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使节一般在递交国书后方能正式履职。至此，驻南非大使完成轮换，由原来的林松添成为现在的陈晓东。
林松添从南非大使的任上下来之后，已于4月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位列副部级。
林松添升任副部是在南非大使任上，而陈晓东在赴任前，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正厅级）。所以，陈晓东此番出使，意味着也将升至副部级。
众所周知，大使由国家元首任命，在所驻国家代表本国及本国元首，为最高的外交代表。
比如前一阵子曝光率较高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是副部级。在外交这个对美预设战场的最前沿，崔大使可谓肩负重担，捍卫国家利益。他通过各种渠道阐释中方的立场和主张，坚决驳斥不实之辞，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
作为驻美大使，按照惯例，副部级官员一般会在60岁退出一线领导岗位，63岁左右退休。但崔大使系1952年出生，今年已经68岁，仍然在外交一线搏杀。
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下，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能以高超的技巧独当一面，在变幻莫测的局面下稳如柱石。
目前副部级的驻外大使中，像这样“延退”的还有两人，分别是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和驻朝鲜大使李进军，他们都是56年生人。
中国已经同18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这一百多个驻外大使，虽然对外都是大使，但行政级别各有不同，而不同的行政级别反映的是我们外交布局中的考量。
他们是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驻英国大使刘晓明、驻法国大使卢沙野、驻德国大使吴恳、驻日本大使孔铉佑、驻朝鲜大使李进军、驻印度大使孙卫东、驻巴西大使杨万明、驻南非大使陈晓东。
还有4位驻国际组织的大使也是副部级。分别是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张向晨。
这14位副部级大使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大使，级别基本是正司或副司（一些微型国家大使则由周边大馆的大使兼任，如李军华同时兼任驻意大利大使和驻圣马力诺大使，翟隽同时兼任驻法国大使和驻摩纳哥大使）。驻外使节行政级别的高低，意味着向驻在国投放外交资源的多寡。级别越高，外交资源投放越多。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驻外大使只有派驻联合国总部、其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朝鲜等国特命全权大使为副部级。
毕竟美、俄、英、法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享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中国同作为常任理事国，国际社会的顶级玩家，派出最高级别的副部级驻外大使同这四国联络，属于理所应当。
朝鲜是我们最重要的路上邻国，半岛又处于冷战最前沿，同时中朝有着特殊关系，由副部级大使坐镇进行协调，也是在情理之中。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各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也在发生调整：1993年驻日大使升格为副部，1997年驻德大使升格为副部。
两德合并后，德国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体，也是中国当时对欧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经济大国，是中国当时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将这两个使馆升格为副部级，反映出中国外交布局的拓展。
后来随着欧盟成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增设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常驻世贸组织代表两个副部级大使职位。
欧盟多年来，GDP总量一直和美国不相上下；而世贸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要性也不用多说。
到了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驻印度、驻巴西、驻南非大使馆升为副部级，凸显了我们对新兴大国的重视。
和日、德大使级别调高一样，副部级使节的变迁，即是中国调整宏观对外战略的微观体现。
因此在50年代，第一批同我国建交的国家集中在苏东地区，我们都派出立下赫赫军功的“将军大使”，级别相当高。
像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驻民主德国大使姬鹏飞，曾任三野第七兵团副政委；驻匈牙利大使黄镇，曾任二野第九纵政委；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曾任四野副参谋长；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曾任二野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
随着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的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影响力下降，驻这些国家的使馆都降级成司局级。
遭遇降级的使馆还有越南。首任越南大使罗贵波，曾任一野第七军政委，属于高配的将军大使。之后驻越大使都是副部级。
上世纪70年代末，越南国内生变。北越政权完成统一后，在我边境滋事。我在自卫反击战前后为表明态度，将驻越使馆降级为司局级，此后再未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急需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因此积极融入西方社会，为的是实现会富起来的战略意图。因此，自九十年代以来奠定的、重视经济大国的新外交格局延续至今。
而到了党是十八大，为了深化自强自立，需要对外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加强了和发展中国家“同辈”们的联系。
BRICS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地区性强国，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可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单靠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实现秩序上的逆转。而加大金砖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国即有机会凭借在金砖国家中的优势地位，成为集团博弈的最大获益者。
所以尽管如今有类似“金砖褪色论”的论调，但在这些国家上的外交投入，我们都是有充分的战略考量的。
周总理五十年代初曾经提出十六字准则，“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既是外交官选拔的标准，也是外交人员身体力行的基本要求。
这个东西，乍一看起来没啥技术含量，但其实涉及到一个判断和拿捏问题。好的外交官都是把握火候的老手。
当然，还要坚持共产主义立场，警惕“和平演变”。毕竟外交官作为各种资源的汇聚中枢，掌握着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资源。
防泄密、防渗透、防策反，是永恒的主题，需要保持高度的党性，在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像新中国第一批大使有80%来自部队，15%有地下工作经历，看中的就是他们过硬的政治素质。
当然，外交体系的渊源构筑也和周总理的经历相关。周总理在建国前，长期担任国统区的最高负责人，主管的即是统战工作和对外联络。
因此，他懂得对外工作看似和风煦日，实则刀光剑影。相比而言，军队和地下工作最讲纪律，最讲请示汇报，和外事工作中有限授权、要经常请示汇报异曲同工。因此即使没有外语基础，不懂外事礼仪，稍加培训，这批坚强的战士在对外工作战线上即能有效地发光发热。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高级外交官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政治水平之外，包括外语水平、理论知识、心理素质都纳入于考察范畴。大部分驻外大使都是毕业即进入外交系统工作，在职业生涯中辗转不同的驻外使馆任职。从随员干起，历经三秘、二秘、一秘、参赞、公使，最后到大使。
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馆舍。随着外事经验的积累，外交人员的认知和理解会逐渐成熟，逐步完成从执行层、建议层、再到决策层的成长。不同岗位的历练，可以拓宽外交官的视野，快速的理解繁复的外交事务。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攀升，对外交往的需求越来越多，涉及到经济、国防、教育、卫生、科技、统战、宣传等各个方面。
虽然外交官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对高级外交官的要求更迫切，因为只有在对外战线上浸染得久了，才能找到不同事务之间的普遍联系，系统的思考问题，多快好省的实现既定的任务。
比如崔天凯大使先在97年从新闻司副司长调任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从副局级晋升成正局级；后来回国任政研室主任、亚洲司司长，再担任部长助理；07年任驻日本大使，升至副部级。
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93年在日本使馆提任公使衔参赞，官至副局级；后先后担任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04年任驻日本大使，升至副部级。现任外交部领导，多数都有驻外担任高级外交官的履历。
有一些副部级大使职位，由固定的部委派驻。像驻朝鲜大使，通常由中联部派任，前任刘洪君，现任李进军皆是如此。这主要是源于中朝特殊的党际关系。
还有驻世贸组织大使，由商务部派任，01年入世成功之后至今，已有4位驻世贸组织大使，分别是孙振宇、易小准、俞建华、张向晨。
一些重要国家的大使通常由资深的，或者上升通道比较顺畅的官员担任。而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国家的大使，则属于过渡性质，有时也算给老同志一个出口。毕竟驻外大使的收入相较国内水平较高，同时也非常受到尊敬。
2000年对高级外交官选拔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中组部首次会同外交部，在地方和中央、国家机关中进行选拔，最终选出了10余名人选。
他们是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宋涛，任驻印度使馆参赞；中联部非洲局局长艾平，任埃塞俄比亚大使；中联部秘书长李进军，任缅甸大使；湖南工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任驻津巴布韦大使；湖南省外经委副主任李强民，任驻乌干达大使；宁德副市长李元明，任驻温哥华总领事；广东文化厅副厅长林迪夫，任驻博茨瓦纳大使；上海浦东新区组织部长沙海林，任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建国，任驻格鲁吉亚大使；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赵会民，任驻纽约副总领事；中国人民银行培训中心主任谢杭生，任驻英国使馆公使。
首批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仕途发展都很顺利。宋涛现任中联部部长，是其中发展最好的；谢杭生曾任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组长；艾平、李进军曾官至中联部副部长；沙海林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会民曾任北京市外事办主任。其他几位也是在多国历任大使、总领事等高级外交官职务。
其中最重要的，即是中组部副部长齐玉调任外交部党委书记，成为外交部近年来第一个由中组部调任的党委书记。
这意味着，随着对外交往事务的增多，外交人员的扩增，中央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交人员的组织建设，尤其是提升党建水平。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来自党务系统的老将坐镇，整顿外交队伍，其中的用意可谓深远。
外交系统领导层还有几个案例可说。曾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的张骥，先担任中央纪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后转任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组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显法，曾任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
除此之外，现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曾任广西贵港市市长、现驻冈比亚大使马建春曾任商务部外事司司长等。中央始终重视外交系统内外、央地交流，突显了梯队多样性的重要性。
相比于中国严谨的培养体系，美国的驻外大使就显得没那么严肃，甚至有点“商品交换”的意味。
美国的驻外大使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及参议院全体会议审核后通过。
众所周知，竞选美国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及各方政治势力的选票支持。因此，总统竞选过程中的慷慨捐助人，或是坚定盟友，在总统竞选成功之后，会得到一个大使的职位作为“报偿”。
这些外交的“门外汉”，会在出使前接受短期培训，然后被派到关系稳定、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国家任职。像加勒比和西欧地区的这类“报偿”外交官比例高达70%。
“报偿”外交官堪称西方国家的一大特色，而其中又以美国的现状最为明显。职务腐败？卖官鬻爵？不，人家这是政治制度允许的“等价交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驻英大使。由于两国关系过于密切和稳定，大多数时间并不需要外交官具有高超的专业能力。所以英国大使一直以来都是总统竞选的慷慨捐赠人。
小布什时期的美国驻英大使法里什是德克萨斯千万富翁，布什家族的朋友和捐款人。现任美国驻英大使约翰逊也是亿万富翁，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纽约喷气机队的拥有者，同时是特朗普的捐款人。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没有战乱、环境优美，是美国的战略同盟国和驻军国，美国对其有着很深的控制力。因此，驻日大使也是个轻松的行当。
曾经的驻日大使卡洛琳·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唯一在世的女儿。奥巴马为了连任，积极争取她的支持，并顺利获得她的背书。奥巴马顺利连任总统后，作为交换，2013年任命卡洛琳为驻日大使。
一向不给奥巴马面子的《芝加哥论坛报》在任命之初就发表评论，表示：“一个外交和政治上都没有经验的人来担任驻日大使一职，其能力让人质疑。”
这位公主果然没让人失望。刚到任，就在推特上质疑日本捕杀海豚和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犯了大使干涉内政的大忌，让美国东亚的“亲密盟友”颜面扫地。
除此之外，“明码标价”的大使数不胜数。小布什时期的驻爱尔兰大使里甘，原为信息存储公司EMC的创办人，给小布什竞选捐了60万美金。
驻瑞士大使雷罗伊兹，原为德州棒球队的老板，给小布什竞选捐了45万美金；奥巴马时期的驻匈牙利大使贝尔，原为肥皂剧制片人，给奥巴马捐了80万美元；驻挪威大使楚尼斯是开酒店的（Chartwell连锁 ），捐了50万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的正厅局级大使岗，只需要北京东三环一套50平的老破小，就能顺利“买到”了。
这些驻外大使的外交素质可想而知，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像奥巴马提名的驻阿根廷大使马麦特，原为咨询公司老板，在就职前承认自己“从没去过阿根廷，也不知道阿根廷在哪里”。
还有的大使会假公济私。现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曾经向英方提出把英国高尔夫公开赛转到特朗普集团的度假地举办，目的是为了给特朗普的产业打广告。真是肉都得烂到自己人锅里。
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取消了竞选活动接受捐款的约束。从此“权钱交易”名正言顺，再无阻碍。富商们在大选期间选定看好的候选人，花钱捐款。
这笔投资除了跟政客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外，还能收获有利于自己的法案政策，或是从政成为驻外使节，顺利走上仕途。也就是说，只要选对了方向，这笔投资真可谓稳赚不赔，回报颇丰。
而且现在美国盛行“大使无效论”，认为随着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控对外事务，大使不过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大使作用沦为小旅店老板，只是为到访的国内高层人员和代表团迎来送往。
就连基辛格也曾经评论说，“今后大使将一文不值”。
这种对于驻外使节的理解充斥着美式的傲慢。
美国对于外交梯队的不重视，颇有晚清“天朝上国”遗风，认为自己根本无需更新对于世界的认知。
要知道当心智和认知模式已经固化、不再发展，对世界的假设已经定型，恰恰是心灵闭合的标志，也是走下坡路的体现。
当今外交事务的议题愈发多样，驻外使节作为外交最高代表，需要敏锐的感知力和高超的协调力，才能在事态发生时敏捷的协调内外关系，调配各行业的人才，成熟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大使作为驻在国的本国代表，拥有得天独厚的渠道优势，可以直接传播本国文化，塑造所在国的国民感情。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是一种软实力，是值得不断强化、持续发力的。
特别是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高傲的美国还在固守自己的逻辑，对他国不是视而不见就是颐指气使，最终折耗的是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如特朗普任命的，2017-2019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理查德·格雷内尔，因对德国屡屡出言不逊乃至干涉内政，被德媒称为“极右的殖民军官”、“华盛顿帝王在德国的州长”、“占领国指挥官”。其离任时，德国政坛可谓“锣鼓喧天、奔走相告”。
美国在故步自封、继续奉行“美国优先”、“单极霸权”之时，中国正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我们依靠一批关键时候稳得住、靠得住的外交官，协调统筹各方力量，积极拓展“一带一路”，着眼后疫情时代，步步为营。
像开头提到的非洲地区，在此次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初，曾被担心成为医疗能力不足，沦为重灾区。但在中国的鼎力协助下，多国抗疫成果超出预期。
据外交部的信息，中方向非洲国家提供多批次大量抗疫物资，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开展抗疫培训近400场，为当地数万名医护人员提供了指导。
是我们的使馆凭借对当地的丰富知识，通过正式非正式的手段方法，将这些援助物资进行精准对接，将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大大提升了中国在非洲当地的口碑。
而这一个个国家力量传递基地的掌舵人，正是我们的全权大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