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世界的主要强国，可以说跟中国抗战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各大强国与抗战、与当时中国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库叔此前注意到，的确是有人关注到这个问题，还发文专论，认为“美国是唯一帮助了中国抗战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国家”。
（图为相关文章摘录）
此外，文章对于英、法、德、意等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都以一句定性一笔带过。
库叔对这个问题倒是很感兴趣，因为抗战这面“镜子”，把当时欧美列强“众生相”揭示得淋漓尽致。
文 | 殷杰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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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把道理说得赤裸裸的流行甚广的名言，最初究竟是出自19世纪英国政治家兼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之口，还是曾参与两次对华鸦片战争决定的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演讲时脱口而出的“真情告白”，史学界尚有争议。但这句话经过“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重新诠释后变得家喻户晓，是不争的事实。
（图为1944年的美国援华军官陈纳德与魏德迈）
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其动机是什么，只要它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中国抗战，那么都应牢记；同理，只要它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同样不能选择性遗忘。
国际政治是复杂的，绝非“非黑即白”这么简单。哪怕是同一个国度，在长达14年的中国抗战时期所扮演的角色，都有可能在“天使”与“魔鬼”间来回转换。如此“国格分裂”一般的巨大反差，恰恰真实反映了国际政治中本国利益至上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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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日本结盟前是国民政府最好伙伴
部分舆论对一些强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急于定性、一笔带过，最大的问题无疑在于缺乏“十四年抗战”意识。
比如说起德国、意大利，就一句“抗战时是日本盟友”，殊不知德意日三国开始结盟时，全面抗战已开打数月；而三国轴心正式达成时，二战都已经打了一年。且不论结盟后纳粹德国也有约翰·拉贝这样的人物，与日本结盟前的德、意与正在进行抗战的中国关系如何呢？
答案是：好！而且是超过多数人想象的好。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和国民政府关系最亲密的并非美、英，而是德、意，尤以德国为甚。
纳粹德国与国民政府打得火热，说穿了，就是资源贫乏的德国想从“一战”失败的泥沼中爬出来，需要海外市场和资源支撑。尤其是1932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公开重整军备，对钨、锑、锡等战略资源的需求量剧增。其中钨又是制造枪炮不可或缺的原料。而上世纪30年代，世界已探明钨储量的三分之二在中国，中国钨储量的三分之二在赣南，赣南钨砂产量几近全球产量的一半。
当时同样急欲重整军备的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拍即合，双方达成了中国以钨砂为首的战略矿产换取德国军事技术援助的合作协议。
德国顾问团制订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为国民政府采纳。截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在德国顾问团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24个整理师的整编工作，另调整东北军10个师、广东军10个师、川康军26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
（图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德国为中国训练装备的部队）
非但如此，大批德制军火也借中德军事合作涌入中国。
1934年，仅1笔价值1500万银元的中德军火交易中，就包含24门德制FH-18型15厘米野战重炮、20门德制Pak35/36型37毫米战防炮、数千支毛瑟24型步枪、数千挺捷克造ZB-26型轻机枪与瑞士奥利根公司生产的20毫米防空机关炮，此外还有大量西门子公司的通讯器材、蔡司公司的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价值2300万马克的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8200万马克军火，其中包括150毫米要塞炮、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大批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艘，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
全面抗战初期，这些经过德国方面训练的中国部队及大量德制军火，成为了中坚力量。虽说那些由德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德盔师”，实际战场表现并不十分尽如人意，但若没有这些部队及德制军火，抗战初期中国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图为德国顾问团中和蒋介石关系最好的一位——汉斯·冯·塞克特将军）
1938年初，国民政府为补充“淞沪会战”的损耗，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步枪30万支（每支配弹1000发）、手枪3万支（每支配弹1000发）、机枪2万挺（每挺配弹1万发）、37毫米战防炮500门（每门配弹1000发）、迫击炮500门（每门配弹2000发）。
1938年3月，蒋介石再次电令驻德专员采购武器一批，包括：迫击炮300门（每门配弹3000发）、 驳壳枪2万支（每支配弹2000发）、高射机关炮300门（每门配弹5000发）、150毫米炮弹6000发、杂式炮弹18000发、步机枪弹3700万发以及一批水雷。
有统计资料表明，自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一年时间里，国民政府实际从德国获得了12架飞机、36门105毫米榴弹炮、800门迫击炮、500门37毫米战防炮、300挺13.2毫米高射机枪、1万挺机枪、5万支步枪、2万支驳壳枪、4400支手枪、150毫米炮弹6000发、105毫米炮弹3.6万发、迫击炮弹190万发、37毫米战防炮弹50万发、子弹1.6亿发。
【注：全面抗战第一年，中国实际从德国获得的军火数量，不同出处的资料略有差异。但这些军火由德属货船陆续运到香港，再转运内地，在全面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毫无争议。】
不过，德国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到此即止。
随着德意日三国于1937年11月签立反共协议，加之西班牙钨矿产量随着内战结束而大增，中国钨砂的价值已经越来越逊色于德日之间更为广泛的利益，德国从1938年5月开始断绝了对华武器供应，并召回了顾问团。
1941年7月1日，随着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国民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国民政府对德“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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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中国空军“导师”
在许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意大利就是“废柴”和“猪队友”的代名词。但蒋介石却对意大利首创的法西斯制度十分推崇。早在1935年，他派孔祥熙访意，与墨索里尼政府搭上了关系。此后，意大利军事顾问团和意大利军火商开始涌入中国。
意大利对中国军事方面的帮助主要是在空军建设上。意大利通过与中方合建南昌飞机制造厂和洛阳航空学校，在华组装布瑞达25式教练机、萨伏亚S-81式双发轰炸机，从而在中国空军的“四年建设计划”（1933-1937）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缔造“飞虎队”的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到达中国的时候（1937年），意大利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空军，而且垄断了中国的航空市场……中国向意大利订购军用飞机的款额已经飞快地上升到不知几百万美元了……（但）意大利人当时在中国搞的是阴谋破坏……真正能够壮大空军力量的实事一件也没有发生……意大利的训练方式……断送了中国空军的前程……意大利在南昌的飞机组装厂也是个大骗局……当战争打响时，航空委员会拥有在册飞机500架，而真正能够参战的只有91架。
当时美国和意大利在争夺中国军备市场中是“死对头”，因此陈纳德这番吐槽不能简单听信。
相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空军装备体系，意大利的装备训练体系可能的确有所不及。但中国空军建设相关决策最终由国民政府高层拍板，国民政府中央系空军在建设和训练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把买战机的钱存在银行吃利息，指望战争来临时再行外购的策略，也不是意大利军事顾问团所能左右的。
而纵观意大利空军自己在“二战”时期的表现，他们在援华时还真不是藏着掖着或者故意捣蛋搞破坏。而更重要的是，对于白手起家的国民政府中央系空军来说，意大利装备和顾问客观上的确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图为全面抗战前中国军队装备不少的意大利CV33超轻型坦克）
在陆军装备方面，意大利的CV33∕35超轻型坦克，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进口数量最多的坦克。中国还从意大利订购了百禄34型47毫米平射炮、布雷达35型20毫米高射炮、CR32战斗机、水雷等各种武器。同时，意大利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中国也派遣了不少军事人员赴意大利进行学习。两国在经济、贸易、政治等领域也进行了积极的合作。短短几年间，两国贸易额直线上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向意大利订购了101辆装甲车。不过，与德国情况类似，随着与日本结盟，意大利不仅中断了中意军事合作，而且暗中为日本提供中国军队各方面情报，在背后狠狠捅了中国一刀。从此，中意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并于“珍珠港事件”后正式成为敌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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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英、法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只以一个“自顾不暇”草草带过，未免太过简单。
先说英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乞求国联主持“公道”。主要由英国把持的国联，象征性地派出李顿调查团，走马观花般到中国东北转了一圈，出了一份不痛不痒的报告书，便再无下文。这种貌似中立公允，实际偏袒日本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抗战事业的伤害。国联对“九一八”的态度，几乎代表了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国策，是绥靖政策，无论哪个党派上台，不管谁当首相，皆是如此。
随着逐渐发现日本的侵华战争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出于维护自己在华利益的考虑，1933年3月3日，英国内阁制定了对华提供500万英镑平准基金的计划，帮助中国稳定币值。
这笔款项虽与国民政府的期望值相差很大，但客观上仍是对中国有利的。
（图为英国前首相张伯伦，他在全面抗战初期没少做损害中国利益和抗战大业的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火延烧到长江三角洲这个英国在华利益的核心区域，英国政府为保证自己的利益，售卖了36架飞机、1667万发子弹给国民政府，算是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不过，实际把持中国海关，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同样出于维护自己在远东利益的考虑，玩起了平衡，反手于1938年5月与日本签订海关协定，将中国当时和未来的关税以及一大笔庚款都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将上海海关交给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不过，英国无止境的绥靖政策并未喂饱日本这头饿狼。1938年11月底，日本御前会议做出了限制欧美国家在华利益的决定；12月，日本不顾英国阻止，强占广州海关，并在烟台、青岛两个港口阻挠英国航运；加之从1938年开始，日本在华日占区内成立各种公司疯狂掠夺中国财富，直接从英企“碗”中“抢食”，英国议会这才于1938年12月批准给予中国1000万英镑的贷款，但规定其中只能拨付50万英镑用于购买通行于滇缅公路所需的卡车。
虽然钱不算多，而且有诸多限制，但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国民政府来说，仍然是十分宝贵的。
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6月7日，法国战败投降后关闭了滇越铁路，滇缅公路成了中国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但英国却在7月17日与日本达成《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断绝了这条“生命线”，使中国军民失去了物资补给的国际支持，极大削弱了中国的抵抗力量。直到当年9月27日，德、日、意在柏林结盟，英国战时内阁才于10月3日决定滇缅公路封锁到期后不再延长封锁，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
随着日本侵略魔爪伸向东南亚直接向英国“开火”，英国才终于决定与中国开展合作保护其远东利益，并于1940年底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但同时通知中国政府不能提供武器和军事人员，只是口头许诺将考察未来可能合作的基础，提高驻华军事武官的地位，扩大其武官处等。
（图为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他上台后虽一改绥靖政策，但在中国抗战问题上却没少在背后下绊子）
英国援华行为的动机，丘吉尔在1941年11月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得明白：
我们所焦虑的就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共同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
中国的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性的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大量军队来向北或向南进攻。
1942年2月16日，第1期中国远征军根据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入缅作战。但英国方面对中国军队进入其控制的殖民地，是怀有深深戒心的，因此在联合作战中频频下绊子，甚至拿中国远征军当英军的“垫脚石”。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缅甸战役的迅速失败。对于撤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残部，一开始英军竟然打算对其缴械并将官兵们关入难民营，足见在英国人骨子里，就没真正拿中国军队当友军看待。
在中方的力争及美国的介入下，英国方面的企图并未得逞，而且后来在训练装备中国驻印军问题上，英国方面也提供了大批服装、食品和军饷，算是缓和了两国关系。1944年5月，英国又向中国提供812万英镑的贷款。虽然双方有共同利益诉求，有合作抗敌的共同意愿，但在作战及一些战后安排问题上，中英之间仍龃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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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说得热闹，啥事没办
1940年6月22日，法国迅速败亡，但要因此断言它跟中国抗战没啥关系，那还真是“冤枉”它了。
全面抗战爆发前，法国在华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各路中国军阀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法制装备数量不小。其中尤其以滇军中法制装备的比例最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向法国求购34架D.510C型战斗机。法国以“欧洲形势紧张，需充实国防”为由，将销售数量减少到了24架，并转身就将1架同型号战斗机卖给日本，让日本方面摸清了底细。
由于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飞行员损失惨重，国民政府于1938年4月到10月，高价雇用了18名法国、英国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空军第41中队（以法国飞行员为主，故又名“法员队”），负责驾驶这批D.510战斗机。因这些英法飞行员作战消极，出工不出力，忍无可忍的中国空军于1938年底就解散了这个中队。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但国民政府仍然企望法国军事援助。蒋介石于1938年3月27日电告宋子文，令其代表中国与法国政府密商军事合作。法方最终同意派军事顾问来华，允许中国军械通过法属印度支那运输，原则上赞同供给中国30至50师军械。1939年1月，法国允诺为中国代购并协助订购军火，但须分期付现金及原料作抵偿，还派白尔瑞中将、马年少将、沙莱上校、骆庚少校、杜蒙少校、何汝克西少校、牛尔德上尉等人组成法国军事顾问团，赴华参赞军务，帮助训练军队及任陆军大学教官。
（图为窄轨的滇越铁路，其在抗战前期曾发挥重要作用）
1939年4月，不愿意得罪日本的法国政府，由荷兰企业家阿鲁福出面充当“白手套”，向国民政府提供4000万金镑借款，全部用于购买军械，一年内购运完毕。1939年7月13日，驻巴黎总领事黄正电告，已与法方商妥代购波兰产轻重机枪各1000挺、弹4000万发，步枪3万支，迫击炮60门，福克机26架。不过，随着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波兰迅速亡国，这笔贷款协议和军购合约遂成一张废纸。
合着算下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从法国渠道获得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24架D.510C型战斗机而已。
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殖民地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全面抗战初期，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相继沦陷，滇越铁路成为中国转运进出口物资的重要运输线。1937年10月13日，法国内阁作出决议，只允许中国一般军用品过境，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器材均禁止通过滇越铁路运输。1938年1月初，满载苏联援华军火的“科克伦勋爵号”货轮抵达越南海防，日本两度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方屈从压力下令禁运。在禁令到达前，中国驻海防人员抢运了1500吨物资到昆明，余下2000吨弹药被扣。经过长达2个月的交涉，法方才默许中方将这2000吨弹药分批装上小船，以走私的方式运至广西境内。
即便是不在法方禁运令范围内的非军事物资和出口矿产品本运输，也常常遭法方刁难。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法成立“对德贸易封锁委员会”，规定中国从德国购买的物资不允许经过越南，已运至中越边境的，也一律卸下。法国还扣留中国向苏联出口的矿产品。1940年6月7日，已向纳粹德国投降的法国方面彻底关闭了滇越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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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期消极，后期积极
“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话并不是美国人说的，但观察美国政府在长达14年中国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是把这句话的内涵诠释得淋漓尽致。
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1932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美国在中日身上同时大捞特捞：不仅向日本输出大量军火及与军工相关先进技术，而且也与国民政府合作建设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和杭州笕桥航空学校，采用各种手段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通过《中美白银协定》，国民政府进行法币改革获得了1亿美元后盾和支柱，客观上有利于稳定中国金融，但美国也藉此获得了19100万盎司白银。这种贵重金属不仅仅是硬通货，而且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时，动用了海量的国库白银用于制造导线。中美双方均从该协定中获益，但美方受益显然要多得多。
（图为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美制战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宣布“中立”，禁止用美国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中国在1937年上半年向美国订购的279架飞机和1205万发子弹，总算还是交付了。然而，对于拥有强大海军及海外商船队的日本来说，美国的决定对其毫无影响；而对于没有制海权，自家商船队规模又小得可怜的中国来说，则是巨大打击。中国从美国进口物资总额，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急剧下降到1937年下半年的0.73亿美元。而日本在这一年里从美国进口了2.9亿美元物资，其中有1.68亿美元军用物资。包括550万吨石油、价值248.4万美元的飞机。此外，价值1.5亿多日元的机床，名义上属于民用物资，但大多被日本用于扩大军工生产。据美国政府统计，1937年日本进口的战略物资中，有54.4%来自美国。有92.9%的铜、91.2%的汽车及零部件、60.5%的油料、59.7%的废钢铁、48.5%的各种机械和发动机、41.6%的铸铁是从美国进口的。
对于罗斯福政府的这种做法，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
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进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美国议员司克脱说：
请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
（图为丘吉尔与罗斯福，两人在对华政策上有分歧）
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这显然是动了美国的“奶酪”。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终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这才于1938年年底、1940年3月、1940年9月与国民政府分别签订《桐油借款》《华锡借款》《钨砂借款》协议，共向中方贷款7000万美元。中方可用这些钱购买美国商品，但品类受到了美方严格限制。除《钨砂借款》中美方“恩准”国民政府采购了价值268.47万美元的4.5万支手枪，还有其他一些军工原料外，其他采购物资皆为民用。而中方得以桐油、锡、钨砂偿还贷款。
与此同时，虽然美日矛盾逐渐激化，但唯利是图的美国资本却仍在不遗途力地对日输出各种支持侵华战争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
1939年，日本采购了价值3600万日元的美国机床；1939年至1940年，日本进口的美国汽油、钢铁、有色金属及药品合计4.9亿日元。另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元。哪怕是到了1940年6月，美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之时，罗斯福政府也没对日实施石油产品禁运。同时期，虽然美国开始对出口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但对日本进口战略物资造成的实际影响却微乎其微。因为仅1940年8月，美国发出的对日出口石油产品许可证就比1940年的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生铁和钢的供应情况也与此相似，仅1940年8月，就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资输往日本，几乎与1940年上半年对日出口总量相当。
1940年9月23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其放弃北上进攻苏联、转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在自身利益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于当年9月26日下令，对废钢铁运往日本实行管制，但仍只字不提石油供应问题。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仍然抱有日本改弦更张、北上进攻苏联的幻想，因此才在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石油问题上，始终“网开一面”。
直到1941年7月22日，日军开始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才于7月25日宣布冻结所有日本在美资产，并施行全面的石油、废钢铁禁运。不过为时已晚。因为1941年前7个月，美国对日出口的生铁、钢板和废金属，按币值计算比1940年增加了3倍多。
（图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这是一支民间性质的高价雇佣军）
在军事方面，为了让中国能在战争中继续坚持下去，美国于1941年为陈纳德以民间人士身份赴美招募援华志愿飞行队——即著名的“飞虎队”——提供了若干便利条件。这支本质上是高价雇佣军性质的队伍，在存在的1年时间里，虽说战功颇多争议，但在宣传上却大获成功，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对抗战事业无疑是个不小的帮助。（关于“飞虎队”诸问题的澄清，库叔此前已发《这帮美国人的工资是中国同行的20倍，竟公然索要“性贿赂”！中国还欠了一个天大人情？》一文详解。）
毫不夸张地说，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自己谋取最大化的利益。
而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正式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美国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图为美军顾问培训中国军人）
此后，中美两国成了盟友。在抗战结束前，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华总额为8.25亿美元，加上战后援助的7.23亿美元，总计15.48亿美元。美国不仅武装和训练了5个师的中国驻印军，而且对驻扎在云南的中国第2期远征军13个军、39个师进行了武装和训练。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共交付国民政府140660支步枪、26907支冲锋枪、7430挺轻机枪、1404挺重机枪、737支信号枪、1009门迫击炮、148个火焰喷射器、286个火箭筒、277门战防炮、36门155毫米榴弹炮、2个营M3A3战车。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武器、装具、医疗器材、药品、骡马、汽车、军工原料等未列入统计。
除此之外，美国还为中国训练了大批军官、军士和技术兵种，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助益良多。在空军方面，美国不仅重新武装了已经损失殆尽的中国空军，大批中国飞行员得以赴美训练。短短几年光景，中国空军的规模、质量和人员素质均脱胎换骨。他们同驻华的美国第14航空队一道，重新夺回了中国战场制空权，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但在中美合作的大背景下，双方仍发生了诸多不愉快。美国援华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中国继续坚持下去，拖住并消耗日本国力军力。因此，美方通过驼峰航线运进中国的物资，主要供应自己的第14航空队。美方还以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为由，企图夺取中国军队控制权。中美双方曾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美方以撤换史迪威而告终。
（图为史迪威向中国驻印军官兵发表讲话）
看过美国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真的应该觉得自己要对美国人“感恩戴德”吗？（库叔此前已发《“日本每在中国杀死100万人，其中54万4千就是美国资本害死的！”》一文专门论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日双方的政策与行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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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前期支援巨大
苏联历史上曾帮助创建黄埔军校，并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国民党公开反共后，中苏两国关系跌入冰谷，并曾在中东路事件中兵戎相见。但是，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直接威胁苏联远东地区，中苏两国出于对付日本的共同需要，关系迅速升温。
（图为装备中国空军的苏制轰炸机）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便向苏联求援，要求其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与236门大炮，并要求苏联向中国派遣飞行员、航空技师、炮手与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队。两国于当年8月21日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于1938年1月、7月和1939年4月三次赴苏联求援。苏联为了能够让中国战场拖住日本，对援华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据当时负责对苏接洽的国民政府官员回忆：苏方“对于所需各物，尽量一次给与，且开价极低，一切愿望中国胜利之热诚处处表现”。苏联分别于1938年3月和7月、1939年6月提供了3笔，总计2.5亿美元的低息对华信用借款。
截至1938年底，苏联运抵中国的武器包括94架伊-16战斗机、122架伊-15战斗机、94架轰炸机、120挺航空机枪、82辆T-26坦克、20门76毫米高射炮、180门37毫米反坦克炮及49万发炮弹、50门45毫米反坦克炮、1000挺马克西姆-托加莱机枪、300挺马克西姆机枪、3000万发机枪枪弹、1500挺杰格佳廖夫机枪、360门76毫米野炮及36万发炮弹、80门115毫米榴弹炮及8万发炮弹、1000万发步枪子弹、746辆汽车以及大量的零部件和装具。
1939年起，欧洲燃起战火，捷克、法国、比利时、丹麦等中国武器传统供应国皆战败沦陷，供应源被断；德、意两国已与日本结盟，也不可能再援华；英国和美国还在继续为虎作伥。1939年至1941年，只有苏联一家在继续对华供应武器装备。
据统计，这一时期，苏联输华的武器主要有224架轰炸机、326架战斗机、44架教练机、770辆汽车、200门37毫米反坦克炮、50门76毫米山炮、250门高射炮、约150万发炮弹、6920挺轻重机枪、5万支步枪、1.5亿发子弹、31000枚炸弹以及大量其他军火物资。这些军火支撑着中国军队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蒋介石在1939年初亲口承认“从苏联获得的武器装备占中国获得外援总数的八成左右”。在1939年至1940年，这个比例实际上比蒋承认的更高。
（图为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援华问题上，苏联其实也是实用主义至上）
除提供优惠贷款和大量军火外，从1937年至1942年间，总计有超过300名苏联顾问来华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军队并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此外，苏联政府还直接从苏联空军中调拨飞机交中国使用，并组织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助战。苏方人员来华后立即担负起两项任务：一是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和轰炸，二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航空技师，重建中国空军。1937年10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赴华。兵力最高峰时，曾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４个大队的规模。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采取轮换形式，先后来华参战的有2000多人，像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戈维申斯基等著名空军将领都曾来华与日军作战。
和陈纳德的“飞虎队”不同，苏联志愿航空队所需费用皆由苏联政府承担，没要国民政府一分钱。这些直接从苏联空军中抽调出来的作战骨干，在纪律及尊重中国政府及人民方面，是有口皆碑的。在作战上，该航空队先后参加了1941年之前的所有会战。1938年2月23日，苏联志愿航空队奇袭台北松山机场，不但毁伤几十架日机，而且将机场上储存的可使用３年的航空油料和设备付之一炬；1939年10月3日，苏联志愿航空队12架轰炸机奇袭汉口机场，就炸毁日机60架左右，炸伤日机近百架。
据统计，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总计牺牲了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11人。
（图为最后一任苏联援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中将）
不过，中苏虽有如此一段为期不短的合作“蜜月期”，但当日军在诺门坎战役中惨败后，不得不收敛“北上”的野心，苏联也急欲稳住日本，以解除自己东西两面作战的威胁。
从1940年开始，苏联援华的态度和力度明显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具体体现在援助的军火数量开始明显减少，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作战频次和求战欲望也大不如前。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1942年2月，苏联援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被召回国，苏联也不再援华抗日。直至1945年8月，在与美英谈妥若干损害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件后，苏军才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展开了最后一击。
7
谁为谁做出巨大牺牲？
除了以上六个强国，中国在全面抗战的头两年里，还从比利时进口了54000支步枪、3867万发子弹；从捷克进口1829挺轻机枪、2600万发子弹；从瑞典进口1.18亿发子弹；从匈牙利进口1500万发子弹；从西班牙进口的武器装备多通过民间商行小批量购入，缺少详细统计数据。
无论这些“小国”也好，还是当时世界上主要六个强国也罢，在中国抗战问题上，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概莫能外。要说帮助，六个强国都在不同历史阶段，或多或少地帮助过中国抗战。若论帮助力度，1937年至1941年间，以苏联的力度最大；1941年至1945年，则以美国为翘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国家又无一例外地曾经损害过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对中国抗战事业起过破坏作用。
（图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罗斯福的这番大实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不是哪个国家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而是中国军民以简陋的武器、以血肉之躯牢牢拖住并持续消耗了日军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再不客气点说，如果中国早早地垮了，恐怕“珍珠港事件”早几年就提前爆发了。如果中国军民不再死死拖住日军，侵华日军悉数调到太平洋战场上，恐怕美国历次夺岛战役将要付出更大的人员及物资损耗代价。
若对这些“选择性失明”、揣着明白装糊涂，自然只能得出歪曲的结论。这可能就是他们敢于大胆定性下结论却无法做出详细论述的原因所在吧。
参考书目：
《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 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罗斯福的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卷本） 【苏】德波林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
《日本帝国的兴亡》 汤重南、汪淼、强国、韩文娟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出版
《罗斯福选集》 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中国抗日战争史（2005年修订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
《太平洋战争史》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
《陶行知日志》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陈光甫日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
《杜邦在尼龙幕后》 【美】齐尔格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
《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债问题》 吴景平著 《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抗战时期中美间的五次借款》 潘国琪、易继苍著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我在中国那些年 陈纳德回忆录》 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出版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沿着陌生的道路（1938-1939）：一位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 【俄】卡利亚金著 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出版
《淞沪会战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