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全球蔓延，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很多人都将其比喻一场“世界大战”。
从世界各国彼此隔离的状况，以及不断沦陷的事实，这样的比喻并不算太过夸张。
问题仅在于，这次“世界大战”，究竟是更像“一战”？还是“二战”？
“二战”爆发时，苏联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
在“二战”中，苏联是打败纳粹德国的决定性力量，“二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一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除了欧洲、北美和日本之外，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一战”是在“殖民主义全球化”已经完成的形势下爆发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但“一战”当中，出现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世界再也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了。
回到前边提出的问题：这次“疫情世界大战”究竟像“一战”，还是像“二战”？
应该说，更像“一战”，因为疫情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完成的形势下爆发的。
至于疫情过后，人类历史能不能像“一战”结束之后那样进入新纪元，则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也取决于主观条件，包括有没有像列宁那样，能够深刻分析时代特征，站出来引领时代的杰出人物。
正如我多次强调过的那样，这次世界各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竞争，客观也已经变成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
中国率先取得基本战胜新冠疫情的胜利，令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形见绌，这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但难以言表的“制度焦虑”。
和大话炎炎的特朗普不同，西方一批最有忧患意识的智囊和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焦虑。
基辛格发表《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一文，指出：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他们的体制能够预见灾难、控制影响并恢复稳定。等到新冠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的体制将被认为没能经受住考验。”
这就是说，应对疫情，本质是一个政治任务，结果也是政治性的，疫情有可能从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
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则拿出“走夜路吹口哨”的劲头，与基辛格唱起了反调，写了题为《我不认为新冠病毒会改变全球秩序》一文。
“中国和美国一开始都没有正视现实，发布了一些错误信息，未能把宝贵的时间用于检测和遏制病毒传播，浪费了国际合作的机会。”
这当然是故意把水搅浑，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美两国都情况完全不同。中国面临的是猝不及防遭遇战，是未知的全新病毒；而美国则有中国的经验可供借鉴，并且中国至少为美国争取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
正因为如此，约瑟夫·奈不得不承认，“在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无能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但仍然故作镇静地说，“大流行病不会抹杀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
这句话暴露了约瑟夫·奈内心深处的真正隐忧：新冠疫情有可能导致美国的优势不再，以至于“全球秩序”被改变。
最有意思的则是“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的福山。和约瑟夫·奈相比，福山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笨拙地直接贬低中国。
在接受《观点报》采访时，福山一方面承认“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这句话其实是明褒暗贬。为什么不把西方模式算进来呢？在抗疫方面，中国是包括西方模式在内的所有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并且越是和西方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的成功就越明显。
然而另一方面，福山话锋一转，却非常肤浅地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权力集中”，并推论“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因此，福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说：
这些西方最聪明的“思想家”绞尽脑汁，巧舌如簧，无非希望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能够在疫情之后“软着陆”罢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是垂死的秩序了，但它能不能随着疫情的终结而终结，使人类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进入一个新时代？
今天，是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可耻地保持沉默，故意无视他的存在。
这意味着，他仍然令布尔乔亚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感到恐惧。
列宁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站在时代前沿引领时代前进，源于他对时代的深刻认识。
早在1915年，列宁就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写道：
“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们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中，谈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他指出：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列宁科学判断了时代主题，提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1916年，列宁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入口。
列宁关于时代的一系列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从而指导十月革命走向胜利。
列宁并不是空谈理论，而是深谙“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道理。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快速推动时代转换。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二月革命”，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形成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列宁归国后迅速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他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指出俄国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为迷茫中的俄国革命指明了前途。
1917年7月，彼得格勒发生了“七月流血事件”，临时政府镇压了布尔什维克所支持的示威游行，并宣布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隐蔽到芬兰继续指导革命斗争，并在这一期间完成了《国家与革命》。
9月7日，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临时政府不得不向布尔什维克求援，政变最终被粉碎，而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也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壮大了。
列宁分析了新的形势后，明确提出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主张，并于同年10月7日从芬兰秘密返回彼得格勒。他起草了由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于1917年10月24日夜间到达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起义——这就是震惊世界并且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的意义也是巨大的，正如毛主席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会推迟很多年，中国也很难取得今天的成就。
一个将死未死的时代是最令人感到痛苦不安的。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和平奖的双料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5年所指出的那样：
“富国和穷国的精英都承诺，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得到的福利会形成涓滴效应，包括最穷困人群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获得改善。但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所有民众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规划遭到削减。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怀疑早就普遍存在了，但新的蓝图和新的方向都没有出现。
今天，我们固然不能指望一位新的列宁乘坐蒸汽机车从欧洲回到彼得格勒来为人类指明方向，但我们可以继承列宁主义的思想遗产，学习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用来指导促进时代的转换，使人类最终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