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缓缓君
首发 | 缓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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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有读者留言问我怎么看方方的武汉日记。
老实说，我完全欣赏不来方方的那种写作风格，我和她不是一路人。
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喜好，我们也应该允许别人的喜好和自己不一样。
这有助于我们去构建一个平等、包容的社会。
但随着方方的武汉日记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并通过亚马逊预售之后，这个事的性质完全变了。
方方的日记已经变成了西方世界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的工具。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方方的《武汉日记》）的英文简介：
在一个政府使用技术来密切监视公民并严格控制媒体的国家中，作家经常进行自我审查。然而，这种毁灭性局势的严峻现实驱使方方勇敢地大声疾呼，反对社会不公、腐败、滥用权力以及应对这种流行病的系统性政治问题。为了接近“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列，她付出了代价：政府暂时关闭了她的博客，并删除了她发表的许多帖子。
《武汉日记》融合了恐惧和反乌托邦，平凡和深刻，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凡记录，也为权威主义国家下的隔离拘禁（confinement）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用技术手段来监控公民的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充斥着不公、腐败、滥用权力以及“系统性政治问题”。
他们极力否定中国的体制，并把方方视作是这种体制下少有的敢于为自由和真相摇旗呐喊的斗士，方方的日记被当做是西方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在德文版的简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把方方的日记视作是见证这场疫情的证据，证明了这场在短时间内蔓延到世界各地的灾难的起源。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会有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把方方的日记当做要求中国“赔偿”的筹码。
上个月，就有美国议员在FOX的电视节目中提议，特朗普应该要求中国免除其持有的1.1万亿美元债务，以作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补偿”。
4月5日，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说此次疫情已让G7国家造成约3.2万亿英镑损失，他们认为中国对此负有责任，所以英国应该向中国索赔3510亿英镑。
还有澳大利亚的议员，开口就是要让中国割地作为赔偿，但考虑做不到，所以他提议政府应收回已租给中国的港口和土地作为疫情损失的补偿。
4月3日，印度律师协会（AIBA）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要求就新冠疫情问题，向中国索要20万亿美元的赔偿。
在一些理想主义者看来，病毒是全人类的公敌，所以各个国家应该全力以赴合作抗疫。
但现实很残酷，疫情并不仅仅是个公共卫生问题，它还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甚至会永久性地改变世界秩序。
有些政客需要借疫情问题进行甩锅或博取关注，也有西方的老百姓希望看到政客们抨击中国的制度以维护西方民主制度在他们心中的优越感（关于疫情问题可能导致的“认知失调”，我在《美国疫情大爆发：特朗普支持率反而上升了？》一文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展开），这背后还有各个国家的精英们，在为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调整做提前的布局。
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老百姓的个人利益。
很遗憾，方方的日记被他们选中，作为用来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
支持者把方方视作是时代的良心，是当代鲁迅，甚至说应该给她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而批判方方的人则认为她的文字里充斥着“道听途说”，存在事实性错误，且过于片面，属于“半边人”。
在我看来，如果真的只是写日记，方方怎么写都是她自己的事。
但事实是，方方把她所谓的个人日记，放在微信、微博这样的公开平台进行传播，这就有了公共属性，而且考虑到方方是前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拥有数百万的粉丝，是一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当你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时候，你的言行会产生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那你就要为自己在公开场合（平台）的行为背负起相应的公共责任，这也是权责对等的一种体现。
别说是方方这样的大V+作协主席了，哪怕是我这样的个人写作者，因为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也会时时提醒自己，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要基于事实去做评价，要极力避免事实性错误。
方方的日记写的是武汉抗疫的记录，但大量的素材却来自道听途说。
有网友做过统计，在方方的日记中，道听途说类的词汇如“医生朋友”出现了116次，“医生朋友说”出现了28次，“医生朋友告诉”出现了8次，“记者说”出现3次，“听说”出现45次……
缺乏一手信息，别人说个什么就拿来写出来公开发表，这样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比如一个叫梁小霞的护士，就被方方通过道听途说的方式“写死”了。
这还是因为方方在日记中指名道姓才被抓包了，对于其他没有指名道姓的信息，她说什么你也没法反驳，因为她不给依据。
比如方方在日记中写，有朋友给她发来殡仪馆照片，有满地的手机，但主人已逝。
这就很扯了，她把大量道听途说的消息放在网上，却不用给出任何依据，那这到底算什么呢？
尤其是像疫情这种全社会关注的重大公共话题，社会情绪本来就非常敏感（有些人甚至会变现得很脆弱），作为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传递消息和发表评论的时候本应慎之又慎。
当然，有些方方的支持者会认为，在武汉疫情的攻坚阶段，一手信息太少，方方勇于发声，填补了信息的缺失，这为大家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所以哪怕存在大量的道听途说和实锤的事实性错误，依然瑕不掩瑜。
我不赞同这一观点，但我可以理解，我也认为他们有权利支持方方，他们有权利喜欢所谓的“伤痕文学”。
另外，这次湖北和武汉两级政府在疫情的早期处置中，确实存在问题。
如果只是这样，我可以理解，我也不至于专门来写这样一篇文章。
但是，现在方方的日记被拿去当做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这就涉及到国家利益并会进而影响到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了。
3月30号，方方在微博上宣布，自己没有出版任何一本和疫情有关的书，也未出版日记，还加了一个“特此说明”。
结果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她日记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已经在亚马逊上架了。
早在1月底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社交媒体上莫名其妙指责中国搞生物战，并诱导舆论说疫情是因为武汉病毒实验室发生泄露才导致的。
虽然这种说法遭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批评，但舆论战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无论是《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亚洲病夫”为标题侮辱中国，还是特朗普和蓬佩奥口中的“中国病毒”，又或者是外交部赵立坚的推特5连反击，都是舆论战中的一环。
以至于连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给予的医疗物资援助，都会遭到冷嘲热讽。
说白了，任何一个可以把锅甩给中国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放弃（而且西方国家非常担心中国会借医疗物资的援助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而方方的日记恰好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反中素材，偏偏这些素材还是道听途说的过程中收集过来，到了西方社会就变成中国“系统性政治问题”的证据，然后把他们遭受的所有不幸都怪罪到中国头上。
我不知道方方把自己的日记授权给美国出版社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了这背后的政治影响。
方方作为前湖北省作协主席，享受着高级退休干部的待遇，却一边吃着体制的饭，一边砸体制的碗。
（早在2015年，方方本人在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可能各国都有类似的机构，或叫作协，或叫其他，但多是一些民间团体，而不像我们搞一个正厅级机关，养很多人。作家协会坏就坏在给了它行政级别。”）
舆论场其实并不是公平的较量，因为人们会自发倾向于强者的观点。
就好像成功人士放个屁，在某个时间段都会被奉为金句。
对于先发国家来说，他只要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就有一种天然优势。
后发国家不仅要努力追赶，还要遭受舆论场上的各种指责和轻慢。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中国封城是“个人自由巨大的损失”，而意大利封城就是“冒着风险保全欧洲”。
作为一个制度和文化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国必然会遭到舆论场上的围剿。
回顾历史，有些国家在西方舆论的围剿下，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了。
还有一些国家，即便没有瓦解，却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典型的如阿拉伯之春后的那些中东国家。
每当回顾这些失败国家的案例，我都会由衷地感慨：中国能够发展成今天这样，是何其的不容易！
这是几届执政团队和绝大多数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努力换来的。
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大环境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只有国家好了，老百姓的生活才能获得整体上的提高。
如果中国真的不好了，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那最受伤的不会是权贵，也不会是富豪，而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如果你是老百姓，那你应该明白，自己的屁股到底应该坐在哪里。
最后，针对基辛格说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我觉得还真有这个可能，只是秩序的重塑，往往也伴随着动荡。
我们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去迎接过程中的惊涛骇浪。
清明那天，王伟的81192上了微博热搜，然后看到了一则很老的视频，突然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