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唐1995年夏，初中毕业考试后的第二天，就从湖南永州奔赴到东莞大朗。
1995年从永州到东莞要先去衡阳坐火车，那年头火车开得慢吞吞的，需要十几个小时才到广州，而且人多车少，绿皮车厢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有人站在厕所里，有人睡在行李架上，空气里全是汗水掺合着体味，后上火车的人根本挤不上去，为了能上车，每次检完票所有人都是拎着行李狂奔，上车时火车站站台总是一片百米冲刺的脚步声、呼儿唤女声、行李掉在地上踢里哐啷声。
老唐说他现在还有这种习惯，坐高铁明明都有座位了，一检完票拔腿就跑。
他第一次到广州火车站后，找不到去东莞的大巴，身上也没什么钱，然后靠着两条腿，走了100多公里，生生走到了东莞大朗。
他姐当时在大朗工厂里打工，听到弟弟初中即将毕业，写信劝他“书读完了早点工作，好减轻家里负担”，他一收到这封信，连毕业分数都没等，直接来奔投姐姐，那时候东莞到处是治安队在街头抓外地人，但凡没有厂牌的都要被关进樟木头的拘留所，要么花三百块来赎人，要么被送去修几个月铁路再给你一张火车票遣送回家，老唐没有钱住旅馆，在外面又害怕被治安队抓走，便趁着工厂保安不注意，溜进工厂，托姐姐关系住进男工宿舍。
老唐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穷极了，从食堂里打来的饭菜，三个大男人分着吃，大朗那时候有很多香港人，喜欢吃烧鹅，但是只吃皮，不吃肉，饭店里经常剩好些鹅肉，一大盘鹅肉只要两块钱，他们嘴馋时，就凑两块钱，去买别人不要的鹅肉吃。
那年夏天，老唐进了港资南洋公司，在大朗一呆就是25年。
2020年5月初，我在澎湃新闻的视频里看到大朗失业工人的情况，里面的工人面对采访时愁容满面，说因为疫情，已经好久没工作了，现在只能买一瓶矿泉水，中午吃一个馒头，晚上吃一个馒头，在街上等活干。当时我看到视频颇震惊，毕竟大朗离自己不远，便想去现场实地调研，了解产业工人的失业率情况和生存情况。
便托人认识了老唐。
老唐这时候已经从大朗的产业工人，升级到厂长，又自己创业，成了大朗一家毛织厂的老板，他手底下去年还有80名工人，今年因为疫情，现在只剩50人。
我见到老唐时是当天中午，烈日高照，大朗工业园里有游散的摩的在街头揽客，路边尽是些毛织相关的门面，招牌字个个又生猛又粗野，各个门面间夹杂着一些装修破烂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水泥马路铺了薄薄一层灰，汽车驶过时，灰尘向两侧升起。
老唐的办公室和工厂就在这工业区路边同一栋楼里，电梯已经十分陈旧，看起来有些年月。
正式开始采访后，我开门见山先问大朗现在毛织同行因为疫情受到多大的影响，有多少产业工人失业，老唐直言说现在50%的工人被影响到了，要么失业，要么手头没什么活干，受影响的主要是外贸单，大朗现在60%的产品内销，40%的产品外销，疫情刚开始影响内销，3月份开始外国爆发疫情，又影响外销，一些工厂没有订单，只好给工人放假，他知道的万江皮具产业，现在工人都放假了。
这种情况从2月份开工一直持续到现在，大朗毛织工人们确实很困难，但老唐因为做的是内贸为主，所以还活得不错。
我提出可不可以参观老唐的工厂，他十分爽快，带我们下楼去车间转了转。
我们在工厂里转了一圈，发现大多数工人年纪都是四十岁往上，皮肤黝黑，看起来似乎读书不多，我问老唐为什么没有年轻人，老唐说这个行业工人平均在4-5千块钱一个月，工作辛苦时间又长，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没有往上爬的空间，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就是在他这上班的工人，也都是云南、贵州、广西省偏远地区的老工人，都是初中学历，一个高中毕业的都有了，现在连湖南湖北的老工人都不来他们这上班了。
我说那十年以后，这批工人都老了，干不动了，是不是这个产业就断代了，老唐愣了一下，说太久以后的事，他现在不着急。
老唐的工厂里除了工人，还有一部分工作全是机器在做，老唐说现在机器能代替工人的都已经在代替，有些缝盘的工作是无法代替的，这些都是老工人在做，就是这份工作费眼睛，现在的工人也最多只能做十年了。
老唐又说起大朗产业的变迁，最早在大朗从事毛织行业利润空间高，生意都被香港人和大朗本地人垄断，做着做着人工成本、固定成本什么的都慢慢涨上来了，本地人和香港人都嫌太辛苦挣得又少，慢慢地都不做了，香港人撤走，本地人则出租厂房过轻松日子，他们这些外省来的创业狗辛辛苦苦接过了80%的毛织生意，做第二代毛织厂老板，但是因为人工越来越高，现在毛织生意正在转向柬埔寨、越南、缅甸，那边的工人只要100多美元一个月，大朗现在要800美元左右，做低价货现在没有竞争优势，所以产业萎缩了不少，以前大朗上万人的厂才叫大厂，现在几百人的厂就可以叫大厂，大厂都去了东南亚。
我问老唐那现在毛织行业的高端产业链在谁手里？他说在意大利、法国、日本手里，这些国家东西质量好、价格高，我说中国现在人力成本太高，不可能回到二十年前的工资，现在要么就等着这个产业链随着现在这波工人变老自己消失，要么就向上游要饭吃，去抢意大利人法国人的饭碗，做出高端产品跟他们竞争。
老唐听得有点蒙，他又说太久以后的事，他现在不着急。
老唐说不知道现在年轻人都去了哪里，为什么现在毛织产业现在招不到人了？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不会再从事这样的低端产业链，反而要去抢发达国家的饭碗了，他们就在我上家调研过的公司里。
来老唐工厂前，我已经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去东莞高埗的大研机器人公司参观。
这家公司是中国产业链升级的代表之一，一共180多个员工，其中有一半是平均2万月薪的设计人员，来自全国各理工院校。
大研主要生产工业机器人，万宝至、京瓷、TDK都是他们的客户，东莞塘厦的日本电产也购买了他们几百台机器人，现在还中标了华为的项目，其机器人价格只有进品的一半，都是自主研发，小负载（20公斤以下）机器人在行业里更属于前几水平。
除了东莞，大研在株州、赣州、成都、苏州、重庆还有设计生产团队500多人。
大研研发工业机器人已经有10几年历史，因为进口太贵，国产机器人的生意一直很好，每年有15%的行业增长率，2012年左右是这个行业的黄金时期，随后进入这一行的竞争者越来越多，现在大研平均一个机器人售价5-8万元，非标机器人更贵。
我问各个企业购买机器人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销售总监说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比如现在有家河北的企业购买了8台机器人，能节省15个工人岗位，工人要发工资要交社保，还要负责食宿，可能还会发生冲突，而机器人却可以24小时干活，它们不用请假全年无休，半年多就能回本。
大研说他们从2020年开始所有机器人已经全部国产化。
“真的能够全部国产吗？”我对这个问题感到不是很放心。
“只有电机还是日本进口的，其它减速机、控制系统全部都是国产的，而且质量还不错，其实电机我们也能做，只是质量达不到日本那么好。”
我说，机器人行业这种现状应该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状态，核心领域也能做，但做得还不够好，其它所有非核心领域我们基本都吃下来了，而且是所有门类都吃下来，全世界最齐全。
疫情发生后，大研也碰到了订单锐减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大赚一笔。
因为疫情影响，国内很多工厂不敢下单，持观望状态，开年后大研也受到影响，但是2月底他们老板就买来一套2代口罩机的图纸，马上转型做口罩机。
我感到好奇：“你们明明是做机器人的，为什么可以转瞬转型做口罩机？做口罩机就这么容易？”
对方解释说：“只要做过非标自动化的公司，都能制造口罩机，这种技术对我们来说根本不难。”
当地政府也支持大研他们转型做口罩机器，从2月底开始他们拿到图纸，只用了20天时间，3月初公司就把普通口罩机和N95口罩机造了出来。
但因为这套2代的口罩机图纸有很多误差，中间在调试期间他们也花了好多精力才搞定，还导致一个客户反复退货，但好在有一批高素质的工程师在，最后还是摆平了这些做工问题。
我突然想起熊老板的遭遇，他转型做口罩时，就是吃亏在没有高端技术工人。（见《一家珠三角企业的疫情生存状况》）
到了五月，订单没有过去那么疯狂，大研一个月还能生产30台左右普通口罩机和15台左右N95口罩机，普通口罩机售价40-50万/台，N95口罩机售价90-110万/台，大研这几个月大赚一笔。
大研现在80%的产能在生产口罩，只有20%的产能还在生产桌面机器人，我去他们车间参观时，看到腾出来大片办公区域，连会议室都拆了，热火朝天在生产口罩机。
我问他们销售总监：那疫情过去了，没人买口罩机了怎么办？
他说：那更好办了，那时候全球产能恢复，我们机器人订单也会回复正常，我们大不了再回去继续做机器人。
大研战胜疫情的密诀，其实就是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和长年累积下来的工业链条，他们有自己的车床技术，能动手制造口罩机核心配件，其它汽缸、感应器、电机配件到市场上购买就能马上开工。
比起处于产业链低端，全是初中学历员工的大朗毛织业，在疫情面前表现得不堪一击，大研这样的企业能反杀疫情，大赚一笔，胜就胜在产业链的先进性，胜在拥有更优秀的工业人才。
如果说大朗毛织是低端，大研机器人是高端，那石排镇的铧光自动化就刚好处在中端位置，更能代表中国更多实业公司的痛苦转型期。
铧光自动位于石排下沙村一个偏僻的工业区，这里的道路都没有完全硬化，灰尘仆仆，漫天飞舞。
工厂一共有70多个工人，主要做喷涂类表面处理流水线，比如化妆品瓶子的喷涂加工，是流水线工业中的一个细分环节，主要服务于化妆品、酒类、五金件、摩托车配件等，SKII的化妆品流水线就是他们提供的。
公司原本在茶山镇，2018年生意突然爆发，谈了个大客户，但下单方要求验资，为了验资通过，搬到石排来，租了更大的厂房，注册资金也改成了1000万。
他们真正直接下单的外贸客户只有10-20%，但因为流水线产品的客人还是要出口，所以实际影响不小，2月12日开工以来，客户放缓了节奏，要求晚点交货，所以直到5月1号，公司才发出第一单三车货。
现在的订单排到了6月份，客人都在观望，后面暂时没有人敢下单，都在等欧美疫情结束才敢打款。
这家公司一个月的基本开支是80万，过去每年的营业额是三千万左右，2019年飙到五千万，现在受疫情影响，今年狂飙突进的趋势受到了阻力，公司一年近千万的基本开支，加上每年要投400-500万到研发系统，打造更先进的流水线，其实过得有些艰难。
这家工厂也遇到了跟大朗毛织差不多的问题，他们的工人是主要来自贵州、云南、广西的初中毕业生，但比毛织行业年轻一点，大部分以80后为主，月薪大概5000元一个月，他们现在在招设计类工程师，起先给到7千一个月，发现招不到人，现在这类年轻理工男起步要一万才会来上班。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钱做研发呢？
他们回答说，因为利润率变低了，原来这个行业有很多韩国人在做，以韩国人为主，后来利润越来越低，韩国要么将企业卖给中国人，要么直接撤资走了，现在很多做流水线的同行工厂都是有一点赚一点，感觉像是在等死，他们公司还是在为将来着想，希望这个事业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投钱到研发搞同行没有的自动化机械手流水线，要提高产品利润，走向行业高端。
我想起在大研调查时他们说机器人是为了让客户节约人力成本，便问铧光自动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他们说是的，一个机械手流水线能让13个工人减少到只需要4-5名工人，客户也因此愿意出高价购买。
大研机器人和铧光自动不约而同走了一条同样的发展路线，这说明：第一，将来自动化操作在所难免，产业工人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低，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第二，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以机器人代替大部分产业工人，那世界低端产业链“从富国向穷国流动”的趋势可能要变了，因为穷国一直是靠廉价的人力、土地成本接棒纺织业一类的低端制造，自动机械化将使穷国的优势失去好大一块。
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是1970年代产业工人退出毛织这类低端产业的时间点。
我问铧光的人在这波疫情里能不能挺过去？他们说只要等到欧美一恢复正常生活，他们马上将会接到生产订单，其实疫情只是让大家工作暂停了，还没到真的活不下去这种地步。
临走前，我告诉他们欧美应该不会停滞下去了，江苏、浙江的纺织企业和松山湖的德国汽车零配件公司，已经开始感受到了行业正在复苏。
江苏的那家纺织巨头我没有去实地采访，因为太远，我和对方高管进行了电话访谈。
这是一家拥有6000多工人的大型纺织公司，一年流水几十亿美金，疫情来临对他们也有一定影响，公司裁掉了30%的员工，但以老员工和新招员工为主，新员工赔偿了1-2个月工资，工作三十年的老员工则补偿了３年底薪。
但全公司还是有3-4千人每天在正常上班，只是产业工人每天的时间从12小时降低到了10小时，公司中层还是全勤。
这是一家受国家重点保护的企业，因此不可能有生死问题，和他们沟通时，我主要听到了几条有趣的信息。
一是面对疫情时，欧美企业对上游供应链的态度差异很大，给他们下单的C&A、KIABI说订单正常生产完，他们会在9月左右过来正常提货，不过要请我们生产完之后先将货放在仓库里等几个月，而西班牙的ZARA则直接说不可抗力，取消了所有订单，以致于江苏一家纺织公司现金流断链，上上游公司将这家企业告上了法庭。
ZARA跟国内这些企业合作时是要到他们西班牙本地的银行搞一个信用证的，每隔一段时间去结账，因为是西班牙银行的信用证，纺织企业拿ZARA一点办法也没有，算是合法耍流氓。
二是他们这家企业在给意大利和法国公司供货时，主动在3月份供给他们口罩，以保护他们的客户，但对方回邮件时称“我们没有生病，所以不戴口罩，也不需要口罩。”看得咱们中国方面一愣一愣的，但是到了4月中旬，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始主动陆陆续续找他们要口罩了，问他们原因，对方回邮件称意大利一处富人区一栋楼里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他们终于服了，开始戴口罩。
在病毒面前，意大利人居然“一栋楼死得差不多了”才接受戴口罩，可见文化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三是现在疫情影响其实已经开始没那么严重了，因为欧洲国家开始找他们进行秋冬款的打样，而且打样的数量比往年多很多。我去查了下，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确实在5月陆续放开了一些，只要普通人上街，就一定要购物，要购物，就要生产，要生产，就得向中国的企业下订单。
浙江的私人纺织外贸企业老板老张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在痛苦了三个月后，他那边也开始忙起来了，欧美客人也开始打样，预计6月中旬欧美订单会开始反弹。
“乌云正在散开。”老张在电话那头喊着说话。
映证欧美复苏的不仅是江浙纺织业，还有松山湖的德国汽车零配件公司。
该公司的一名中层接受了我两个多小时的实地采访。
这家公司有3500名员工，一年产值几十亿欧元，一年利润估计能达1.2亿欧元，专门生产汽车限速类产品，他们有两套生产系统，一套专供奔驰、捷豹、路虎，另一套专供中国本土汽车品牌，供给奔驰这一套系统很多供应链来自全球，其中连接钉来自埃及和捷克、保险丝盒来自德国、耦合来自英国，每条100人的流水线，一天能生产210根成品限速器，一条流水线一天的产值是546000元。
这名中层人员说他手下管理着180名工人，其中90后40人，70、80后140人，主要来自河南、云南、贵州、山西、陕西。这跟我采访的其它公司数据一样，工人以云南、贵州这些偏远省份为主，我以前做产业工人时，工人以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省为主，现在工人的来源地也悄悄发生了巨变。
每个工人月收入正常能在6500-7500元，公司的主管级以上月薪一般在1-1.4万，工程师一般在1.3-1.4万（税后），每个月扣460元社保，在松山湖算是一家收入很不错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2月10号复工，一直将年前的订单忙到3月第一周，因为疫情，订单下滑了60%，国内的整车厂，包括上汽、吉利、北奔都不下单了，这时候工人们每天工作时间从12小时减为8小时，有时候上三天休三天，公司每个人收入锐减，都只有去年一半的收入。
“那工人有被裁员吗？”这一般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没有，”对方肯定地说，“当地政府和我们公司有打过招呼，不要裁普通工人，要保住产业工人的就业，工人少拿一点但不会失业，为了压缩成本，公司现在主要在裁中层，我们公司275名中高层，现在裁到只剩190人了。”
除了订单减少，这家公司还碰到了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全球供应链，疫情在海外爆发后，各个国家的连接钉、耦合进不来中国，他们没有零配件库存了，3月底时，他们40%的订单都无法生产。
除了一些安全库存，汽车零配件厂和整车厂会建一个第三方库存，双方共担风险，一般是七三开，现在这个第三方库存也耗光了，有一点配件从海外进来，马上就会拿去生产。
对方说，从4月下旬开始，国内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国产品牌的订单显著上涨，奔驰这些品牌的订单暂未上涨，不过海外一解封，恢复上涨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后他说，自己渴望可以从传统汽车行业转型到新能源汽车，上次他去深圳一家建充电桩的企业参观，了解到对方2020年的业务是2019年的7倍，说明新能源汽车正在飞速发展。
“就算疫情到来，也没挡住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
除了上面这些企业，我还拜访了一些连锁酒店和环保材料公司，其实大家的问题都大同小异，只是如何裁员的细节不同，现金流状态各个相同，原本现金流艰难的，在疫情中会倒下，但他的生意也很快有人接手，而现金流健康的企业，不过是多撑几个月的艰难岁月而已。
这次疫情造成的美国和中国失业情况，跟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这次大家只是停摆，而1929年的萧条是真正意义上的崩溃，瘟疫一结束，大家会回到原来的岗位，供需两端依旧旺盛，各个工厂一开足马力，所有人还得回去老老实实工作。
疫情可能会加深欧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但并不是经济危机那种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停摆之后，世界还是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
更值得关心的，是中国各个产业链升级问题，人口素质提升问题，在新一代产业工人逐渐抛弃大朗毛织这种低端产业链，渴望拿到更高薪水和更好待遇时，大研机器人这样的企业，才是中国能在各种危机中化险为夷的保障。
而更多的中国企业，则处在铧光自动这样的局面里，正在痛苦的蜕皮成长，为中国将来成为顶级制造业强国而努力中。
在离开老唐的工厂后，同行的人问我还要不要去看一看大朗街头失业的工人们。
我说不用了。
“就算没有疫情，这个产业也会消失的，只是疫情让一些落后的产业链提前感受到了痛苦，如果产业链不进步，工人自己不进步，国家就只会原地踏地。”
我最后说：“我们还是要向前看，而不应该往后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