩布尔宣布将推行新的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并指中国影响力正干预澳大利亚政治，中方随即驳斥有关说法危害两国关系。对于中方的批评，一周之后，特恩布尔用汉语普通话宣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到了2018年，5G成为中美竞争的热点。“五眼联盟”，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国组成的情报联盟，他们的情报组织领导人在加拿大举办了一次秘密“龙虾晚宴”，讨论内容包括“如何将华为排除出5G采购名单”。随后，特朗普签署《国防授权法》，禁止政府机构购买华为及中兴等公司的产品。特恩布尔紧紧跟随，电话联系特朗普，告知澳准备启动“华为禁令”。
可是这两人通电话时，在难民问题上争执不下，特朗普一气之下挂了电话。特朗普这次“任性”，又使特恩布尔的政策倒向中国。而如今，在新冠疫情之际，阿博特又蹦出来说，这并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真正的“中国病毒”，很多年前就已经影响到了澳大利亚。他说：真正的“中国病毒”，是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过度依赖，不仅是廉价商品，而且是我们的供应链。我们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了长期的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虽然在南半球，但归根结底还是西方国家，美国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舆论上，反华占绝对优势。不管谁当总理，都要顾及国内舆情，以保证自己的选票，哪怕是屡屡触及中国红线，他们也要这样做。在美国不方便做的时候，不时充当刺头，刺激一下中国，刷一下存在感。
在陆克文之前，约翰·霍华德在1996年至2007年两任总理。在霍华德的主导下，于2001年7月成立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由国防部的每年资助400万澳元，大概1700万人民币，于2022-2023财年到期。战略政策研究所为了金主的利益，不惜歇斯底里地煽动反华，也招致各行各业人士的声讨：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将其视为“澳大利亚‘中国威胁论’的总设计师”。
往更远的历史来看，澳大利亚的排华情绪由来已久。比如，特恩布尔的祖父约翰·特恩布尔，1802年2月从英国来此淘金。当时，澳大利亚还主要是罪犯流放地。也是在那个年代，澳大利亚发现金矿，世界各地的移民涌到这里。
之后的20多年，中国陆续有4万多名男性，和9000名女性来此淘金。当时澳大利亚的白人矿工，对吃苦耐劳的中国矿工充满敌视，发动暴乱袭击、驱赶华人。1857年，坎唐李德出现反华骚乱。布克兰白人矿工又袭击中国人的营地，烧毁帐蓬，驱赶中国人出矿。由此拉开了澳大利亚持续一百多年的反华排华序幕。
接下来就是系统的排斥阶段。各个殖民地相继通过限制华人条例，此后还扩大到亚洲人。后来澳大利亚制定的限制移民入境条例，就是实施上述办法，从法律上正式确认了“白澳政策”。即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天下，所有亚洲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一律禁止移民澳大利亚。
“白澳政策”形成后，不断根据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需要变化。主要倾向，是减弱在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因素，由绝对禁止到逐渐接纳一部分亚洲人，到了1973年，澳大利亚宣布废除对种族、肤色和国籍的歧视，事实上放弃白澳政策。
然而，遗毒仍然没有肃清，近年来反移民政党仍然受到一些澳大利亚媒体的吹捧，闹出“反华闹剧”也就不足为奇了。新冠疫情是全人类的挑战，中国对世界各地，包括许多西方国家的援助，可谓马不停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向中国求助，之所以不受待见，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广大民众，都很清楚澳大利亚的“反华排华”历史。
通过一些公众事件，比如霍顿对孙杨的人身攻击，当地人歧视华人、殴打中国留学生，播出无知、冷血的涉疆、涉藏节目，庇护港独、台独分子，试图将南海当成“后院”等事件，也放大了澳大利亚对华的敌意。澳大利亚四周，除了大海，就是亚洲国家。这种孤独感强化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保持在澳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意愿。与美国结盟，支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澳大利亚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石。
2019年，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9年1-9月，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785.9亿美元，增长23%，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8.3%，是第二名日本的两倍以上；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395.4亿美元，下降0.3%，占澳大利亚进口总额的24.9%，同样是第二名美国的两倍以上。
即便从中国获利巨大，甚至中国市场多年来支撑了澳大利亚的崛起与发展，仍无法改变澳大利亚两百多年来沉淀下来的“反华排华”观念。但也不能简单认为澳大利亚绝对跟随美国。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第一大国，可以理解为地头蛇或小霸王。这样一个有心气的精明大国，虽然是谁强跟谁，但南太平洋是自家领地，最好老大也少来管。
澳大利亚的主流右翼不少时候是反美的，将美国视为海权对手，外交上，先是二战时期依靠美国对抗日本，后来又联合英国和南太平洋制衡美国。澳大利亚与中国走近的时期，也试图一定程度制衡美国。而随着中国在西太平洋崛起，海权范围的扩张，澳大利亚遇到了一个异质文明的大国，加上曾经的优越感与如今的现实反差，一贯在摇摆中反华的澳大利亚，更难以用信任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相比之下，中国周边国家，能够更快习惯回归到中华文明辐射的历史常态。在世界局势更加明朗之前，缺乏历史常态经验的澳大利亚，还会很长时间处于“反华”与“亲中”的摇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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