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老师今天向我们推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斯蒂芬格利茨的《美国真相》。在这本书中，作者描述了政府、民众和市场之间的真实关系。
翟老师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好，并且把税率控制得越好，最后映射出来的市场就越大越繁荣。
所以我们中国当下最重要的事，不是给一些企业减税，而是要想办法促进中国年轻人消费。比如可以……给年轻人发钱？
最近我在看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关于美国真相的，一本书是John Bolton（约翰·博尔顿）写的。
他离开白宫之后跟特朗普总统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很快就写了一本揭露特朗普政府白宫真相的这么一本书，当然是它的英文版，现在暂时还没有中文版。
另外一本书是真正的美国真相，我手中这本应该是内部版，这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是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写的《美国真相》。
John Bolton那本书更多是稗官野史了，他讲的是白宫的决策过程、人事关系，而我觉得真正具有学术含量的、有思想深度的，当然是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本《美国真相》。
他这本书里的观点，我觉得尤其值得推荐的是他对于政府的作用，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包括税收等等这样一些话题的分析。
当然了，读过我的书的观众朋友可能也知道，我本人对于政府跟市场、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我自己一套的理论，我称之为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什么呢？是市场本身也是政府所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繁荣的关键在于公共部门，而不是私人部门。
那么今天我想用更加具体的模型化的关系来阐述一下政府跟市场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到现在，全球比较流行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思潮中间，他们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把政府定义为恶，而这种恶尽管必要，但是越小越好，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我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繁荣，首先不是因为企业家精神，而是因为政府能够提供有效公共产品。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是不是可以繁荣？显然不是。
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是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这样一个丛林状态，在这样一个状态中，不要说发财、繁荣了，就是想活命其实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当其中有人开始扮演政府的角色，当然政府的起源其实是暴力集团了，当其中有一家大的暴力集团能够垄断暴力的时候，那么和平和安全和社会秩序就能够出现了。
有了和平和安全秩序之后，那么经济活动就可以得以正常的开展。人们出门做买卖，人们出门做生意创造财富，这个时候就不用太担心半路上被人劫了。
但光有这点经济活动还不足以带来繁荣，要想真正有繁荣，你就要扩大交易规模，扩大生产规模，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基础设施的建设。
把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码头、水利、电力这些东西到位之后，那么每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发展经营，交易成本就会降低，交易半径和生产规模就会扩大，就有了规模效应。
如果你一个企业家你非常有企业家精神，你非常有野心，商业野心，你要把产品卖到国外去。
对不起，如果没有国际贸易条约，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东西叫做走私，你在海上是要被打击的。
你要想合法的把产品卖到国外去，你需要另外一种公共产品，那就是国际贸易条约。
英国当年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工业化，是因为他率先享有了全球商品市场的准入权。
他为自己本国的企业提供这种公共产品是怎么实现的？那就靠船坚炮利打开人家的国门。
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家们不满足于简单地做一些生产，而是要去做一些更加高科技的，更有技术含量的，更加高附加值的一些经济活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另外一些公共产品来支撑，那就是基础科研、基础教育。
有了大量的科研、教育方面的投入，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就更加快了。
当然这个过程中还要离不开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不像其他的产权，它的保护成本更加高。
那么你要想鼓励大家研发投入，政府就需要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
总之概括起来我们看到在我的模型中间，底边是公共部门，你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那么你上边私人部门所能够创造的繁荣，创造的财富就越多。
这两者之间不是一个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共生关系，是一个相互映射的关系。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的点，这个点的位置也非常重要，最好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是这个横轴越长越好。
中间这个点是什么呢？是综合税率，是真实税率，如果在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提下这个税率能够降下来一些，那就是非常棒了。
因为这样的话，映射出上边的这样一个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财富创造过程就特别巨大。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提到了一个经典的案例，那就是瑞典。
作为人类目前发展最好区域的一个样板，全球人均最高的区域不是北美，也不是中东，而是北欧。
北欧这个地区的特点是什么？人均GDP不但高，而且每百万人口中间亿万富翁的比例也很高，当然它的税率也很高。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说一个税率全球最高的区域，它居然是人均GDP最高的区域，人活得最像人样的区域，也是玩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区域。
那么为什么瑞典以及整个北欧地区如此成功，它背后就反映了公共部门跟私人部门之间其实是存在这样一个映射关系：
不是说你税收高了，你的企业家就不干活了；恰恰是你税收高了，你政府就有资源了。
有资源之后，只要你进行恰当的这样一个监管，那么政府这些收到的钱绝大部分能够转变成有效的公共产品，这样的情况之下，私人部门的繁荣程度就越厉害。
全球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税率高，发展中国家税率许多不高，关键在什么？
是它的公共部门无法为本国国民创造足够多的公共产品，所以导致私人部门无法创造出足够多的经济繁荣活动来。
所谓的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社会的集体行动能力越强大，那么社会集体行动能力它靠的什么？
靠的就是公共部门，靠的政府的组织、动员、规范、监管这样一些努力才能够实现。
那么近年来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舆论，这些舆论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比较自私的一批企业家的这样一些利益的影响。
这些声音说什么呢？说中国税收太高了，中国税收高吗？
实际上你去进行全球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政府的税率还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综合的税率大概跟美国是差不太多。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主要矛盾来讲，我是不太赞同给企业家给企业减税的。
减税降费这种命题它是典型的受到了里根政府相关理念的一种影响。
因为其实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其实是全球总需求以及本国的总需求的增速偏低，而我们的供给能力是偏强。
总体上来讲我们是供给过剩，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是把现有的供给能力进行质的升级。
原本被人卡住脖子的那些产品，高附加的产品，甚至到目前为止是全世界都还没有的产品，我们要把它们生产出来，这就是质的提升。
而量上要进行适度的收缩，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新的消费者。
目前全世界我们原本的主要客户就是比中国人更富的美日欧，但他们的10亿消费者变老了。
老了之后他们就不消费了，而且现在也变小气了，有贸易保护主义不愿意再消费我们的东西。
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需要把眼光适度的转向国内。按照中央的说法，做好内循环。那就要让中国的消费者有钱消费。
中国的年轻人现在背负的财务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他们的储蓄率非常低，他们面临买房的压力，生孩子、养孩子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个人发展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在中国所要做好的工作就不是给企业家减税，比如说我们拿出2万亿人民币给全中国的企业家们减税降费，能不能救这些企业家呢？
恐怕未必。表面上看你给他减税降费了，他好像是获得了2万亿的好处，但在我看来里边至少1万亿以上会流失掉，流失到哪去了？
因为产能是过剩的，需求是不足的，所以这种情况你给他减税降费，这个钱它也不得不向下游向它的客户，向它的消费者进行让利。
那么这个让利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最终没有拿到政府减税降费带来的这样一个好处。
中国因为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消费者是什么？是全球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输出了通缩。
换言之，现在如果我们减税降费，那么相当于增加了后代的债务；
而通过增加后代债务的方式，我们给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消费者，包括全球的消费者，输出了通货紧缩。
这反而加强了中国跟外部世界的贸易的这样一个竞争力度，使得我们外部的环境也许更加的紧张。
与其这样，不如把这2万亿主要用来刺激消费，这2万亿扎扎实实给全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鼓励年轻人生孩子。
大家想想生一个孩子，奶粉钱、尿布钱、请小时工的钱、请月嫂的钱、买玩具的钱，还包括旅游等等，家教的钱，这些钱的支出是海量的。
所以你给他发多少钱，他都能花出去，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才真正具有活力。
表面上你这个钱没给企业家，但是当你给了消费者的时候，消费者的消费会使得这个钱以利润以市场繁荣的形式转移给企业家；
而这种时候企业家们都是愿意投资的，这样的话消费也上去了，投资也上去了。
只要你的市场是繁荣的，哪怕你的税率比较高，你也不用担心这些企业家都跑掉，为什么？市场在哪里企业家就会在哪里。
在这儿我们要区分两类人：一类人叫企业家，还有一类叫商人，商人不一定是企业家。
就像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这本书里边反复强调的，经济活动有两大类，一类是真正的创造出财富来；另外一类是掠夺财富。
当我们减税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鼓励了那些掠夺财富的人，更方便、更快捷的积攒财富。
企业家需要的是法治环境，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司法和执法，而不是减税。
非常有意思的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的书里边不但批判了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是不断堕落的资本主义的模式，还表扬了咱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独立的探索，能够更好的平衡国家与市场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