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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在白宫玫瑰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18日去世后留下的空缺。
2020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图|中新社
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任命，由参议院批准人选，共和、民主两党行将围绕大法官提名展开激烈争斗。由此产生一连串悬念：
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参议院能否在不到40天时间里，即11月3日大选投票日之前通过大法官任命？
大法官提名战及其走向对总统选举和参议院选举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提名成功，联邦最高法院将由6名保守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这对美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文 | 徐剑梅 瞭望智库驻华盛顿研究员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为何是她？
巴雷特是美国知名保守派法学家、圣母大学资深法律教授，但担任联邦法官尚不满3年。金斯伯格去世后，她是特朗普“面试”的唯一人选。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选择提名巴雷特，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18日去世的金斯伯格被视为美国进步女性“偶像”和争取女性法律权益的先驱。金斯伯格去世后，特朗普迅即表示将“最可能”提名女性以顺应民意，这使人选名单大为缩小。
其二，巴雷特在堕胎、医保、控枪、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持保守立场，深受美国社会保守派和宗教右翼人士欢迎，被形容为“保守派的宠儿”、拥有保守派大法官各种属性的“完美组合”。在特朗普开列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上，巴雷特一直名列前茅。
其三，加快听证速度。
眼下距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只有大约5个星期。美国国会数据显示，1975年以来，从总统正式提名大法官人选到参议院举行首次听证平均耗时40天。要想赶在大选前通过任命，快速听证格外重要。
巴雷特2017年被特朗普提名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当时已通过国会审查程序，经历了参议院听证和投票确认流程。提名巴雷特，可节约背景审查时间，提高听证投票“不出意外”的安全几率。
其四，提振选情。
一些两党分析人士认为，提名巴雷特虽是“双刃剑”，既刺激民主党选民投票热情，也会给特朗普的基本盘带来活力。而且，贯穿整个10月的大法官提名战将为大选设置新的议题，分散美国选民在大选最后阶段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注意力，这对特朗普有利。
巴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选民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重要选民群体。宾州是今年大选举足轻重的摇摆州之一，提名巴雷特也被认为有助于特朗普在宾州与拜登的角逐。
其五，特朗普公开表示，他争取任命保守派大法官，与可能到来的选举诉讼有关。
特朗普多次指责邮寄投票是“骗局”，会导致总统选举被操纵，指控民主党人“试图窃取选举结果”。多家美媒预测大选结果可能出现争议。
9月23日，特朗普表示选举结果或将取决于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如拥有9名大法官，可避免裁决时出现4比4的平局。
2 争议在哪？
9月26日，拜登发表声明说，在大选产生下一任总统和下一届国会之前，国会参议院不应对大法官提名采取行动。特朗普则敦促参议院立即考虑巴雷特的提名，呼吁不要对巴雷特进行人身攻击和党派攻击，宣称参议院听证投票将是一个“极其没有争议”的过程。
国会参议院现由53名共和党人、45名民主党人和两名通常与民主党人共同投票的独立参议员组成。要否决特朗普的提名，需要至少4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但迄今只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赞成由新当选总统提名大法官。两党分析人士大都认为，除非出现“十月惊奇”，民主党人很难拖延或阻止参议院通过巴雷特的任命。
目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宣布从10月12日起举行为期4天的公开听证会，预期参议院将在10月底举行全体投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均表示已掌握巴雷特提名获得通过所需的多数票。
即便参议院未能在大选前表决，鉴于新一届国会将于1月3日就职，而特朗普的首个任期将持续到1月20日午时，只要共和党继续掌控参议院，仍可能在大选后确认特朗普的提名。
从民主党人目前动向看，重心似也未在有心乏力的提名“阻击战”上，而是猛烈抨击巴雷特对女性堕胎权和奥巴马医改命运的“威胁”，以激发民主党选民投票热情，削弱特朗普的连任机会。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26日指责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不仅无视金斯伯格在新总统就职前不任命大法官的遗愿，还要“用一个可能摧毁她成就的人来取代她”，并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再一次把“美国民众的医保放在枪口上”。
3 影响深远
9月25日，特朗普在一个竞选集会上称，任命联邦法官，尤其是联邦最高大法院法官，“这是（美国）总统能做的最大一件事，因为它为美国未来四五十年定下了基调。”
如参议院投票通过，48岁的巴雷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15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第五位女性大法官和目前最年轻的大法官。
届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由6名保守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首席大法官不再掌握决定性一票。这将彻底重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格局，并使联邦最高法院由保守派主导的局面持续未来一代人乃至更长时间。
目前，美国反堕胎组织和保守派人士正在寻求联邦最高法院重审保障美国女性在多数情况下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并将从11月10日即大选投票日一周后开始审理关于废止奥巴马医改的诉讼。
【注：罗伊诉韦德案，1970年3月，一个化名为简·罗伊（Jane Roe）的女孩，起诉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检察官韦德，因为该州的反堕胎法令使得她不能在本州获得专业的、安全的堕胎，几经周折最后上诉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大法官以七票对两票的表决，确定妇女决定是否为人母的权利应获得最高层级的宪法保护，等于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在此案之前，美国近三分之二的州有反堕胎法令，规定除非是为了保存妇女的生命，否则堕胎是违法行为。该案影响被美国人视作等同于第二次内战。】
巴雷特在堕胎上的保守立场，已使这一问题迅速升温。两党均认为，巴雷特如获任命，将对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女性堕胎权和奥巴马医改的裁决发挥关键作用。民主党人还担忧，随着最高法院的右转，未来在种族关系、投票权、枪支管制和环境监管权等法律领域，保守派人士都有机会逆转过去的判例。 2016年大选时，美国五分之一选民称大法官任命是他们投票的最重要因素。在今年大选中，大法官提名战除了会影响特朗普与拜登的选战，还可能损害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选情，为国会选举带来新的变数。
美国一些媒体和法律界人士还指出，在大选最后阶段发生的大法官提名战，恐将强化党派投票模式，使党争更加极化，损害联邦最高法院超脱两党政治的信誉。
从长期来看，如果联邦最高法院过于“左右失衡”，其“一锤定音”的裁决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更多质疑，美国社会的分裂可能将因此加深。
民主党人还可能因此谋求联邦最高法院扩容，引发更多纷争和其他“涟漪效应”。
延伸阅读
联邦大法官，特朗普提名了她
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法学教授、联邦上诉法官艾米 ·科尼·巴雷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填补18日去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
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图|人民视觉
如果得到确认，她将是特朗普上台后任命的第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目前联邦最高法院最年轻的大法官。
巴雷特的社会身份有几个重要关键词：女性、保守派、虔诚天主教徒、学术精英。
文 | 徐剑梅 瞭望智库驻华盛顿研究员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学术精英
巴雷特从小就是学霸，有一份拔尖的学术精英履历。
1972年1月28日，她出生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是7个孩子中的老大，下有五妹一弟。父亲迈克尔·科尼是壳牌石油公司律师，母亲琳达是家庭主妇。
她在新奥尔良郊区的梅泰里长大，本科在罗德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并于1994年以优异成绩获文学学士学位，被选入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以全额奖学金进入圣母大学法学院，担任《圣母大学法律评论》执行主编，1997年以年级第一名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她于1998年至1999年为2016年去世的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担任助理，其后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担任客座副教授。
2002年起，巴雷特在圣母大学任教，教授联邦法院、民事诉讼、宪法和法律解释。2010年成为法学教授。任教期间，她曾3次被法学院学生评为年度杰出教授，被认为是一位敏锐的学者和法学家。她曾表示：“作为一名学者，我的角色是站在（美国司法）体系之外，促使法学学生努力思考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2017年5月，巴雷特被特朗普提名为位于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并于当年10月以55票赞成、43票反对获得参议院批准。在当时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她的保守立场使她在美国右翼宗教保守人士中声名鹊起。此后，她在特朗普开列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潜在候选人名单上名列前茅。
巴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堕胎组织Faculty for Life成员，她和丈夫还同为一个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天主教魅力复兴运动的小型宗教组织“赞美之人”(People of Praise)成员。
1999年，她与同样毕业于圣母大学法学院的杰西·巴雷特结婚。杰西·巴雷特曾在印第安纳州北部地区担任长达13年的助理联邦检察官，现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一家法律事务所合伙人。
他们有7个孩子，最小8岁，最大19岁，其中两个孩子从海地领养。据美国媒体报道，巴雷特最小的孩子在产前筛查时已被诊断出患有唐氏综合征，但巴雷特仍选择生下他。她还在孩子们就读的小学做志愿者。她的同事老友、圣母大学法学教授斯尼德(Carter Snead)说她一家“非常慷慨好客”。 在白宫提名仪式上致辞时，巴雷特向刚刚去世的金斯伯格表示敬意。她说：“金斯伯格大法官开始她的职业生涯时，女性在法律行业是不受欢迎的……但她不仅打破了玻璃天花板，还打碎了它。因此赢得了全美乃至全世界女性的钦佩。”
不过，巴雷特的成长经历与金斯伯格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她们都长期担任法学教授，拥有美满婚姻和家庭，但是，金斯伯格是自由主义女权运动偶像，捍卫女性堕胎权利，致力于从法律层面为女性争取更多机会；巴雷特则被保守派视为上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兴起的另一种被称为“保守女权主义”代表。这种思潮更注重婚姻、生育、围绕家庭的工作和生活安排。
2 保守立场
在法学领域，巴雷特属于美国司法界的“文本主义者”，即根据美国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来解释宪法和评估最高法院过去的判决。已故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对文本主义者这样定义：“我们解释宪法的方式是从文本开始，并赋予文本在被人们采用时的含义。”
文本主义者往往对最高法院裁决的先例持怀疑态度，尽管美国司法体系中有遵循先例的原则，要求法官在推翻先前裁决前，要考虑推翻先例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巴雷特曾经写道：“一名忠诚的法官会抵制将宪法含义与自己政治偏好混为一谈的诱惑”，“忠实于（法律文本）最初的公开含义，这是对司法决定的一种约束”。
她还说，法官裁决时需要保持谦逊，以防止经常诱使法官偏离法律的自认为“绝对正确的感觉”。毕竟，“法院并不总是英雄，立法机构也不总是恶棍”。他们都能做善事，也都能做坏事。归根结底，“衡量法院的标准是公正地运用法治。”
在白宫提名仪式上，巴雷特再次强调法律文本的意义，表示“法官不是政策制定者，他们必须坚决地把他们可能持有的任何政策观点搁置一边”。
巴雷特只有不到3年的联邦法官经验，其间撰写过100多份裁决意见书。在堕胎、奥巴马医改（《平价医疗法案》）、控枪、移民等一系列分裂美国的社会问题上，巴雷特均持保守立场。
她是反堕胎组织成员，支持广泛的枪支权利，支持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 如提名通过，在联邦最高法院针对相关案件的一系列裁决中，她被认为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堕胎案，有法律人士认为，她的提名“几乎肯定会让美国陷入一场关于堕胎权利的分裂性辩论”。
具体而言，巴雷特在下列分裂美国社会的问题上立场如下——
1. 堕胎：
在堕胎问题上，普遍认为巴雷特将对联邦最高法院重审罗伊诉韦德案持开放态度。
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保障了美国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堕胎权，堕胎自此在全美范围内合法化。
巴雷特曾写道：堕胎“总是不道德的”。
她在2016年一次大学演讲中表示，联邦最高法院“不太可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核心内容，即女性拥有堕胎权利。但关于女性是否可以晚期堕胎，如何就此限制堕胎诊所，“我认为这将会改变”。
在担任上诉法院法官时，她对堕胎权的宽泛解释持谨慎态度，在两项关于印第安纳州堕胎法律的裁决中，她都持异议。
2. 医保：
奥巴马医改，即《平价医疗法案》，大幅扩大了美国人获得医保的范围。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试图通过国会立法废除该法案，但宣告失败。此后，特朗普政府支持几个州联合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定于11月10日即大选一周后开始审理。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曾在保留奥巴马医改核心条款上站在自由派大法官一边，主张个人强制医保条款合宪，把对无医保者的罚款解释为“一种税收”，相关法规是在行使一种有效的征税权力。巴雷特对此持批评态度。
3. 控枪：
在2019年一项诉讼中，巴雷特反对禁止犯有非暴力重罪的人拥有枪支，称美国“建国时期的立法机构并没有仅仅因为重罪犯的身份就剥夺他们携带武器的权利” 。
4. 移民：
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颁布新规，领取社会福利的绿卡申请人或被视为“公共负担”而失去在美永久居留资格，被联邦法院叫停。
巴雷特认为这一新规属于《移民和国籍法》授予行政部门的广泛自由裁量权范围，投票反对叫停，并撰写40页异议书。今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以5:4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实施“公共负担”新规。
针对巴雷特的被提名，《洛杉矶时报》评论说：“巴雷特的履历让保守派满怀希望，让自由派感到恐惧。在未来几十年里，她将在从平权法案、枪支管制到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巩固保守派在法庭上的多数地位。”
圣母大学法学教授斯尼德则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试图打消自由派的疑惧，称赞巴雷特谦逊、正直、严谨，“不怕改变自己的想法”，“在处理案件时，会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观点放在一边。”
斯尼德还说，没有理由担心巴雷特随意推翻先例，其法学理念并不要求法官主动寻求推翻已有判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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