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即是新中国成立71周年的华诞。
71年前的今天，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我们能够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基础。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集体中，许多人都是通过惊心动魄的“偷渡”，才得以突破重重阻挠，从各地来到北京参与这一盛事，并最终参与建设这个伟大的国家。
今天，小钟就为大家讲一讲开国大典前的那些“偷渡”往事。
0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中共与英国驻华大使协商，决定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
翌年，我党派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廖承志等人筹备建立办事处，博古（秦邦宪）之弟秦邦礼也在这批人之中。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曾任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礼（1908-1969），江苏无锡人，曾任中央对外贸易部计划局局长
彼时，秦邦礼的哥哥秦邦宪（博古）因“左”的错误于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最高领导职务刚三年，在政治上正逐步靠边站。但兄长的境遇，并未影响秦邦礼在香港的工作。
当时，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筹集、转移资金、物资、人员，支援抗战。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办事处决定成立一家独立、合法的公司。具体的执行人便是秦邦礼。
在廖、秦等人的努力下，当年的夏秋之交，联合行即正式成立，注册资金2万美金。为了保密需要，秦邦礼还化名杨琳、杨廉安，彻底变换了身份。
在那个物资匮乏、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年代，纪律严明、组织稳定、人员素质高的联合行迅速脱颖而出。
当时联合行的经营范围包括，南方土特产收购、销售和出口；轮胎、药品进出口、销售（这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紧俏的民用物资）；联系进出口业务、代办进出口手续、国币和外汇兑换、账目结算等等。
与此同时，联合行还长期充当我党在华南活动的据点，在凝聚党员、团结爱国人士的同时，通过商业活动为党组织提供经费。
在抗战期间，联合行还以商店为据点开辟了多条运输线，途经地域包括华南、越南和缅甸。光是香港沦陷前，联合行就向党中央转移了资金500万美元，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约120多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
1938年冬天，新四军提出需要药品和过冬用的毛毯。宋庆龄出面，发起募捐“两万条毛毯和药物”的活动。香港同胞热烈响应，或捐款或捐物，很快凑齐了所需物品，还增加了手术器械和文化用品。负责运输到皖南的，就是刚成立不久的联合行。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放弃优越生活条件的年轻华侨希望加入共产党以抗日救国。联合行从中斡旋，向抗日统一战线输送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超过1000人，其中多数为司机、医护人员等战争急需人员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联合行效率之高令人咋舌，且这还不耽误人家的正事——做生意。彼时的联合行堪称香港商界新星，商业版图之大，就连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都主动找上门来，恳求与之合作。
档案馆的一封1949年2月6日罗迈（李维汉）发给董必武的电文记载了一次联合行和英国人的交易。此次交易中，英国商人将上千吨工业、日用品运输至我方指定的港口，同我方交换农矿产品；并约定下次我方运输2000吨物资至英方指定港口，交换英方提供的军用物资。
别以为共产党真的很“土”，事实上那时党员群体的各项水准都碾压着腐朽的国民党，如此组织能力和人员素质，搞个企业真是小菜一碟。
至1946年3月，联合行的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法币，而那个时代，一位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上海工人，月薪也只有10法币左右。
1946年，东北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后，联合行便成为了解放区、前线和外界的中介。
譬如，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革和筹措军饷，东北局在解放区实施了统购统销，将大量农副产品集中后运至大连、天津等沿海港口乃至朝鲜罗津，联合行再将物资装船运往世界各地出售，再用货款购置物资运回前线。
除此之外，联合行还部分承担了百万东北野战军入关的后勤保障任务，负责将东北的粮食海运到前线。
一位元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但他没有说明的是，手推车上的物资，多数是联合行采购、运输到解放区的。
1947年12月的圣诞节，杨琳等公司领导面对发展壮大的联合行无限感慨，决定将公司名称改为“华润”，“华”代表“中华”，“润”是主席的字，以此暗喻这一公司是中共领导下的企业；同时有“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意思。
经中央批准之后，沿用了10年的“联合行”更名为“华润公司”，1948年正式挂牌。
当时的华润LOGO
刚刚重换门楣的联合行即接到一个重要任务：保护香港的爱国人士。
1941年，香港沦陷于日寇的前夕，联合行就曾开展过“乾坤大挪移”活动。在与驻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的相互配合下，香港的800余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快速被转移到海外和内地，使得日军在占领香港后拿着爱国人士名单去抓人，却一无所获。
而到了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联合行，哦不，华润的任务目标，又和之前翻转过来——过去要将人员运出香港躲避日寇，现在要将国统区、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员，甚至一些党的干部转移到香港和东南亚，以躲避内战和国民党政权的逮捕、暗杀。
毕竟，李公仆、闻一多先生这样的悲剧还殷鉴不远。
到了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1948年，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这一号召得到客居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的回应后，任务目标又发生了变化。
彼时，中共中央指示华润，在完成经济任务的同时，将客居香港的相关民主人士分批护送至解放区，准备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成立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复电
然而，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并非易事。
毕竟，这些民主人士大多威望甚高，基本都是国民党的“叛徒”和反对者，因为不像共产党那样有地盘有武装，只能“落草”香港。从英美到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都无时无刻不在拉拢、监视他们，许多人的住所周边还都长期盘踞着港英政府和国民党特工。
如果让国民党政权察觉到他们的“投共”倾向，许多人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1949年，上海便有13位民主人士遭到国民党特工的杀害，死在了黎明前的黑夜。
由于内地处于战局之下，且许多地方尚处在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之下，陆路运输较为不便；另一方面，香港作为港口枢纽，船来船往，采用海运方式更容易掩人耳目。
因此，中央决定主要采用海路运输人员，主要的执行主体就是中共港工委和华润。
为了确保行动的秘密性和人员安全，防止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华润决定，在减少运输次数的基础上，用苏联轮船分批“偷渡”民主人士。
经协商，第一批“偷渡”的民主人士为，蔡廷锴（民国陆军上将、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民革中央常委，国民党左派，孙中山挚友，曾参加南昌起义）、章伯钧（民盟中央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沈钧儒（“七君子”之一，民盟中央常委）4人。港工委工作人员章汉夫随船护送。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当晚，四位民主人士先后登上货轮，准备第二天上午出发。
时任华润董事长钱之光在《亲历者的记忆》一书中回忆，由于民主人士往往知名度高，社会关系广。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每次人员转移都在黄昏或傍晚进行；而开船时间则和正常货船一样选在上午，以便浑水摸鱼。 除了在时间上尽量秘密，人员的转移也各自进行，每个民主人士都不知道的会和谁同船。
具体转移方案也不一样。有的人会从家里秘密前往朋友家，再前往货轮；有的人会先在旅馆开房，再从旅馆后门偷偷溜出来前往货轮；有的人则假装搬家，实际上人从旧居直接来到货轮。
除此之外，所有人一律不带行李，均只身前往货轮，看不出出远门的迹象。但相关行李都已经事先整理完毕，放在指定地点，由华润的工作人员搬上船。
登船的方式也并非直接上货轮，而是先乘坐小游艇在海上游弋，并在众多货轮间来回穿梭，晃悠一段时间后再到达目标货轮下，通过软梯从游艇爬到货轮上。
四名民主人士各自装扮成经理或商人模样，手持货单，并事先准备了应付检查、盘问的套话，货船上的工作人员则基本是苏联人。由于船上的货物、乘员全部合法，且拥有报关单、货单、保险单等各种合法手续，香港海关、缉私局检查后都没有发现问题。
第二天天亮后，这艘货轮隐藏在众多海船中驶向朝鲜罗津。
期间，一架美制国民党空军飞机似乎察觉了什么，低空飞到轮船上空侦查，久久不肯离开。苏联船员将苏联国旗铺在甲板上，飞机拍完照片后才飞走。
轮船驶过东海，来到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后便遭遇台风，而这一台风沿途已经造成了2000余人伤亡。当时从联合行参与此项事务的工作人员到西柏坡的中央领导都彻夜未眠，担心轮船的安全。所幸货船最终于9月21日顺利到达朝鲜罗津。民主人士下船后，即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罗津港方位
四位民主人士顺利进入解放区后异常兴奋，一方面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开始研究《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诸问题（草案）》；另一方面，他们也建议中央将《草案》带给还在香港的其他民主人士，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放宽心，早日北上。
上述措施使得尚在香港的其他民主人士迅速打消顾虑，加速了民主人士北上的进程。
03
虽然第一批人员转移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监视特工一直到几天后才发现监视对象消失了，但这事终究在香港引起了诸多猜测。
因此，接下来的“偷渡”行动必须进一步保密。
1948年9月，周恩来拟定了一份77人的民主人士名单，电告华润，务必将他们安全的送回解放区。对于身处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华润先派人将其护送至香港，再经海路“偷渡”至解放区。
例如，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便是在这个时候被接到香港的。
鲁迅一家
第一批运送民主人士的苏联货轮波德瓦尔号在返回香港、装填好物资后，可以于11月上旬再次前往朝鲜。于是，华润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同步“偷渡”第二批民主人士。
然而，11月1日发生了意外：波德瓦尔号在香港同一艘英国轮船相撞，船舱进水。这可急坏了华润，为了不影响已经做出的部署，华润在香港紧急租用了一艘名为“华中号”的800吨小轮船，同时执行人员“偷渡”任务和货运任务。
索性一切顺利，虽耽搁了一段时间，第二批民主人士终于在11月23日起航了。
第二批的民主人士包括，郭沫若（中央研究院院士）、翦伯赞（历史学家、民盟顾问）、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马叙伦（民进中央常务理事）、陈其尤（致公党中央主席）、丘哲（农工党中央执监会秘书长）、许宝驹（民革中央常委）、冯裕芳（民盟港九支部主任委员）等等。港工委和华润也各自派出人员，分别负责陪同和货物押运。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曾任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长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州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
此次的过程较为顺利，众人在“偷渡”过程中还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记载，“郭老因见母亲日夜辛劳为他赶织毛衣的情景，遂向我要了本小册子，过不多久，笑咪咪的送还给我。我一页页翻过去，直到最末的一页，才发现郭老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团团毛冷线，船头日夜编。
北行日以远，线编日以短。
化作身上衣，大雪失其寒。
乃知慈母心，胜过春晖暖。”
郭沫若在船上还创作有《北上纪行》之一：
破浪人三十，乘风路八千。
音机收捷报，钢笔写诗篇。
扑克投机巧，咖啡笑语喧。
我今真解放，仿佛又童年。
日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周海婴先生在当时便喜欢捣鼓无线电。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的消息就是通过周的无线电收音机传到船上的。
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全体人员在船上开起了联欢会，郭沫若、马叙伦、丘哲等文化名人还进行了诗朗诵。
然而，轮船登陆时却颇为艰辛了。彼时计划的终点站大连正处在苏联的军事管制之下，不允许外国货轮进港卸货。
“华中号”为了不引起国际注意，只好向东掉头，前往安东（今辽宁丹东）。然而，安东港外狂风大作，货轮不便停靠。安东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只好让民主人士通过软梯从货轮下到小船上，用小船将人员送到长山群岛，再去从长山群岛坐船前往安东。
04
第二批民主人士“消失”后，不仅国民党有所察觉，派出巡逻艇在相关水域进行巡逻，甚至港英政府也以洽谈业务为名，来华润打听情况。这也促使华润进一步提高警惕。
香港每到圣诞节要放假，于是中央决定，得赶紧借着这个防备松懈的时节，在圣诞节假期“偷渡”第三批民主人士。
这一批护送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民革中央常委）、梅龚彬（民革中央委员）、邓初民（民盟民革中央常委）、章乃器（民建中央常务理事）、施复亮（民建中央常务理事）、彭泽民（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茅盾（文化名人）等等。
李济深（1885-1959），广西梧州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曾任粮食部部长
其中，第三批“偷渡”人员中的李济深是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地位非同一般。英美都希望通过他扶持国共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国民党内的桂系大员也亲笔写信希望同他合作，联手对抗中共，实现划江而治。
也因此，李济深住所周边的特工格外多，他的转移任务也额外重。
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李济深特意邀请港英警务处政治部主任黄翠微夫妇登门欢度圣诞，并找到一些人作陪。这令承担监视任务的黄翠微确信李济深近期不会离开香港。
12月26日当天上午，李济深公开接受记者采访，作出不会离开香港的姿态。
当天晚上，李济深故意拉开窗帘和家人一起吃饭，将衣服挂在衣架上，麻痹监视人员。吃到一半时，李济深起身去洗手间，随机出后门，登上我党安排的小汽车，来到朋友家中参加送行晚宴。
晚宴中途，李济深和友人登上小游艇，假装游览夜景。在众多海轮中间穿行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方才来到目标货轮旁，通过软梯爬上货轮。
12月27日上午，轮船驶出香港。几天后的元旦，有记者就蒋介石发表的《元旦公告》去采访李济深，发现人去楼空，各方面才反应过来——李济深已经离港。此时，轮船已经驶过台湾海峡。
这一批民主人士到达沈阳的当天，中央领导便立即致电李济深表示欢迎。
当时的贺电档案
05
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结束，全国的解放战场大局已定。
用领袖的话说，此时的新中国“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在眼前，不仅香港的民主人士纷纷要求到达解放区，筹备建国事务；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爱国人士、华人华侨也纷纷表态，希望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
但另一方面，美联社已经将李济深前往解放区的消息公开发布，香港的气氛愈发紧张，港英政府加进了对出港水陆交通的控制，国民党特工更是在盯梢、恐吓上无所不用其极。
由于此时北平已经解放，中央决定，将在北平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就人员“偷渡”而言，最好的线路自然是从香港驶向毗邻北平的天津，然后从天津迅速来到北平。
然而，当时北方的许多港口都冻结了，当时进出渤海的长山岛要塞也处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如果此时前往天津，风险巨大。
因此，接下里的“偷渡”活动需要等待时机。
好在不久之后，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民党当局迫于内外压力，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谈。和谈期间，局势趋缓。
华润迅速抓住这一有利的窗口期，从3月中旬到6月初，多批次地将民主人士“偷渡”到天津，顺利完成了任务。
第四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14日起航。这一批运送的人员包括黄炎培（民建中央主席）、盛丕华（中信银行董事长）及儿子盛康年、叶圣陶（文化名人）、曹禺（文化名人）、郑振铎（文化名人）等20余人。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抵达北平，第四批民主人士也在同一天到达北平，这一批民主人士由此幸运地参加了著名的西苑机场阅兵。阅兵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主席便与众多民主人士一起进入北平城，筹备新中国成立事项。
阅兵后的第二天，在众多等待接见的老友新朋中，主席选择了第四批北上的黄炎培作为第一位客人。
当日，二人就重大的建国方略，以及建国之后的大政方针长谈良久。主席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在这一事务上，主席寄希望于在民族实业家中威望甚高的黄炎培。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上，黄炎培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在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黄炎培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实现社会改造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炎培和毛泽东主席谈“历史周期律”
在看不见硝烟的秘密战线，华润总计将350多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爱国华侨从国统区、香港、海外运回大陆，其中119人后来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以下人员则被选举担任重要职务：
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沈钧儒：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黄炎培：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政务院副总理；
蔡廷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谭平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章伯钧：全国政协常委；
茅盾：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席、文化部长；
马叙伦：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教育部长；
孙起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
马寅初：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许广平：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副秘书长；
宦乡：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秘书长；
沙千里：全国政协委员、贸易部副部长；
柳亚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等等。
上述人员只是这些民主人士中的代表。这些民主人士在完成建国大业后，还进一步为祖国的统一、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06
至于“偷渡”技术高超的华润，后来又采用同一套路，在国际市场采购物资，并将采购的物资，连同各解放区的物资秘密运往上海，帮助时任中财委主任在上海打赢了“米棉之战”。
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华润的对手则变成了当时最为强悍的国家——美利坚。
在美国政府对中国（含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贸易禁运，国民党政权对东南狂轰滥炸、海上袭扰的大背景下，华润承担起了为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采购、运输物资的任务。
仅1952年一年，华润的进口物资便包括，钢铁12.7万吨，铜2000吨，铝3300吨，橡胶3.47万吨，肥田粉24.8万吨，碱14.7万吨，棉花7.7万吨；出口物资包括，大豆1船，煤8万吨，桐油3000吨，菜籽2船，芝麻1船，豆油4000吨等等。
当然，世界警察的执法力度也不低。朝鲜战争期间，华润被扣下的货物和货款加起来可以购买125架战斗机。仅1953年一年，华润起诉的索赔案件，索赔总额就高达2937000港元，实际收回2075000港元。部分华润与外国政府的诉讼案件甚至一直持续到70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承担着新中国对外贸易通道的华润逐渐走上前台，以外商身份投资国内。截止2018年底，华润集团总资产14394亿元，在职员工42万人，2019年在世界五百强中排名第80位。
这些都是“联合行”的今天
07
第一届全国政协的众多参会人员到达北平后，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会议，筹备新中国的成立。
在国歌的讨论过程中，筹委会收到国歌方案632件，歌词、歌谱694首。征稿虽多，但却难以确定。此时，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马叙伦首先提出，暂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有人提议修改歌词，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
周恩来表示：“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主席也表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确定了下来。
之后，许广平委员发表对国庆节的提议：“新中国成立应有国庆日，希望本次会议决定10月1日为国庆日。”
主席表示，“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喝彩满堂。当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这一建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除此之外，李济深和郭沫若等44名民主人士代表在会议中联名提出《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号提案，获得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交由中央人民政府执行。
1949年11月15日，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联合国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资格。
新政协第一号提案的实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虽然因为国际政治原因，这一提案的要求直到22年之后才被联合国接受，但是，它已经向世界表明：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将以自己的力量，让世界惊叹我们的觉醒！
往事已似流水。新中国成立正是民族复兴的一个节点，那些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先辈们，已经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往事却又常看常新。到底是什么样的向心力，吸引着那些已然高官厚禄、功成名就的人士放弃优越生活，前往那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