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老师认为，科学是一种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不能指望利润导向的企业去搞科学，去搞基本的理论研究。
而技术的重点应该由市场、企业来做，政府最多起到一个协调、动员、支持、辅助的角色，而不要越俎代庖……
翟东升：
现在我们提出来要搞新型举国体制来搞科技创新，那么如何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界定政府和市场？
如果抛开了市场，完全由政府来做，那就不是新型举国体制，而只是旧的举国体制而已。我想新型举国体制里面核心的一个命题应该是，如何放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首先在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里边，我反复强调的是：市场并非一个自立、自为、自在的之物。
它其实本身就是政府的创造物，需要政府去精心的培育，去维护，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干预，来维持一个比较有效的市场的功能。
有效的市场也离不开监管，所以一个有效的市场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
比如说英国当年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起来，离不开英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一起发动的对全球的一个长期的殖民战争，最终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种市场是靠战争来养活的。
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中国政府通过各种贸易协定，通过各种外交措施，为中国的企业打开了全球工业制成品的大门。
比如说加入WTO，比如说签订各种贸易协定，比如说维持各种贸易关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公共产品供给。
那么就是要确保要做大做深国内市场，然后尽可能确保国际市场的销售份额，这是需要中国政府去努力提供的一个基础性的公共产品。
因为只有你创新出来的产品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有足够多客户来进行分摊，那么才能够形成持续的研发投入。
政府在创新领域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应该是帮助新产业、帮助新技术、帮助新的商业模式，拓清道路。
我们知道新的产业进步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的拦路虎，这个拦路虎其实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产业、传统技术路线、传统商业模式的阻挠。
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创新往往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个新技术立起来了，旧技术它就贬值了。
原先那些相关的资本方、相关的利益方、相关的资产持有者，还有包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们就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
这些人往往是不愿意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常见的反抗有两大类：
第一类反抗是原有的技术路线的支持者，他们会掏出钱来把这个新技术买下来、买断，然后把它缢杀在襁褓之中，让市场继续用他老的技术，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原有行业的相关从业人员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压。
最典型的比如说优步Uber在美国兴起之后，美国的许多出租车司机就开始向政府施压，他们在路上拦截优步的驾驶员。
为什么是中国和美国能够拥有现在的全球排前10的互联网巨头，而欧洲日本或者其他的任何经济体基本上都没有呢？
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的政府，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新兴产业、新兴资本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那就是帮他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科学是非功利的，是好奇心驱使的。科学其实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且它是迟早会可证伪的。但是技术它是功利性的，技术一定是跟具体的用处有关系。
科学发现的是重大的原理，发现这个世界原本不为人所知的真相，而技术是基于科学发现的原理把它运用化，能够做出某种功能性的东西来。
既然科学是一种公共产品，科学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我们不能指望利润导向的企业去搞科学，去搞基本的理论研究。
当然华为公司它做得比较大了，所以它现在开始向全世界提供一部分公共产品，它在全世界资助一些科学家去搞基础的科学研究。
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由大国来做的，应该是由美国、欧洲、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主体公共部门来为全人类提供的公共产品，本来应该是这样。
技术我认为重点应该由市场来做，由企业来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最多能够起到一个协调、动员，提供支持，辅助的角色，而不要越俎代庖。
另外所有的政府还要向国民提供安全。安全在现代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又牵扯到军备竞争，军事技术研发的竞争。
所以我们看到二战之后或者在过去200年里，各种伟大的科学发明创造往往是跟军备竞赛，跟军事技术的研发紧密相关。
许多重大技术进步，它出发点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为了更有效的杀死人类。
中国之后也要搞有效的军民融合，就是把军事国防技术的研发投入，要跟民用的市场化的应用，两者要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
这样的话才能把巨额的财政投入跟市场的持续开发盈利形成一个滚动的效应，形成可持续。
这方面美国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二战之后为什么硅谷发展起来，为什么是在那个地点？
有研究这个问题的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美国的国防系统，在硅谷附近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里边投入了巨量的资金去研发军事应用技术、国防技术。
这里边的许多研究人员，他们在拿着公家的钱研究出一些东西之后，有的就离职，有的是直接兼职，把相关的技术市场化应用。
在美国的科研体制之下，所产生的知识产权里边很大一部分是归个人的，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相对比较好。
所以他们在硅谷在西海岸形成了这样一个持续的创新热点，吸引了全世界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都聚集到那个地方去，最终又反哺了联邦财政。
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些产业繁荣之后，联邦财政又获得了新的税收。所以这里边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这里边还有一个融资的问题，就是谁来为这些科技创新投资？这个资金风险谁来承担？
刚才我们讲过了，公共部门政府它应该为科学而买单，因为这个东西具有外部性，但是技术的突破，应该主要由企业来实施。
当然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战略性的投资，来鼓励相关企业进入这个市场，来帮助企业分摊相关的这样一个成本和风险。
我在美国乔治城（Georgetown）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创新的，还专门写了相关的书。
我就请教他，说什么样的融资体制是最有利于创新的？他跟我讲，这个东西取决于产业的结构。
比如说互联网领域在IT领域，那么最合适的融资结构就大概是创业板、科创板、纳斯达克这种模式。
它有大量的风险资金，在一级和一级半市场上存在大量的VC，大量的PE，他们带有很强的赌博性色彩，来堵你各种各样的技术路径。
那么他可以投10个、投100个，只要里边有少数几个成功，那么他其它的投资失败，投入的风险都完全足以覆盖了。
但是有一些巨型工程类的创新，有一些传统产业的创新，产业的不确定性相对比较小，所以这种融资由了解熟悉这个行业的特定银行家来配置资金，配置资源，其实效率是更加高的。
美国的融资体制，它们主要是靠资本市场，靠直接融资来为产业进行筹集资金。
这个过程中它客观上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希拉里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季度资本主义quarterlycapitalism，就是作为上市公司这些大企业的老总们，他总是面临季度财务报表的压力。
他们的收入都是跟股价直接相挂钩的，所以他们总是有极强的动机去拉抬短期的业绩，避免投资，避免承担风险。
就是当公共部门去为市场上的各种研发提供激励，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有一个忌讳必须要注意，那就是不能有一个单个的主体来实施。
比如说你不能由科技部一家说了算，说我支持哪条技术路线，我不支持哪条技术路线。而一定要是多主体的。这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科技创新带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当一个官僚体系来进行决策的时候，它肯定是风险回避型的，它往往是尊重权威。
但问题是所谓权威就是它已经功成名就了，它很可能代表就是传统的技术路线，代表的是老观念，那么很可能它本身就是创新的敌人。
所以纵观全球的科研体制、创新体制的运作体系，我在乔治城那位同事他忠告我说，你要记得中国将来要搞投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当年苏联那个缺陷：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到了今天，中国的财政空间是非常大的，我经常讲，只要我们不是拿钱去瞎补贴那些无意义的东西的话，拿钱去砸在创新上，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钱去养出两套、三套相互竞争性的科研创新体系。
既然科学是快乐的、非功利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适当地远离市场，专门搞纯科学研究的这些学者们，他应该就是由国家财政给钱，养一批人。
这批人要足够有钱，一定要让他衣食无忧，一定要给他分房子，而不要让他买房子。
你就是要有这个气量，养一批看起来是闲人，闲来无事整天就瞎琢磨，他没有生存的压力，没有挣钱的动力，只是完全出于好奇心去琢磨一些有趣的事情，探究这个世界的真相。
所以政府我认为应该养一批高智商的年轻人，养在哪里呢？不要养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一种房价贵的地方，养在雄安那个地方。
你不要有房地产市场，不要有生存压力，就是把他们养在那里，然后创造一个很好的科学研究的氛围，也不要有发文章的压力。
因为只有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的科学探索的精神才会得到最充分地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