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资料，就讲两件小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有联系的。再联想到2018年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2019年的香港事件，2020年的美国在疫情上指责中国，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第一件事是，国家必须要强，如果你弱小，还被人欺负了，你甚至还无法证明你是受害者。
第二件事是，我们要变强，面临的挑战是让作为领袖的美国的精英层改变态度，接受中国崛起，不再挑起各种争端，那么怎样才能让他们改变态度呢？
最近看了好些东京审判的记录，深深的感到当时中国国力之弱小，连作为战胜国通过审判给作为战败者的日本定罪都拿不出有力证据。
在东京审判时，日本对华输入鸦片是重要的审判内容之一，满洲是东北的旧称，尤其是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很爱用这个词，当然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方面逐渐不再使用了。
我们都知道，当年的伪满洲国，鸦片是其政府最大收入来源之一，仅次于关税，事实上伪满洲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鸦片“国家”，因此在战后东京审判中，对于日本以国家行为向东北地区贩卖毒品也是审判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有点尴尬的是，在东京审判中最终被法庭采纳的证据，基本都是来自于美国人，而来自国民政府的有力的，能够经得起质疑和推敲证据却非常少。
也即是尽管中国是二战最大的鸦片受害国，但是日本的罪行最终却更多的是由美国人的证据证明的。
那么美国人的证据来自哪里呢？来自多个方面，一个是美国驻上海财政公使的报告，通过搜集和记录伪满洲国报纸上的新闻以及其他实地考察等各种手段，分析伪满的财政状况，例如20世纪30年年代的美国驻上海公使M.R 尼克森专门派人到辽宁省的安东（今丹东）等地区调查鸦片吸食情况并且形成内部报告，一个是美国驻奉天（今沈阳）以及驻汉城的总领事馆的内部机密报告，美国人搜集了伪满鸦片专卖局的公告，并且翻译成了英文进行保存，因为上面记录了伪满每年计划种植鸦片的地区。另外美国人在汉城的领事馆，也搜集了朝鲜的商务机构向伪满大批量销售鸦片的公告并且进行拍照，翻译存档。
一个是美国人收集的日本官方的各种出版物，例如日本外务省出版的日语《商业报告》，这种应该是小范围的出版物，美国人也进行了搜集，并且翻译成英文。
美方使用多个维度的证据，包括大量伪满，日本，朝鲜的报纸和官方出版物的文档，以及各种实地考察调查和公司公告，能够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条。这些证据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人竟然敢于以公告形式宣布鸦片种植数量，可能是完全没有想过以后他们占领的土地还会被他们所看不起的中国人夺回所有权。
实际上美国获取这些情报也并没有用太多人力投入，可以反衬出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的组织能力的差劲程度。
下面罗列几个当时美国人搜集的证据对日本在伪满洲国大规模销售鸦片获取财政收入的记录，记录了当时的真实场景，按照时间轴给出：
值得一提的是，伪满的财政支出中军事和治安支出占据了第一位，显示日本通过贩售毒品获取的收入，以用来消灭东北的抗日力量为最高任务。
该证据系美国驻上海财政公使M.R.尼克森派员赴满洲国辽宁省安东（今丹东市），凤城（今天也隶属丹东市），岫岩，庄河四个地区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12月进行了持续三年多的调查，清楚的记录了日本占领成立满洲国后鸦片吸食情况大幅上升，并且记录了原因。
安东的毒品情况，“在满洲事变前，吗啡的毒害对安东的影响非常小，因为它仅在日本租界内偷偷出售，中国政府执行了严厉禁烟措施来制止这种邪恶的增长，在那段时期他们的努力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日本吞并了满洲后，情况发生巨变，日本和朝鲜浪人（无赖）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从鸭绿江东岸的新义州公开进口吗啡（注：即鸦片的主要成分）和其他麻醉品到这个地区，此外还鼓励当地无赖，受日本人雇佣的中国汉奸以及其他不良分子加入销售毒品的行列，把这作为一个良好的收入来源。”
安东的鸦片烟馆数量，在满洲事变爆发前，中国城区没有官方经营的烟馆，私人烟馆数量不超过20家，而日本租界内则开设有500多家。
但到1932年7月，中国城区注册的烟馆达到80多家，到1933年春天又增加为145家，这段时期日本租界内的鸦片烟馆已增加为684家。而安东的人口总数仅仅为26万人，其中一半住城区，美方的报告估计城区的13万人里面有2万多人吸食鸦片，占比大约15%。
到了1934年底安东单独设立省份之后，城区人口增加，日本租界内鸦片烟馆继续增加到860家，中国城区的烟馆也激增到346家，美方的调查报告根据烟馆数量和消费量调查估计，安东城区16万人口中，吸食鸦片人口增加到4万人以上，占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25%，否则难以支撑上千家鸦片馆如此庞大的鸦片馆数量。
检方文件9528（法庭证据号379），美国驻奉天总领事1936年10月31日报告摘译：
我很荣幸的转发给您一份鸦片专卖局公告的翻译件，内容是关于1937年获准种植罂粟的地区，请注意，满洲国官方去年（1936年）指定合法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超过150,000亩（备注：约1万平方公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非法种植会受到限制。（备注：合法种植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实际上除此之外的非法种植也并不受限制）
10月27日和28日，美国财政部长特别助理B.M.汤普森先生来到奉天。在他停留期间，为了避免遭到当地政府的批评，他要我派人带他去看一下这些麻醉品场所。
10月27日，我手下的一名职员陪同他去了一家有许可证的鸦片零售所，这家店位于奉天的一条主干道上，旁边就是一家当地很多中上阶层的人光顾的说书馆。显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家鸦片零售所。汤普森先生和我的下属官员一进去，服务员没有问他们任何问题就直接将他们领到一个吸食鸦片的房间，就想去一家餐馆被领到一张餐桌前一样，没有问任何问题。当他们说不需要鸦片时，服务员露出了一丝惊讶，但仍然没有表现出怀疑或者不安。如果在这家零售所吸食，出售的鸦片价格是每剂2角钱，如果外卖，同样剂量的价格是2角5分。他们待在那里时，瘾君子们进进出出，店员除了礼貌地询问需要哪种级别的鸦片外，不会问其他任何问题。
在拾荒者市场旁边有一条散发着臭气的露天阴沟，附近有大约50多间简陋房屋，里面居住着最低等的妓女，同时她们还出售麻醉品。警察都不会去那个地方。那种环境非常令人嫌恶，也许是显示了从因到果的奇妙力量，在这些吸毒后院的灰堆上，躺着7具赤裸的尸体，尽管世界红十字会定期来将这些尸体运走，只能说，这些人是因为吸毒而最终落到这个下场。
另外一份检方报告9558，证据号383，也是美国人搜集的，他们把日本开办的满铁在奉天发行的一份中文报纸《盛京时报》的文章进行了翻译，在1937年1月到2月间，这个报纸有一个极富有勇气的日本籍主编，名叫菊地，公开发了三篇文章批评伪满的鸦片政策。
菊地主编来到满洲国后，见到了从奉天到哈尔滨的臭名昭著的灰土堆（有因为吸毒而死的死尸），大受触动，在1937年2月18日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孔符石（音译）土堆上的死尸》，里面是这样写的：
每个人都知道吗啡（注：鸦片的主要成分）的危险，每年都有很多人死于吗啡，这些对吗啡上瘾的人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这是非常可悲的事。
位于大西城门外面的孔符石土堆是奉天的吗啡中心。每天都会有几个吗啡成瘾者死在那里，这已成为人尽皆知的一件事。农历新年的几天后，在那座土堆下面又发现了13位年龄约在20岁左右年轻人的尸体。他们的头发蓬乱，面容肮脏，一眼就能看出是吗啡成瘾者。他们的上衣和裤子都被从身上扒走了。有几个脸朝上躺在地上，还有几个的脸被东西盖上，另外一些尸体躺在臭水沟里，场面非常凄惨，直到当月的16日，这些尸体仍然在那个地方。
对满洲人民的福祉负有责任或应当负责的政府就这些问题都做过什么事情？在这次省长会议上，没有听说实施了任何纠正措施。政府1937年的鸦片计划销售量比1936年增加了25%。针对可耻的吗啡和海洛因生意没有任何采取遏制措施的打算。
菊地的主编身份，让1937年初的这三篇文章得以在伪满中文报纸上刊登，我尝试找过这位叫菊地的日本主编的后续命运如何，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
在美国人提供的其他证据里面，检方文件9530，证据号380，美国驻汉城总领事馆对1937年2月2日在汉城出版的《京城日报》（总督府下的日语刊物）的文章进行了翻译，内容是总督府专卖局增加了对满洲国专卖局的鸦片供应，文章记录，朝鲜每年向满洲出口41335磅鸦片，同时在满洲国政府要求下，这一数量将会增加，为了满足这个增加的出口需求，（1937年）朝鲜的鸦片产量将由57870磅增加到82670磅。美国驻汉城总领事馆因此对41335磅和57870磅这两个数据进行计算，得出朝鲜1936年生产的鸦片有71%出口到了满洲国。同时报纸还刊登了总督府专卖局董事栋居对媒体发表的声明：
“（朝鲜准备）根据满洲需求扩大鸦片种植增加（对满洲国）出口量，（新增鸦片种植地点主要）在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
同时宣布他将于1937年三四月份到达满洲国签署（鸦片购销）合同。
在检方文件1045（证据号382）里面，美国人获得了日本外务省条约局第三课1939年的官方报告，这个不知道是缴获的还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的，在第五章第3节记录了朝鲜1939年的鸦片生产计划，里面记录了，在增加了 2000町步（4900英亩）种植面积后，（朝鲜）1939年的鸦片种植总面积扩大到了7060町步，种植面积增加了高达39.5%，从中可以提炼出78366公斤生鸦片，分配方案（大致）如下：
日本的官方报告，以及日占朝鲜总督府的文件形成了相互的印证，那就是朝鲜的鸦片出口，大约70%-80%出口到伪满洲国，大约10%-20%出口到关东州（即今天大连），剩余的出口到台湾，而却没有出口到日本本土，显示日本对于生活在本土的国民健康颇为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鸦片需求，内阁管理局于1939年11月9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朝鲜在1940年再增加5000町步的鸦片种植面积，相当于比1939年再增长71%。
1938年本来是日本迫于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大量贩毒的压力，公布了伪满十年禁毒计划的年份，然而这些证据有力的证明其出于利益动机出发，实际上却暗地扩大鸦片种植面积，其中就包括在朝鲜进行鸦片种植大扩张。
朝鲜的报纸，伪满的报纸，日本官方的内部文件，以及美国人的实地调查报告多方印证，形成了较为严密的证据链，通过鸦片馆的数量，鸦片在伪满和朝鲜的种植面积，实地调查鸦片馆，朝鲜对伪满的鸦片出口数量，以及日本官方文件的鸦片种植和分配方案，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证明了日本控制下的朝鲜和伪满政府在不断扩大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贩毒规模用以提升国家收入，其规模远远超过东北沦陷以前。
奉天（今沈阳）各个地方的灰土堆上总是会有因为吸毒而死的尸体，实际上这样的灰土堆遍布在伪满洲国各个城市，从哈尔滨到吉林，到处是鸦片馆和因为吸食鸦片而死的中国人。
东京审判判决书中，认定了事实“凡日本陆军在中国的所到之处，立即跟随军队而来的，就是朝鲜人或日本人的鸦片商人，日方当局对于他们的贩卖商品，不作任何取缔。”
“凡被日本所占领的地方，从占领时起到日本投降为止，鸦片和麻药的使用都是日益增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审判中的贩毒部分，来自中方的证据很少，基本都是美国人提供的各种证据。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存在，只靠中国人自己的证据，恐怕会因为证据链缺失或者各种漏洞，而无法有力的在法律上证明日方罪行的存在。
国民政府不仅平时搜集日方罪行不系统，不完整，而且在战争中由于不断败退，进攻性作战获胜寥寥，对于日方缴获甚少，难以通过缴获日方文字，图片和摄像记录完善证据链。
揭露日方罪行高度依靠中国受害者的口述人证，而这些人证由于客观上文化水平低，以及记忆偏差等原因，导致在法律意义上证据可成立的比例总体较低。
国家一旦弱小，缺乏话语能力，连证明自己是受害者的能力都很弱。
在整个东京审判中，不只是日本在中国贩毒，其余关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种种暴行的审判，各种有力证据也是大量来自美国人和在华西方人，像我们今天的南京大屠杀，流传下来的几个最有力的物证，一个是仅有的一段几十分钟的视频材料，来自于城内的西方人约翰马吉拍摄并且带出，这是迄今唯一的历史视频证据。
一个是《拉贝日记》，里面除了文字记录，还有留下来的八十多张照片，一个是《东史郎日记》，里面也有东史郎在南京期间亲眼目睹的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记载，不过却并不是中国军队缴获，而是东史郎自己良心发现战后在日本整理出版。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西方人和日本兵良心发现，我们今天南京大屠杀的物证也要大打折扣。足见当时中国国力之弱小，几十万人被屠杀的情况下，证明自己受害依然如此艰难。
2020年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类似的局面，美国人依然占据着强势的国际舆论地位，而在全球不断的对我国进行污名化。
即使从数据上显示，我国对外输出的病例，不管是零号病例人数还是总人数，都大大的低于欧洲和美国；
即使有海量的视频，新闻，文字报道证明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于疫情的忽视，反应迟缓，应对错误而造成了疫情大大扩散。
美国依然意图把我国塑造成加害者，而不是病毒的受害者。
实际上，人类社会过去的500年，欧美西方国家是全世界对外侵略，抢劫和种族屠杀最多的，远远超过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然而今天他们却成了文明的代表。要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做法就是超过他，比他更强。
世界的法则依然是丛林法则，从丛林社会里面，弱小是不可接受的，今天美国不管如何对待我们，贸易战也好，科技战也好，甚至以后更高级别的遏制也好，都不能阻止我们变强的决心。
在1950年访问苏联期间，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讨论，苏联方面决定把伪满洲国时期的关东军和伪满高级官员等俘获的战俘969人移交中国，由中国进行管理，用火车在黑龙江运送入境，最终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我除了找文字记录外，还专门找了中日双方（日方为NHK电视台）对于关押在辽宁抚顺的日本战犯的记录片进行对比。
有意思的是，中日双方记录片的内容记录是一致的，并没有在关键事实上有所冲突。
这里面最让我感兴趣的细节，是日本战犯对关押他们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变化过程。
这个过程让我很有些感触，那就是大棒与胡萝卜的使用艺术。
中方的记录片记录，日本战犯在苏联的战俘营，常年吃的是黑面包，经常吃不饱，有的人甚至从马粪里面捡吃的充饥。甚至苏联人在把日本战犯送到中国之前，还骗他们说是准备送他们回日本。
列车进入中国后，中国人安排他们换了一辆火车之后，由白大褂对他们进行了询问和体检，不仅如此，火车到达哈尔滨的时候，中国人定了很多面包，香肠，咸鸭蛋，在大站的时候，还给这些日本战俘做些饭，做些菜。
这反而给日本战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他们认为了解身体状况是对他们进行分级，以及给他们吃好吃的，是因为有可能会把他们“处理”掉，这些高级军官在伪满时期在中国呆了多年，都是中国通，他们知道中国人的风俗，送人上路之前，都会给人吃顿好的。
战犯被送达抚顺后，急切的想知道中国人会如何处理他们的日本战犯，发现中国管教给他们在监狱准备了暖气，还准备了浴室和理发室，让他们住的舒服。
时间一久，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没有想的那么糟，竟然提出高粱米不符合他们的胃口，闹着要吃白米饭，而且这话不是一个人说的，而是很多战犯都提出来。
事实上，当时连监狱的中国工作人员自己也吃的是高粱米，听到战犯这些要求，不少人火冒三丈，日本占领时期就比中国人吃的好，现在当了俘虏还要想着比中国人吃的好，内心对中国人的蔑视可想而知。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往上级汇报，居然得到了批示，尊重战犯的民族习惯，保证供给他们白米饭，甚至嘱咐要想办法给他们供应肉食，这让监狱的管教人员感到心里非常不痛快。
护士长赵毓英就说，猪吃肥了可以杀，给他们吃肥了，不枪毙了有什么用呢?然而尽管管教人员心理不爽，还是不得不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做。
可让管教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吃饱喝足，能洗热水澡，能下棋看报纸的日本人居然还敢闹事，领头的两个人，一个是伪满洲国总务厅行政长官武部六藏，这个人当年是伪满太上皇，专门负责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一举一动，溥仪的行动都要向他汇报，他也因此非常看不起中国人。另外一个是关东军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此人在关东军时期就以残忍好战出名。
他们提出了两点意见，一点是自己是战俘不是战犯，拒绝承认自己的战犯身份。
第二点是自己是被苏联和美国打败的，是苏联战俘，中国人没有资格处理他们。
这两天意见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当时的两个心理，一个是死不认错的心理，错误都是长官的，虽然自己杀人放火，但是不过是执行高层的命令，怎么会是战犯呢？那么日本的高层就会认错吗，事实上，看过东京审判的都知道，日本最顶层的那些战犯，一样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花样百出，就是死不认罪。
另外一个是极度蔑视和看不起中国人的心理，自认为是征服者，看不起被征服者。对这种公开的蔑视中国人的言论，管教人员由于上级部门指示不能打骂战俘，只能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但是完全不起作用。
下图是当年被关押在抚顺的日本战犯，说出了当时日本战犯的普遍心理。“说句实话，内心还是看不起中国，觉得日本虽然战争是输了，但并不是输给中国。”
更要命的是什么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并且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对美国人作战的消息让日本战犯们知道后，他们异常兴奋，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够打败美国。
中国和美国开战的消息，让他们感到自己有了救星，经常有几十个战犯聚集在一起，在院子里面大呼小叫要求立即释放自己，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打过来了，自己就能获救了。
当时的中国管教人员异常愤怒，这些日本人好吃好喝，住的地方有暖气，反而越来越嚣张。很多管教人员私下议论还不如找个地方把这些王八蛋全部机枪突突得了，还改造个屁。
当时给日本人做饭的大师傅，对优待日本人也很有情绪，这么好的粮食，做给鬼子吃，还不如喂猪。故意不淘米，不洗菜，给日本人送饭也是大呼小叫。
中方管教人员对日本人的敌意日益提高，根据当时战犯管理所的工作总结记录，最多时有80%的管教人员提出调职申请。
之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做起了战犯管理所中方管教人员的工作，在工作组进驻之后，还指定了专门人员对中方管教人员进行说服教育要以大局为重，下图为当时负责做中方管教人员思想工作的于瑞华。
工作组进驻以后，中方管教人员改变了对日本战犯的态度，监狱食堂还改进了饮食，考虑到日本人饮食习惯，日本战犯们惊喜的发现，饭菜里面竟然有了日本寿司。
日本战犯也渐渐发现，自己可以吃大米白饭，甚至鸡鸭鱼肉，而管教们都是吃玉米饼子，自己的监号都有暖气，工作人员住的却是四面透风的板房，部分人颇为感动。
然而仅仅是感动是不够的，中方还组织日本战犯进行学习社会主义，但是日本战犯多有抵触，这也说明，胡萝卜用到了极致，得到也只是感动，并不能得到服从和尊敬。
一件事让日本战犯的态度逐渐转变，那就是听说中国人在朝鲜战争获得了胜利，志愿军竟然战胜了美国，第39师团的难波靖直就回忆说，听说志愿军获胜以后，大家的看法就逐渐有了转变，不再埋头娱乐，开始思考为何中国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由一个东京大学毕业的战犯领头当讲师，战犯开始学习资本论。
战犯改造的转折点居然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了对美国作战的胜利，这对日本战犯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这些战犯虽然二战期间主要是中国作战，但是对美国在二战时期对日本作战展现出来的压倒性实力是非常清楚的，光是美国轰炸机火烧东京就在两个晚上导致10万日本平民死亡，更不要提两颗原子弹了。而显然中国的出色表现让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中国在朝鲜战场强硬使出的大棒，却万万没有想到大大影响了在抚顺的日本战犯的改造。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1954年开始了审判工作，日本战犯开始逐渐接受自己战犯的身份，开始交代罪行。1956年，中方开始在沈阳正式进行审判，下图为中国群众展示日本占领时期身上留下的伤疤，在法庭上面对战犯异常激动。
有28名战犯在审判过程中深感自己罪大恶极，主动向法庭提出死刑申请。中方最终选择，除了44名战犯判处18-20年有期徒刑，继续在抚顺服刑之外，其他人一律宽大处理，免于起诉，遣返回国。在遣返之前，中方还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宴。
实际上，这44名战犯也没有服刑那么久，1964年就把最后一批战犯遣返回国。每一批日本战犯走的时候，都痛哭流涕，一再道谢，感谢中国人道主义。
客观的说，对这些日本战犯的改造总体是成功的，在日本1945年被美国占领的情况下，日本国内是很难有中国声音和友好力量的，把这几百名在政界，军界都有关系的高级战犯改造后送回日本，相当于往日本国内投放了一个中国声音团体，其中很多人回国后成了铁杆亲中分子，在日本各地组织了各种中日友好团体和宣传，当然也有少数依然死硬的。
但是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过程，生动的说明了，人性就是这样，光给胡萝卜是不行的，胡萝卜只有在大棒之下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志愿军用大棒在朝鲜把美国人从鸭绿江打退到三八线，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胡萝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不浪费我们的胡萝卜，我们必须做一个手中握着大棒的人。
今天香港，台湾都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在疫情期间不仅蔡英文带头使用“武汉肺炎”这样的歧视性称呼，还煽动台湾网民攻击世卫组织和谭德赛，可见其反华和谋求独立的心态。这并不是胡萝卜给的不够的结果，今天的台独政客，其心态跟当年的日本战犯非常相似，对中国大陆不愿意服从，更不要说谈统一。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大棒将会逐一落下。
2019年7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门政府网站宣布：鉴于当前两岸关系，决定自2019年8月1日起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这是自2011年6月28日正式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个人旅游以来的首次暂停。2020年4月9日，教育部宣布暂停陆生赴台就读试点工作。
另外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将于9月12日满10年。
虽然ECFA并没有规定终止期限，但是自由贸易谈判一般有10年重新谈判的惯例。
并且ECFA第16条有规定，「任一方可以书面通知对方要求终止协议」，也存在提前终止的可能性。
按ECFA早期清单大陆对台湾出口大陆的零关税项目共539项，2018年涉及到的台湾出口金额是236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的7%，按照台湾民进党政府的说法，即使不是零关税了这236亿美元出口也不会全部清零，因此总体对出口影响在5%以内。
5%这个数字看似很小，但是台湾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经济的岛屿，2019年台湾进出口贸易金额为6148.9亿美元，而台湾2019年GDP 为18.90万亿新台币，按30.66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6164.38亿美元。也就是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差不多是100%。
我们知道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就是出口顺差的增长，我们假设台湾这236亿美元出口因此减少了50亿美元，这个算是不激进的估计吧，看下图台湾2019年的出口顺差也才435亿美元。这50亿美元顺差能够占到台湾经济总量的0.9%了。
另外还要考虑另外的影响，一个是台湾因为ECFA免税出口的200多亿美元还包括30多亿美元的农产品，低端产业一般吸纳就业较多，因此对台湾的就业会产生影响。
一个是ECFA的早期清单还让大陆对台湾开放了11项服务贸易，包括台湾的银行，电影，基金公司，证券，保险公司都有因为ECFA而获得资格在大陆开展业务，从这次疫情台湾从政府，媒体到民众普遍使用“武汉肺炎”的歧视性称呼，全球独此一家，可见其已经走上了彻底反华的道路。另外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台企更是大幅增加在台湾岛的投资，用于建设产能对美国出口，实际上是把大陆的产能迁移到台湾。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数据，2019年第四季度台湾经济增速飙升到3.38%，这个数字比之前乐观估计的3.04%还要高出，其最大原因是三驾马车中投资出现大幅增加，增长了10.72%，直接拉高了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去年第四季度正是中美贸易战激烈的时候，2019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对计划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10%，其中1800亿美元将在12月15日实施，对其余12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按原计划于9月1日开始加征10%关税（实际最后变成了15%）。后来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因此12月15日的加征关税取消，并且在1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而台湾在2019年Q4的投资大幅增加，显而易见是大量台企因为中美贸易战因素开始在台湾建设产能以对美国出口，实际上是进行产业链迁移。
中国大陆的企业也要提前做好“去台湾化”工作，不管是中美贸易战中台企从大陆往台湾迁移产能的表现，还是疫情中台湾对肺炎歧视性称呼和攻击世卫组织，网军配合美国散布中国赔偿论的表现，都不符合中国大陆利益。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台湾人对台独之路还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要改变其思想，统一的大棒以后将会逐渐上力，作为中国大陆企业开始提前准备去台湾化工作是对自身利益有利的。注意这个去台湾化不是不买台企的产品，而是减少从台湾岛的进口依赖。
产业链去台湾化，一个是提前应对对台湾越来越有力的大棒，避免在对台大棒落下的过程中自己遭受损失。一个也是应对美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台湾已经把自己绑定在了美国一边，而在美国体系下，台湾将被作为一张牌或者是武器用来攻击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是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美国可能要求台积电对华为断供，华为现在就在开始未雨绸缪，大力扶持中芯国际，并且劝说台企把产业链留在大陆。
没有大棒，台独势力是不会认识到台独是条死路的，是不会放弃台独的幻想的，他们是愿意为了实现自己的台独理想而让广大台湾百姓冒战争风险的。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看完日本战犯改造的两个记录片，我觉得日本战犯对中国人的态度，跟今天美国的精英层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很类似的，那就是蔑视和看不起，从内心就缺乏对中国的尊重，不愿意接受中国崛起，不愿意接受中国人享受和西方人同等的生活水平。
不管是贸易战，还是针对华为的围剿，其实对美国自身也有伤害，我在上一篇文章写过，以美国从2019年5月16日开始对华为的禁令，直接让美国主流的半导体公司在随后的三个季度收入出现了4%-9%的减少，像skyworks公司在第三季度的收入就下降了5000万美元。
但是他们在使用这些互相伤害的手段的时候，显得非常坚决，似乎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会输给中国，所以相应的认为用自身企业受到的伤害来换取中国在贸易战下投降，换取华为崩溃是值得的。
感觉他们并没有考虑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美国自身的企业在贸易战和华为科技战中受损的同时，却依然无法达到让中国屈服，从此停止产业升级的目的。
对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是非常类似的，对于在中国在1月底已经出现的每天新增数千确诊，武汉一度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大量病人得不到收治，全国数万医护人员奔赴武汉的情况下，美国的精英们对于疫情毫无警觉，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有种傲慢，认为自己的制度，国家能力，医疗水平，乃至于人种强壮程度都优于中国，因此这个疫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说这是“大号流感”，但是除了特朗普，美国还有大把的精英层，几十个州长，成百上千的联邦议会议员和州议员，竟然没有人能站出来推动美国快速响应和行动。我不认为美国的精英们是能力差，中国数万人确诊和数千人死亡都无法引起他们重视，这背后的思维深处没有优越感和傲慢作祟，我是不相信的。如果是反过来，这个病毒首先在美国发生，医疗体系濒临崩溃，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如临大敌的行动起来响应。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贸易战我们在反制，华为为代表的科技战我们也在反制，那么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什么时候美国的精英层才会放弃遏制中国，接受中国的崛起，不再主动挑起争端呢？
从日本战犯的思想改造来看，是需要有大棒式的标志事件，让美国的精英层感觉到痛，体会到并且承认中国的强大力量，他们才有可能罢手。美国精英们蔑视中国的思想越是顽固，那么这个大棒标志事件就需要越激烈，才有可能让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
当年日本战犯思想变化的大棒标志事件是中国在朝鲜战争取得胜利，今天我们当然不会想和美国再打热战，而是想通过和平崛起，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获胜来结束中美争端。
当然多少有点遗憾的是，中美争端什么时候结束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美国的精英层什么时候改变蔑视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承认和接受中国崛起。他们一天不能从内心改变这个思想，那么他们会持续不断的挑起和加大中美争端和冲突。
而如果美国精英层对中国的集体傲慢和优越感越是顽固，那么改变他们的态度所需要的“大棒标志事件”就越是激烈，这也是危险所在，如果美国精英层顽固到我们打赢贸易战，我们打赢围绕华为的科技战，都无法让他们改变态度，那么他们挑起更高级别的对抗也是可能的。
如果他们真的挑起了这样的对抗，我们也只有打赢这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从思想上根本转变对中国的态度，从而彻底结束中美对抗。
想到这里，突然对中央说的“底线思维”，以及我国现在军舰大规模下水和远海训练更加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