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战争：霸权之柱背后的隐秘武器
作者：奥特快
支持：远川研究所国际组
除了能装90架舰载机的核动力航母和印刷成本只有5~20美分/张的绿色钞票，美国控制全球的方式还有一种：粮食。
上溯到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粮食短缺是全球普遍现象。当时法国每人每天只能领取两块面包，英国直到1949年还在实行面包、马铃薯和糖果的配给，而整个欧洲更是有数百万人饱受饥饿折磨。此时，附带政治条件的粮食援助，便成为美国的重要地缘政治手段。
在欧洲，美国把粮食以赊账的方式提供给法国和意大利，以免其倒向苏联。在南亚，巴基斯坦一遭旱灾美国立刻给予粮食援助，听起来充满人道主义的光辉，但主要目的是钳制苏联南下。而隔壁的印度就没那么幸运，因为它在当时反苏战略里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在苏联解体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一颗米都没捞着，而通过以粮食援助这种手段，美国既稳定了其在东西半球的基本盘，也收获了一批抱大腿的小弟们[1]。
当然，随着战后经济复苏，自己能吃饱饭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的粮食武器也紧贴潮流，持续迭代更新。从冷战开始至今，粮食武器一共迭代了三次。
所有武器的1.0版本，通常都是简单粗暴，粮食武器也不例外。
1973年，OPEC为了打击以色列，宣布了一系列石油禁运措施，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一年内翻了近4倍，这导致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在危机爆发后，给汽车加油都得凭票。为了避免被阿拉伯人“卡脖子”，美国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苏联。
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定量配给的加油票
当时，石油已经成为苏联撬动欧洲地缘政治的一把利器，但老大哥却有一个致命弱点：缺粮。
1972年，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50个人，但1个苏联农民只能养活7个人，排队买面包是苏联人民生活的常态。为解决粮食问题，苏联政府用核弹修过水库，也发动过群众垦荒，还尝试了给集体农庄放权，但都收效甚微。长期以来，苏联人的吃饭问题一直依赖于进口。
70年代初美苏关系缓和，两国粮食贸易重启。于是美国找到苏联：反正大家都被卡脖子，不如你低价卖我石油，我低价卖你粮食。
这笔交易看似对美苏是双赢，但其实阴了苏联一刀。当时苏联正和阿拉伯兄弟如胶似漆，突然跟美国人做生意，无异于公然跳反背叛盟友，在中东多年的经营也将功亏一篑。
但率先翻车的反而是美国人：美国的石油只能从苏联买，苏联的粮食却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由于全球谷物价格上涨，不光亚非拉兄弟“支援”苏联，连美国的铁杆盟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纷纷把粮食往苏联卖，资本主义阵营的塑料友谊瞬间坍塌。石油短缺的问题没解决，美国国内的农场主还因为出口下挫怨声载道。
骑虎难下的美国只好放弃了“粮食换石油”的思路。第一轮的交锋，美国人铩羽而归。
苏联1979年侵略阿富汗之后，全球纷纷谴责苏联，连莫斯科奥运会都被60多个国家抵制。苏联自己屋漏偏逢连夜雨，国内大旱导致粮食减产1/5。于是，苏联政府计划向美国进口2500万吨粮食应急，这让美国人喜不自胜，打算再次举起粮食大棒教训教训苏联。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吸取了失败教训，先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盟友统一了思想，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联合禁运”。结果一通操作下来，苏联接下来两年里的实际进口粮食仍然高达3120万吨，只比计划少了10%。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也直接打脸：禁运仅仅让苏联饲料供给下降2%，而对肉类消费更是几乎没有影响[3]。
背后的原因在于，所谓联合禁运，本质上面临一种囚徒困境：粮食市场长期供大于求，为了市占率，出口国间存在激烈竞争。只要有任何一方打破协议偷偷卖粮，不仅可以卖个高价钱，还能增加市占率，所以参加联合禁运的国家，都有打破协议的动机。
事实也的确如此，真正落实禁运的只有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嘴上答应，实际上运往苏联的粮食从来没断过，而农业大国阿根廷干脆压根不理会美国的呼吁，在禁运中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更加过分的是，作为长期小麦净进口国的西班牙，为了薅一把社会主义的羊毛，硬是勒紧裤腰带憋出了80万吨粮食卖给苏联，让苏联老大哥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充分感受到了国际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一番联合禁运搞下来，先崩盘的反而是美国国内：由于预期到大旱可能导致苏联粮食需求飙升，美国农民人人都想趁机薅一把羊毛，早就开始贷款种地，逆势增产。但这部分需求因禁运骤减，使美国谷物一下生产过剩，价格大跌。贷款压力让许多农民濒临破产，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政府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卡特总统黯然下台。
1981年，里根接过白宫的位置，成为新任总统。作为一名反共急先锋，里根在演员生涯时期就曾监视好莱坞里的“破坏分子”，还和老婆一起组织过针对共产主义的反渗透。结果里根上台后没多久，就因为想争取农业州的选票，马上废除了对苏联的粮食禁运。
美国对苏粮食禁运的两次失败，预示着第一代粮食武器日渐式微。这一代粮食武器有两大特点，第一是“不听话就没饭吃”，第二是“国对国”。伴随70-80年代跨国供应链兴起，农产品的生产、运输、仓储与分销开始从同一国分散到若干国家，粮食战争的攻守双方也从国对国扩展到企业对国家。
1996年，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阿根廷想到一个还债的新点子：卖大豆，转基因的那种。
当时，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大豆需求的激增，大豆产业“种到就是赚到”。为了增产，阿根廷开始求助于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后者的拳头产品就是越战期间臭名昭著的“落叶剂”——一种通过让树叶凋零来使游击队无处遁形的剧毒化学物质。
在越南喷洒“落叶剂”的美军飞机，1973年
越战结束后，孟山都先是靠“农达”除草剂（草甘膦Glyphosate）大赚一笔，随后又研究起了生物科技，尤其是转基因技术。他们开发出的转基因作物不受自己研发的“农达”除草剂影响，“农达”除草剂与“抗农达”转基因作物配合，可以大幅提高农产品产量。
1996年，得到阿根廷政府授权后，孟山都通过阿根廷本土种子企业Nidera作为带路党进入阿根廷，它并不直接卖种子给农民，而是通过这些本土代理商间接卖给农民，自己从中赚取特许费。孟山都本来还打算再收一笔专利费，但因为阿根廷法律限制，迟迟没能成功。
由于不需要缴纳专利费，阿根廷大豆的生产成本几乎是美国同行的1/3，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阿根廷农民纷纷改种转基因大豆，并偷偷在黑市出售转基因种子。
对于阿根廷农民的违法行为，孟山都看在眼里但没放在心上，甚至有意放任黑市买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因大豆很快就占了阿根廷所种大豆总量的75%，阿根廷自己也迅速跻身全球三大大豆种植国之一[2]。农场主赚到了钱，政府有了外汇还债，孟山都扩展了市场份额，消费者吃到了廉价农产品，一桌麻将四个人全赢了。
三年后，眼看韭菜长得差不多高了，孟山都掏出了镰刀。
1999年，孟山都再次提出向农户收取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费，再次被阿根廷政府拒绝。不过这次跟孟山都一起来的还有平克顿（Pinkerton）侦探公司，后者曾因为阻止过一次对林肯总统的刺杀而声名大噪，他们如今的目标是，收集阿根廷农民侵害孟山都知识产权的证据。
平克顿侦探公司海报
公司slogan为“We Never Sleep（我们从不睡觉）”
平克顿公司的“基因侦探”们经过一番乔装打桩，或混入田间地头，或打入群众内部，或在小镇安插眼线收集农民的活动信息，或装作统计人员堂而皇之敲开农户的家门收集资料，或混进种子销售公司和生产合作社，但凡发现农民使用了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立刻偷偷拍照或录像取证[6]。
证据收集到位后，孟山都这次没有起诉阿根廷农民，反而对身在英国、丹麦、荷兰等阿根廷大豆的欧洲买家提出诉讼，要求它们替阿根廷缴纳专利费。紧接着，欧洲买家对阿根廷大豆的需求大幅减少，大量阿根廷豆农损失惨重。
虽然阿根廷政府十分愤怒，但在过去几年孟山都的冲击下，阿根廷的本土种子与化肥企业早已批量倒闭，全国90%的大豆田用的都是孟山都的种子，如果不想赔钱，就只能全刨了重新种。最终，阿根廷政府被迫屈服，不仅向孟山都支付了“技术补偿基金“，还允许它在阿根廷申请专利。
不到十年时间，孟山都就凭借转基因技术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有意思的是，虽然孟山都表面上是家民营企业，但它和美国政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来源：潘玢渠[6]，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二代粮食武器是一套组合拳，除了对外的知识产权大棒，还有对内的大规模产业补贴：1985年，美国颁布《农业法案》，对农业的巨额补贴由此拉开帷幕，同一年曾把稻米价格直接从每公斤16美分被砸到了8美分。泰国农民每种一吨粮食要倒贴80美元，美国农民则要倒贴140美元[11]。
只不过，美国农民有补贴兜底，泰国农民却只能停产卖地。2005年，愤怒的泰国稻农包围了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抗议美国对泰国稻米市场的倾销。但这种抗议不过以卵击石，因为全球贸易规则本身就是美国制定的。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IMF一手四处安利“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粮食安全”，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援助和补贴，改成只有对方开放市场才能得到贷款援助。这两手操作让各国被迫打开农业市场，廉价的美国农产品得以像潮水般涌入他国国内，迅速将本国农业逼入绝境。
虽然美国常抨击他国产业补贴扭曲市场，但补贴起自家农业只能说丧心病狂，除了玉米、水稻、小麦这些基本作物，高粱、花生、棉花也在补贴之列，甚至种向日葵也能拿补贴。
2004年，因担心美国对泰国的农产品倾销，泰国民间爆发反对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抗议活动，海报里右为小布什，左为当时的泰国总理他信。
如果说第一代粮食武器是“不听话就不给饭吃”，那么第二代粮食武器则让美国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手里。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中，拦在美国人面前的，似乎只剩下老天爷了。
那年年底，在美国棉纺织利益集团压力下，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中国挥舞起了关税与配额的大棒。为了缓和局面，时任总理温家宝出访美国，表示将派出代表团去美国买大豆，总量达150万吨。
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预计，由于天气原因，未来一年美国大豆可能歉收。需求大涨时供给却下跌，导致美国大豆的价格从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翻了一番，国内大豆价格也相应从每吨2300元涨到4400元。眼见大豆价格越来越高，国内的大豆压榨企业都坐不住了，于是在大豆市场上演了经典的追涨杀跌戏码。
当时，国内的大豆加工是当之无愧的暴利产业，油脂加工企业多达1000多家，主要原料都是国产大豆，每吨可以有4000-5000元利润，同期上海房价均价只有3000元/平[10]。
没想到，缺乏经验的中国代表团和国内大豆企业不但在4300元/吨的高位签下大豆订单，而且未作任何套期保值处理。结果不到1个月，国际大豆价格就跌回3100元人民币/吨，最高时甚至跌了一半。
2004年大豆危机期间暴涨暴跌的大豆价格。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由于此次采购规模巨大，将近70%高位接盘的企业都因为无力消化采购成本或无力还贷而破产出局，有的企业订购的大豆还没运进港口，自己都快破产了。
中国大豆产业哀鸿遍野时，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趁虚而入，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9]。
到2006年，在中国排名靠前的大豆企业中几乎都有外资背景。中国大豆产业自此逐渐失去自主权，对美国大豆依存度也随着时间推移与日剧增。
来源：查霆等，我国大豆产业发展现状及振兴策略，大豆科学，2018.
除了国内企业缺乏国际贸易的经验和对金融系统的了解，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中国没有掌握国际粮价的定价权。而这也恰恰是美国的第三代粮食武器，也是它的终极武器。
大宗商品交易一般都采用期货交易模式，其定价也以期货价格为基准。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便是中行原油宝翻车惨案的案发现场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它提供了世界上种类最多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也为美国与全球农产品提供了价格基准。
影响芝商所期货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美国农业部的各种报告和发言，因此，无论有意无意，美国农业部只要动动嘴皮就可以影响芝商所期货价，继而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美国也由此牢牢掌控者全球农产品定价权。
依托强大的金融实力，美国不仅可以让全球农产品价格随之起舞，甚至还能通过发达的金融期货实现“人定胜天”。
2012年，美国遭遇大旱，88%的玉米地歉收。但诡异的是，美国农民的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提高，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种“农业遭灾而农民增收”的现象背后，就是农业保险与农产品期货在发挥作用。
美国的农业保险覆盖面非常广，以2012年为例，73%的玉米地都有专门的作物收益保险，在这种保险下，就算当年因天灾导致颗粒无收，美国农民平均仍然可以获得80%的预期收入。此外，美国超过80%的农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在用农业期货做套期保值，在保险与期货加持下，2012年农民玉米实际收入竟然比预期还增加了30%：
来源：董婉璐等，美国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对农民收入的保障作用——以2012年美国玉米遭受旱灾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09.
因此一旦遇到天灾，由于有保险兜底，美国农场主们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救灾，而是掏出自己的保险单。金融工具的投机性，则使得全球粮食价格时常在短期内剧烈波动。所以无论是飓风还是海啸，美国农民和金融机构基本都能处变不惊——那么买单的是谁呢？反正不是老天爷。
知识产权、产业补贴加上强大的金融体系，造就了美国在全球粮食贸易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不过，在这套体系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美国农业本身的发达——2018年，300万美国农民出产的粮食够养活全球20亿人，平均1个美国农民能养活700人。
那么， 为什么美国农业如此发达？它的农业发展模式可以复制吗？
在东亚，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在美国，农业却更像是资本密集型，甚至能源密集型产业。
由于地广人稀，美国农业从20世纪初就致力于用机械化替代人力，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普及拖拉机耕地，到1959年，小麦、玉米等作物的耕、播、收割、脱粒、清洗已达100％的机械化。
战后，为提高农业产出，化工、转基因工程、卫星遥感与计算机技术纷纷用于农业生产。2017年，美国每个农场的平均面积为178.5公顷，比两个故宫还大，但这么大块地只要1.4人进行生产、管理和经营，效率之高冠绝全球[6]。
美国的智能收割机可以根据天气和土壤状况对拍到的一颗麦粒作出分析，之后自动选择最合适的档位脱粒
巨大的农业生产力完全是靠钱砸出来的，在美国，农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还多。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需8美元投资，而钢铁工业只需0.5美元。上世纪90年代，农业投资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一度仅次于国防开支，居第二位。
与如此高的资本投入相伴的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印尼、缅甸等主要采用人力生产的国家，0.05-0.1卡的热量可以生产1卡热量的食物，而美国则需0.2～0.5卡。美国每人一年中消费的食物，背后都是1吨石油的代价。如果全世界都这样搞农业生产，那么目前全球50%的石油都要用来生产食物，石油储备将在15年内告罄。
高资本投入与高能源消耗，撑起了美国作为农业超级强国的地位。但这两者的存在都有一个大前提：高度集中的大农场生产模式。简单来说，同样10万元补贴，如果只有10个人分，每个人可以分到1万块，用这钱多少可以改进些农业技术；但如果有1万个人，每个人只能分到10元，糊口都困难，更不谈改进技术。
东亚人多地少、小农遍地的土地市场中，即使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但由于市场参与者过多，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复杂性要远远大于北美。更重要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但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印第安人，都被杀光了。
西进运动中，美国一路杀人一路占地，以至于原住民人口如今占总人口不到2%，但美国国土面积仅1853年就比1776年独立时增加8倍。1862年，国会颁布“宅地法”后西部移民只要交10美元手续费，就可占用最多64公顷的荒地，且耕作5年后即成为自己的财产，美国农地规模迅速扩张。
殖民化碾碎了原住民的生命权与财产权，用最野蛮暴力的方式扫除了土地集中与规模化经营的障碍，从而为绵延至今的美国农业大农场生产模式奠定了基础。这种特殊的历史轨迹使美国农业模式不仅在中国无法复制，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无法复制。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全球农业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这种模式虽然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化而效率最高，但建立它的基础，则是殖民时代原住民的鲜血与生命。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欧洲通过殖民扩张大量输出人口，使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了中小农场，但同样没有跟前殖民地大陆的大农场竞争的条件。因此欧洲对农业保护的要求也非常强烈，设置了很多非贸易壁垒，比如环保要求。
第三类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该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第二国土上都是原住民，不可能像殖民地新大陆那样把原住民赶到保留地再推行大农场模式。即便日本、韩国如今已高度现代化，但在农业生产上仍然是小农模式，日本农民人均持地2公顷，不及美国1/90。
小农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不可能效法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而且，小农模式在效率上的劣势使其必然无法与前殖民地世界的大农场农业相比，当年日本与美国进行TPP谈判时之所以陷入僵局，正是因为国内农业协会出于“团灭”的恐惧而强烈反对。
如果说大国博弈是打游戏，那么工业制造业就是装备，金融服务业像是提升装备属性的buff，农业则是墙角那根不起眼的网线——如果连网都连不上，你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华北、黄淮等小麦主产区遭遇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旱情一直持续到第二年3月初。同年，俄罗斯南部也发生旱情，甚至引发了森林大火，小麦产量大受影响，俄罗斯甚至宣布暂停粮食出口。于是，全球小麦价格从2010年6月到2011年2月翻了一倍，这对靠进口小麦为生的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之一，每年进口小麦1000万吨。由于40%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4人民币，埃及政府规定每人每天可凭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3张政府补贴的大饼，每张约人民币5-6分钱[11]。这种近乎白送的大饼让最底层的人也能填饱肚子，虽然每年单是大饼补贴就要花30亿美元的外储，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然而，2011年全球小麦价格的翻番，大饼价格也跟着上涨，甚至一些本来不领补贴大饼的人也去领补贴大饼，使得补贴大饼很快供不应求。民众在指定店铺外排着长队，有时要排一晚上才能买到。当民众连肚子都填不饱时，积累多年的怨气随即被点燃，阿拉伯之春的火种烧到了埃及。
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时代，制造业往往被视为决定成败的“大国重器”，但埃及的教训显然告诉我们，在任何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是最基础、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中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建国初期，农业税一度占中国政府收入的40%。
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用廉价农产品保证城市物价稳定并有充足供应；还是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用“剪刀差”输血制造业的崛起；抑或是城镇化进行中，不仅贡献了土地，还输送了千千万万的工人群体。中国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离开农民的贡献与牺牲。
中国还有近7亿的农民，无论如何，都应该让他们过的好一点好一点再好一点，因为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基本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