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历史变迁来看，20世纪早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跟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国内政治战略处境中有不少相似之处。
金融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幸存者偏差。就是说别人的经验，你学来其实未必管用，真正有价值的是别人的教训。
第一，他们都是后发的农业国，通过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实现对原有大国的经济赶超。
第二，他们对原有的霸主，长期保持着盟友关系，并且取得了多场全球性国际性大乱斗的共同胜利，然后随着实力的接近关系趋于反目。
德国以及他的前身普鲁士，在传统上跟英帝国之间关系非常良好，双方有多代通婚，在多场欧洲的混战中也都保持了盟友关系。
中国和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结盟是主流，比如中美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在一个战壕。
在冷战的早期，中美是对手，在朝鲜战场，在越南战场我们都有血淋淋的交手，但是到了冷战的后期，中美双方其实又成了盟友。
第三，当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今天的中国，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既有陆权，又有海权，而且原先都是安于陆权。
所以跟老霸主英帝国、美帝国这两个典型的海洋霸权之间，构成了互补关系，相互竞争的那一面相对少一些，在多次大乱斗中也通常构成了盟友关系。
在关系越来越紧张之后，期间都又想过重温旧梦，比如说1900、1901年前后，英国和德国曾经进行过长达3年的同盟谈判，希望再次建立同盟。
同样的，在2010年前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袭击之后的美国曾经试图跟中国建立一个G2，两个大国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两场谈判都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中国方面基本上就没接这个茬儿。
第四，这两个后发的新兴大国，都是先搞了一段外交上的韬光养晦。
然后国力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的经济需要在全球进行扩张，就开始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海军大建设，越来越先进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持续地进行了军费的投入。
第五，他们都反对老霸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都强调自身人民、自身国情的独特性，都反对个人主义价值本位，都强调个体要服从整体，都强调爱国主义价值观。
第六，他们都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国内大建铁路，然后要把自己的铁路要向海外延伸，打通欧亚非三大洲，要实现大陆体系的互联互通。
第七，他们都是先模仿发达国家，然后再进行自主创新，最后实现技术反超，都是把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同步进行。
第八，它们都面对着外部邻国的仇怨，比如当年法德关系长期矛盾，法国人割让了阿尔萨斯-洛林之后一直想要报仇。
所以德国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周边国家关系，而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外部邻国环境其实也比较复杂。
第九，工业化之后，他们都是通过国内的财富再分配来缓解因为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阶层分化，以及潜在的政治冲突。
第十，他们都认为老霸主是全球性帝国，需要处理全球性的挑战，所以都想象对方不会集中所有力量来对付我。
而且都认为对方会上门来打，而自己所拥有某种主场优势，所以在战略规划的时候，都把问题想象得相对简单了一些。
既然中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相似点这么多，那么中国是不是就注定了要重复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覆辙呢？
我个人认为事态还没有那么悲观，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德国，存在着若干点关键的不同。
第一，最大的不同是这两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空中间，政治制度是不一样的。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 Hohenzollern（霍亨索伦）王朝的世袭皇权，世袭封建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嫁接之物。
而我们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既有集中，有领袖，有统一领导，也有党内民主，有协商民主，有决策机制的自我纠错、自我平衡能力。
中国人是非常实用主义、唯物主义的，而德意志第二帝国时代的德国民族是严重的浪漫主义。
之前我参加在德国汉堡的一次会议，跟奥地利的前外长聊了三个小时，其中讲到德国内政外交的时候，他感叹说：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内在的自杀倾向。
他说这个东西源自于这个民族对浪漫主义的深度中毒，归根结底他们爱上了自杀式的那种美，那种悲剧之美。
请注意，奥地利人本身其实就是德意文化，其实就是大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这样一种自省和感叹，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德国的本土人口规模跟当年的英国差不多，但是跟持续扩张的美国人口相比就小了。
一战、二战爆发的时候，德国所在的同盟跟自己的对手整体的人口规模、国力规模相比是明显偏小。
而今天中国一家的人口相当于美、欧、日之和，更不用说跟五眼联盟的人口规模相比了。
当然除了人口规模之外，我们还要看人口的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的人口质量不会比他们差。
第四，是外交政策的不同。德国崛起之后，他们搞殖民主义、扩张主义，一味地用强，我们不搞扩张主义，而是共同开发。
我们相信柔弱胜刚强，而不是一味用强。从长期来看，中国人是愿意吃点短期的亏，局部的亏的，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的气量要大一些。
第五，中国并没有搞穷兵黩武。1913年前后，德国的军费开支占到财政开支的20%以上，这个就有点高了。
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想重蹈历史上崛起大国的覆辙，就必须认真地学习他们的经验教训。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民族主义，为 Hohenzollern（霍亨索伦）家族的皇权提供了比较多的合法性。
但是这个事一旦走向极端，就演变成了要求阳光下的地盘，认为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上就优于别人，把扩张战争认为是合理的。
执政者应该通过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来获得合法性，而不能依靠操纵民意，操纵民族情绪。
许多大国热衷于结盟，结盟它有好处，因为它可以放大你的对外威慑力，但是它也有缺陷。
它的缺陷就相当于企业家互相之间替人担保，虽然别人也可以替你担保，但是它有连带赔偿责任的风险。
一旦你的盟友卷入战争，而根据盟约你就有参加战争的义务，所以这个联盟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第三，在国际权势转移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不能性急，要少搞存量博弈，多搞增量博弈。
比如我们想扩大在IMF里的发言权投票份额，一时半会实现不了怎么办？那我就另起炉灶。
增量部分我在做大做强，而且增量部分我也不搞封闭性，不搞排他性，而是欢迎大家来一起参与。这样的话，这个事缓则圆，相当于用时间换空间。
第四，就是在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方面，不能撒胡椒面，不能搞战略分散，不能面面俱到。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威廉二世没有海权、陆权两手抓，两手都不够硬，而是适当地降低海权的诉求，专攻陆权，那首先他跟英国之间的翻脸会大大推迟。
其次，即便翻脸了，即便真的还仍然是德意志民族对欧洲其他主要民族开战的局面，那么他也很有可能能够打成1809年拿破仑战争的局面。
也就是说能够把俄罗斯击败，然后取得一个有利于他的和平关系。除了俄罗斯之外，整个欧陆欧洲大陆他都能够拿下，然后与英帝国隔海相望。
这就是拿破仑战争1809年的局面，显然远远好于威廉二世后来的局面的。
今天中国我们面临更多维的战略竞争，所以我们不能样样均匀的分布，而是要适当的集中。
因为这个是战略竞争，它不像参加高考。高考中如果你每门课都是全班第二名，那你很可能总分就是全班第一，妥妥的。
但是在这个战略竞争中间，如果你每一个方面都是排名第二，那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第五，就是做战略规划的时候，应该充分地估计困难和不利局面。
德国海军办公室的Tirpit（提尔皮茨）在战前做了很长时间的战略规划，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建设投入都是按照他的规划来进行的。
其实回过头来看，他把战略场景想得太过乐观。首先，他假设德意志海军一旦能够达到英国海军2/3的时候，就过了所谓的风险区。
因为英国人会认为一旦跟德国海军开战，潜在损失就会太大了，不可接受，所以就会放弃跟德国为敌。这是他的第一个假设。
其次他认为英国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即便在开战之后，也不会把所有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欧洲北部来对付德国海军。这是他的第二个假设。
但实际上，1914年一战开战之后，英国其实并没有因为德国海军达到了2/3，就放弃跟德国开战。
也并没有因为担心其他地方的海权而拿一部分来应付，而是集中全球的海军力量来对付德国，而放弃了他在北美，在地中海地区的海洋地位。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英帝国后来对德国做的是离岸封锁，而不是近岸进攻。就是远远地把你封锁住，而不是主动让你发挥主场优势。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一战期间，德国的大海军主力并没有实现跟英国在主场的大对决。
那么提尔皮茨，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威廉二世，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为什么威廉二世会把大海军的建设视为是皇权的遗葬？
视为是跟其他大国争夺全球霸权，争夺全球地位荣耀以及殖民地的谈判筹码，而不是说把它视为一重国运巨资的大杀器？为什么没有做到料敌从严？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从历史上看，人们非常容易被晚近的历史经验所催眠。
1860年代的德意志统一战争，打的是奇迹般的顺利，充分地体现了战略机动、战略技巧。
所以德意志第二帝国在50年及之后，在筹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脑子里边的参照系是1815年之后的持久和平，以及1860年代这场非常顺利的、生命代价损失比较小的局部战争。
但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即将步入的是百年一轮的一种大搏杀，大乱世。
大约以百年为周期，大国的权势更替通常伴随着一轮非常惨烈的，长达一代人的大乱动。
1618年到1648年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和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法国黎塞留天主教国家投入到新教一块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30年战争杀得血流成河。
到了1789年到1815年，法兰西民族作为主角儿，法国大革命再叠加历次的反法战争，叠加拿破仑战争，也是杀了20多年，直接死伤的人口是大几百万。
1815年获得和平之后，之后有将近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生的战争也都是比较小的。
一直到1914年到1945年之间，30年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再叠加了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叠加了大萧条，贸易保护主义，死亡人口加起来大几千万。
人的平均生命不到百年，所以等到上一轮曾经见识过、经历过这种大乱斗，这种惨烈的生命损失的那一代人，全部都失去之后，新一代的人往往就会对战争有一种浪漫的想象。
这时就会出现一批决策者都是好战之徒。所以中国古人讲的“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诚哉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