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集中频繁发生，部分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全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109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33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长江、黄河上游、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太湖先后发生1号洪水。目前，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水位仍处于超警状态。
毫无疑问，长江流域正面临着巨大的防汛压力。国家减灾委员会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郑国光在发布会上说：今年我国降雨总量大，局部强度大。6月以来，长江流域平均降雨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2多（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现已上升为最多）；洪涝受灾省份多，全国有27省（区、市）3789万人次受灾，141人死亡失踪，倒塌房屋2.8万间。
与“98抗洪”相比，此次洪灾我们不仅动用了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更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凸显了科学精神和科普意识，这是本次救灾的一大亮点。国家减灾委员会、水利部、气象台积极汇总气象水文信息并及时发布预报，为救灾工作提供坚实的决策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等专业机构以事实为群众宽心，告诉我们疫情洪灾双重夹击之下，中国粮食安全依然有保障。很多科学工作者积极科普及时澄清谣言，并用简单生动的语言回答了《为什么我们能碰上这么多“百年一遇”的洪水？》。
科学走上救灾舞台的中心，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抗击洪灾不仅仅考验执政为民的态度，也不仅仅需要调配人力物力，更是一件值得科学研究和决策的大事。
下图中中部的黑线表示的是美国某条河流洪水峰值10年一遇的标准。虽然超过该线的洪水平均间隔10年才会来一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9次发生洪水的间隔中只有3次超过了10年，相反有六次洪水之间的平均间隔仅为6年。也就是说，发生大洪水的年份在时间上相当集中。
水文学告诉我们很多河流都存在这样的现象，长江很可能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从观测数据来看，这种猜测未必不合理。6月1日以来，南方出现6次强降雨过程，截至7月12日，长江流域平均降雨量达40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9%，超过2016年（395毫米）和1998年（358毫米），成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但与2016年非常接近，说明降水偏多可能在年份上确实存在集聚效应。
因此从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的角度出发，抗灾必须治水，治水又先于抗灾。如何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带入到长江治理事业中去，下面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7月12日23时洪峰过境武汉，《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制作了一组抗洪的对比照，旨在讴歌武汉市民，礼赞新时代。配图的文案不无煽情的写到：“心安的背后，是全城防汛一盘棋的科学调度，是防汛人员不舍昼夜筑起的‘放心之堤’，是发展带来的从容与自信”。
作为广义的工业党，笔者愿意更详细的勾勒出此处“发展”的具体细节，水利枢纽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长江的水利枢纽中，最有话题性的是三峡，谣言中伤最多的也是三峡。
三峡水库今年已经多次发挥调蓄作用了，7月11日三峡将日均出库流量从25000立方米每秒减少至22000立方米每秒，减轻了中下游防洪压力。2012年7月，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三峡水库出现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峰71200立方米/秒，最大削峰量达到28200立方米/秒，削减洪峰近40%，大大减轻了长江中下游河段的防洪压力。尽管三峡有效的对洪峰的进行着调蓄，但是依然不能粉粹谣言的传播，部分谣言甚至已经季节化、长期化。
例如去年境外有反华分子根据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谷歌卫星图像，试图得出三峡已经变形的结论。事实证明这只是卫星成像误差造成的图像扭曲，三峡工程本身还处于非常安全的弹性变形阶段。
今年台湾无良媒体将这个既旧又假的事件拿出来添油加醋，炮制了一波“三峡溃堤”的讨论。甚至有台湾媒体的“嘉宾”称三峡大坝“整个水泥土的厚度只有16.5公分”。
这种荒谬的声音，主要是因为他们站错了立场。但形成这么大声音，说明少数操盘手下面还有一个庞大的基本盘。爱国的人们也可能相信“为了发电，三峡雨季要泄洪，加重了下游灾情，而夏季又让下游没水用”、“青岛是因为德国修的‘良心’下水道，赣州是因为宋朝的福寿沟，所以在大降雨中才免于淹水的”。甚至还有人相信汶川地震和三峡兴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形成这种认知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全世界来看，精神需要对物质世界的反作用是最共性的原因。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固然带来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但也剥夺了现代人亲近自然过慢生活的权利，这也是“李子柒现象”出现的社会心理。这位姑娘的视频从旨趣上贴近封建士大夫阶级的闺阁妇女，行为主题却模仿热爱
李子柒之所以红遍全网，甚至传播到国外，恰恰是因为这种形象超脱了现在主流城市居民的局限，是他们渴望富足、自由、自然和过创造性生活的一个投射。人们有多支持这样一种都市想象，从本能出发就有多反对兴建水利枢纽。
《纽约时报》4月发文抹黑称湄公河下游多国的干旱是因为中国造成的，他们称中国在境内和老挝修建了很多水电站，限制湄公河上游流量。笔者在文章中进行了反驳：“自然界正常的河流必然是雨季河面剧烈上涨旱季下降，而且会发生周期性的剧烈活动，至少河流周边不可能既非常适合灌溉和农业，又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在古代，往往大一点的河流都有龙王庙或者河神庙，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神的力量不如说是水的无常”。笔者尤其反对把遏制洪旱灾害最有力的水利工程，反而说成是造成旱灾和洪灾的原因。
《纽约时报》及不少美国群众不反对近在咫尺的美国修建水电站，反而对湄公河上修建水电站指指点点，表现出一种过分的热心来，这正说明他们的反对更多地是从情感需要出发。国内外对修建大坝最热心的往往是修建大坝潜在的最大受害者（当然也是最大收益者），这多少算是一种错位。以此次汛情为例，在各大网络社区大声疾呼尽快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几乎都是江西九江的市民。
从长期来看，这种心态并不会影响一个国家水利事业的发展。因为兴办水利事业的领导者也善于利用公众心理，往往是大灾之后抓紧上马一批水利项目。根据防汛抗旱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透露，国务院会议研究部署了2020-2022年重点推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以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主要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灌溉节水和供水、水生态保护修复、智慧水利等5大类，总投资1.29万亿元。
但从尽可能减少损失出发，这种做法还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如何让公众正确地看待水利工程的意义依然具有很强的科普价值。尤其是对一些中小水利工程而言，立项者、审批者、兴建者、运营者可能大部分都不是专业人士，他们对水利工程的态度是否科学，可能直接决定了这些工程的效益甚至是命运。
和对兴建水利工程的严苛态度相反，很多人对于偷捕、电鱼、非法捕捉野生动物、盗采河砂、占用湿地等破环长江水资源的行为相对宽容。7月15日，中国气象台的专家辟谣了今年南方洪涝系太阳活动引起的传言。某些人宁可相信太阳造成了大洪水，也不肯正视某些违法活动对长江水资源造成的破坏。
偷捕和电鱼是整个长江流域都时有发生的违法行为，而且对长江流域的生态健康威胁巨大。由于多年来的无序捕捞以及毒、电、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目前长江干流的捕捞产量已不足10万吨，相对于全国6900多万吨的渔业产量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人认为偷捕与电鱼只是“小打小闹”，产生不了这么大的影响，甚至觉得违法者值得同情。但是偷捕是需要成本的，每天风吹日晒劳动强度并不低，还面临着刑事犯罪的风险。考虑到体力劳动的报酬不断上涨，偷捕绝不是生活所迫，而是要追求超额回报。
由于长江的渔业资源出现了趋于衰竭的现象，所以偷捕也必须要扩大规模和升级工具，这就给长江渔业资源带来更加毁灭性的打击。偷捕和电鱼固然有人采用木盆和电瓶这样简陋的工具，但更多的案例中犯罪分子使用的工具相当“有效率”，危害性也很大。
《上海法治报》5月披露了一个案例，在明知电拖网是禁用工具，韩某甲（化名）、韩某乙（化名）2019年9月仍多次在长江上海段水域内采用220伏高压电网由渔船拖曳在水中进行扫荡式捕捞。在十余次违法捕捞活动中累计捕获花鲢3773斤、鲈鱼1070斤、白鲢142斤。
犯罪分子指认电拖网捕鱼，图片来自于楚天都市报早年报道的类似事件
使用电拖网的方式捕鱼不仅把经过的鱼苗一网打进，还会使周围鱼类丧失繁殖功能，直接影响鱼类种群繁衍。对水体中浮游生物、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等也会造成致命伤害。
从2020年1月1日0时起，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开始了，在此之前的多数非法捕捞活动是半公开地进行。根据江湖眼这个举报违法捕捞APP的统计数据，截止2019年初，尽管有相当的举报类型是针对便携式电鱼等流动性更强的工具，还是有55%以上举报的捕捞类型是绝户网、改装船等不便隐藏的工具。
明白了违法捕捞的真实危害和存在形态，也就不难想象盗采河砂和占用湿地等方式对长江水资源的破坏。与违法捕捞不同，普通老百姓判断是否是盗采和违法占用湿地的难度更大。因此这些行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没有权威机构的监管更容易公开进行。
另一方面，这些行为直接影响长江领域抵御洪灾的能力，其破坏性也更大。以鄱阳湖为例，“百舸争流”的无序采砂以及对湿地的围垦甚至一度造成鄱阳湖湖面面积缩小以及调蓄洪水的能力下降。而2012年湖北省第二次湿地调查与2000年第一次调查相比，同口径自然湿地总面积减少了10.26万公顷。这种现象广泛的存在于长江流域，湿地的减少必然导致调蓄洪水的能力下降。
这些行为对长江水资源的破坏可能不是立杆见影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危害性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我们固然要重视抢险救灾工作，但也不能等到灾害来临时才想到治水问题，这种标准不属于璀璨的新时代。同时，科学治水一方面要重视影响长江生态环境的“小”问题，做到防微杜渐，另一方面也要坚持算长远的经济账，避开保护就是维持现状的思维误区，合理审慎的利用水利工程增加沿江人民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