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卢老师首先提到，近三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指数是一路上涨的，发达国家则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而中国是下降的。这正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大量购买了发展中国家的铁矿、石油等各种资源，而这批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赚到了一笔丰厚的收入！与之相对的，当年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依靠殖民和战争掠夺了大量资源，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是很小的。
但问题在于，明明获得了收入，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将之投入到产业升级、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典型的如巴西这样的国家，早就靠卖资源轻松“发家”，却一直徘徊在工业化大门之外，无法“致富”。而这种情况，显然不该把责任再推到中国头上……
从系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无论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非常明确不过，就是生产性投资的情况。固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在上升，但是中国占的比重上升更快，远远地抛离了他们。
那么这个差距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中国的所谓“挤压”与“恶化底线”？我们之前讲过，挤压论指的是中国产品将它们的出口产品赶离了世界市场，恶化底线论指的是中国劳动者因为劳动强度很高、工资水平很低，所以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劳动成本非常低，透过竞争压力，压低了它们的劳动底线。那么这样两个说法究竟在多高程度上可以作为根据来支持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一个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面，就是著名的“荷兰病”。它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有一些资源类的产品出口大膨胀，比如它突然发现了大油田，因此原油出口大大增加，那么固然会带来了很多收入。但这个收入会使得石油开采变得有利可图，整个经济的资源就会向石油开采集中，从而严重地妨碍工业化的推进。
中国在新世纪以来，对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需求确实经历了大膨胀的过程。在高峰的时候，中国生产出全球超过2/3的水泥，钢铁工业超过了全球的一半。 有一个经典的说法，说全球最大的钢铁工业是中国，第二大钢铁工业是河北省之外的中国，第三个最大的钢铁工业是河北省。
相对应的，我们铁矿石的进口，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大大推高了这些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在1998年到2018年这二十年里，中国的贸易条件下降了24%，发达国家基本上维持不变，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增加了50%多，那为它们带来了巨额收入。
但是这样一个情况，“荷兰病”理论认为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会诱导这些资源出口的国家，会更加过度的专业化，只是生产资源的产品，从而影响它们的工业化进程。
这样一个理论，在中国走出去之前，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这道理体现为以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既有国际分工，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向发达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也就是资源、农产品，用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然后战后出现了新国际分工，有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密集的工业制品，用来交换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品。
但无论是旧国际分工还是新国际分工，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不发达经济体以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之后始终还是不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国际贸易条件是长期趋于下降的，长期恶化的。
按照“依附理论”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对于落后经济体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而这样一个判断，支持了一种“发展中国家过度地专业生产资源产品”的论断。
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出现固然一方面诱导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去大规模地扩展初级产品的出口，但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它们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改善。
更明确的说，刚才所说的“荷兰病”理论，只是集中于工业化投资不足的诱因的欠缺的问题，而“依附理论”要强调的是为什么工业化投资不足？因为它们是能力不足，而不是诱因不足。
那么很明显，中国走出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为它们的能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提高了它们的本来可以用来再投资与推动工业化的能力，只是说它们始终是处于种诱因不足的情况。
诱因不足跟中国其实并没有关系。这里同样也可以举个例子，以巴西作为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中国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是巨大规模的，而且中国的钢铁企业在铁矿石的价格谈判中承受了非常痛苦的过程。巴西有相当大的垄断定价的力量，面对中国的需求不断提价，也就是说中国不断用更多的产品来交换等量的铁矿石。
但今天巴西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按说这个危机是毫无道理的，之前十多年，他们从中国的贸易得到这么庞大的利润，庞大的收入，为什么并没有用来投资生产性活动？创造就业？推进工业化？产业升级？原因非常明确，首先就是他们内部政治经济的问题。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世界范围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