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长助理: 中国的驻外大使们都是什么行政级别?|2020-10-19

2020年10月19日08:48:52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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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刚过,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即向所在国递交国书。

陈晓东,1965年12月生,安徽庐江人。自2006年起,历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驻英国公使,驻新加坡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

外交使节一般在递交国书后方能正式履职。至此,驻南非大使完成轮换,由原来的林松添成为现在的陈晓东。

林松添从南非大使的任上下来之后,已于4月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位列副部级。

 

林松添升任副部是在南非大使任上,而陈晓东在赴任前,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正厅级)。所以,陈晓东此番出使,意味着也将升至副部级。

众所周知,大使由国家元首任命,在所驻国家代表本国及本国元首,为最高的外交代表。

比如前一阵子曝光率较高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是副部级。在外交这个对美预设战场的最前沿,崔大使可谓肩负重担,捍卫国家利益。他通过各种渠道阐释中方的立场和主张,坚决驳斥不实之辞,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

 

作为驻美大使,按照惯例,副部级官员一般会在60岁退出一线领导岗位,63岁左右退休。但崔大使系1952年出生,今年已经68岁,仍然在外交一线搏杀。

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下,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能以高超的技巧独当一面,在变幻莫测的局面下稳如柱石。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目前副部级的驻外大使中,像这样“延退”的还有两人,分别是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和驻朝鲜大使李进军,他们都是56年生人。

驻英大使刘晓明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中国已经同18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这一百多个驻外大使,虽然对外都是大使,但行政级别各有不同,而不同的行政级别反映的是我们外交布局中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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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级驻别国大使,目前一共有10人。

他们是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驻英国大使刘晓明、驻法国大使卢沙野、驻德国大使吴恳、驻日本大使孔铉佑、驻朝鲜大使李进军、驻印度大使孙卫东、驻巴西大使杨万明、驻南非大使陈晓东。

还有4位驻国际组织的大使也是副部级。分别是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张向晨。

 

这14位副部级大使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大使,级别基本是正司或副司(一些微型国家大使则由周边大馆的大使兼任,如李军华同时兼任驻意大利大使和驻圣马力诺大使,翟隽同时兼任驻法国大使和驻摩纳哥大使)。驻外使节行政级别的高低,意味着向驻在国投放外交资源的多寡。级别越高,外交资源投放越多。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驻外大使只有派驻联合国总部、其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朝鲜等国特命全权大使为副部级。

毕竟美、俄、英、法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享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中国同作为常任理事国,国际社会的顶级玩家,派出最高级别的副部级驻外大使同这四国联络,属于理所应当。

朝鲜是我们最重要的路上邻国,半岛又处于冷战最前沿,同时中朝有着特殊关系,由副部级大使坐镇进行协调,也是在情理之中。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各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也在发生调整:1993年驻日大使升格为副部,1997年驻德大使升格为副部。

两德合并后,德国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体,也是中国当时对欧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经济大国,是中国当时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将这两个使馆升格为副部级,反映出中国外交布局的拓展。

后来随着欧盟成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增设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常驻世贸组织代表两个副部级大使职位。

欧盟多年来,GDP总量一直和美国不相上下;而世贸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要性也不用多说。

到了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驻印度、驻巴西、驻南非大使馆升为副部级,凸显了我们对新兴大国的重视。

 

和日、德大使级别调高一样,副部级使节的变迁,即是中国调整宏观对外战略的微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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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实行“一边倒”,因此主要是在苏联、东欧国家组成的“东方世界”开展外交活动,为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

因此在50年代,第一批同我国建交的国家集中在苏东地区,我们都派出立下赫赫军功的“将军大使”,级别相当高。

像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驻民主德国大使姬鹏飞,曾任三野第七兵团副政委;驻匈牙利大使黄镇,曾任二野第九纵政委;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曾任四野副参谋长;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曾任二野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

 

随着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的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影响力下降,驻这些国家的使馆都降级成司局级。

遭遇降级的使馆还有越南。首任越南大使罗贵波,曾任一野第七军政委,属于高配的将军大使。之后驻越大使都是副部级。

上世纪70年代末,越南国内生变。北越政权完成统一后,在我边境滋事。我在自卫反击战前后为表明态度,将驻越使馆降级为司局级,此后再未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急需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因此积极融入西方社会,为的是实现会富起来的战略意图。因此,自九十年代以来奠定的、重视经济大国的新外交格局延续至今。

而到了党是十八大,为了深化自强自立,需要对外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加强了和发展中国家“同辈”们的联系。

BRICS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地区性强国,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可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单靠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实现秩序上的逆转。而加大金砖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国即有机会凭借在金砖国家中的优势地位,成为集团博弈的最大获益者。

所以尽管如今有类似“金砖褪色论”的论调,但在这些国家上的外交投入,我们都是有充分的战略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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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打的是“文仗”。

周总理五十年代初曾经提出十六字准则,“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既是外交官选拔的标准,也是外交人员身体力行的基本要求。

外交官选拔的第一标准当然是搜集并报回所在国的各方面情况,对本国提出外交政策建议,并向驻在国政府准确传达本国的政策意图。

这个东西,乍一看起来没啥技术含量,但其实涉及到一个判断和拿捏问题。好的外交官都是把握火候的老手。

当然,还要坚持共产主义立场,警惕“和平演变”。毕竟外交官作为各种资源的汇聚中枢,掌握着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资源。

防泄密、防渗透、防策反,是永恒的主题,需要保持高度的党性,在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像新中国第一批大使有80%来自部队,15%有地下工作经历,看中的就是他们过硬的政治素质。

当然,外交体系的渊源构筑也和周总理的经历相关。周总理在建国前,长期担任国统区的最高负责人,主管的即是统战工作和对外联络。

因此,他懂得对外工作看似和风煦日,实则刀光剑影。相比而言,军队和地下工作最讲纪律,最讲请示汇报,和外事工作中有限授权、要经常请示汇报异曲同工。因此即使没有外语基础,不懂外事礼仪,稍加培训,这批坚强的战士在对外工作战线上即能有效地发光发热。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高级外交官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政治水平之外,包括外语水平、理论知识、心理素质都纳入于考察范畴。大部分驻外大使都是毕业即进入外交系统工作,在职业生涯中辗转不同的驻外使馆任职。从随员干起,历经三秘、二秘、一秘、参赞、公使,最后到大使。

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馆舍。随着外事经验的积累,外交人员的认知和理解会逐渐成熟,逐步完成从执行层、建议层、再到决策层的成长。不同岗位的历练,可以拓宽外交官的视野,快速的理解繁复的外交事务。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攀升,对外交往的需求越来越多,涉及到经济、国防、教育、卫生、科技、统战、宣传等各个方面。

虽然外交官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对高级外交官的要求更迫切,因为只有在对外战线上浸染得久了,才能找到不同事务之间的普遍联系,系统的思考问题,多快好省的实现既定的任务。

比如崔天凯大使先在97年从新闻司副司长调任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从副局级晋升成正局级;后来回国任政研室主任、亚洲司司长,再担任部长助理;07年任驻日本大使,升至副部级。

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93年在日本使馆提任公使衔参赞,官至副局级;后先后担任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04年任驻日本大使,升至副部级。现任外交部领导,多数都有驻外担任高级外交官的履历。

 

有一些副部级大使职位,由固定的部委派驻。像驻朝鲜大使,通常由中联部派任,前任刘洪君,现任李进军皆是如此。这主要是源于中朝特殊的党际关系。

还有驻世贸组织大使,由商务部派任,01年入世成功之后至今,已有4位驻世贸组织大使,分别是孙振宇、易小准、俞建华、张向晨。

 

一些重要国家的大使通常由资深的,或者上升通道比较顺畅的官员担任。而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国家的大使,则属于过渡性质,有时也算给老同志一个出口。毕竟驻外大使的收入相较国内水平较高,同时也非常受到尊敬。

2000年对高级外交官选拔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中组部首次会同外交部,在地方和中央、国家机关中进行选拔,最终选出了10余名人选。

他们是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宋涛,任驻印度使馆参赞;中联部非洲局局长艾平,任埃塞俄比亚大使;中联部秘书长李进军,任缅甸大使;湖南工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任驻津巴布韦大使;湖南省外经委副主任李强民,任驻乌干达大使;宁德副市长李元明,任驻温哥华总领事;广东文化厅副厅长林迪夫,任驻博茨瓦纳大使;上海浦东新区组织部长沙海林,任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建国,任驻格鲁吉亚大使;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赵会民,任驻纽约副总领事;中国人民银行培训中心主任谢杭生,任驻英国使馆公使。

首批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仕途发展都很顺利。宋涛现任中联部部长,是其中发展最好的;谢杭生曾任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组长;艾平、李进军曾官至中联部副部长;沙海林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会民曾任北京市外事办主任。其他几位也是在多国历任大使、总领事等高级外交官职务。

2018年对于外交系统来说,也是个重要年份。自2018开始,中央愈加重视外交系统人员的队伍建设和内外交流。

其中最重要的,即是中组部副部长齐玉调任外交部党委书记,成为外交部近年来第一个由中组部调任的党委书记。

这意味着,随着对外交往事务的增多,外交人员的扩增,中央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交人员的组织建设,尤其是提升党建水平。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来自党务系统的老将坐镇,整顿外交队伍,其中的用意可谓深远。

 

外交系统领导层还有几个案例可说。曾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的张骥,先担任中央纪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后转任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组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显法,曾任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

除此之外,现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曾任广西贵港市市长、现驻冈比亚大使马建春曾任商务部外事司司长等。中央始终重视外交系统内外、央地交流,突显了梯队多样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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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我们国家的驻外大使,我们再拿美国对比一下。

相比于中国严谨的培养体系,美国的驻外大使就显得没那么严肃,甚至有点“商品交换”的意味。

美国的驻外大使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及参议院全体会议审核后通过。

众所周知,竞选美国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及各方政治势力的选票支持。因此,总统竞选过程中的慷慨捐助人,或是坚定盟友,在总统竞选成功之后,会得到一个大使的职位作为“报偿”。

这些外交的“门外汉”,会在出使前接受短期培训,然后被派到关系稳定、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国家任职。像加勒比和西欧地区的这类“报偿”外交官比例高达70%。

“报偿”外交官堪称西方国家的一大特色,而其中又以美国的现状最为明显。职务腐败?卖官鬻爵?不,人家这是政治制度允许的“等价交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驻英大使。由于两国关系过于密切和稳定,大多数时间并不需要外交官具有高超的专业能力。所以英国大使一直以来都是总统竞选的慷慨捐赠人。

小布什时期的美国驻英大使法里什是德克萨斯千万富翁,布什家族的朋友和捐款人。现任美国驻英大使约翰逊也是亿万富翁,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纽约喷气机队的拥有者,同时是特朗普的捐款人。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没有战乱、环境优美,是美国的战略同盟国和驻军国,美国对其有着很深的控制力。因此,驻日大使也是个轻松的行当。

曾经的驻日大使卡洛琳·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唯一在世的女儿。奥巴马为了连任,积极争取她的支持,并顺利获得她的背书。奥巴马顺利连任总统后,作为交换,2013年任命卡洛琳为驻日大使。

一向不给奥巴马面子的《芝加哥论坛报》在任命之初就发表评论,表示:“一个外交和政治上都没有经验的人来担任驻日大使一职,其能力让人质疑。”

时年东京街头,新任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乘坐马车前往皇居拜访天皇明仁

这位公主果然没让人失望。刚到任,就在推特上质疑日本捕杀海豚和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犯了大使干涉内政的大忌,让美国东亚的“亲密盟友”颜面扫地。

除此之外,“明码标价”的大使数不胜数。小布什时期的驻爱尔兰大使里甘,原为信息存储公司EMC的创办人,给小布什竞选捐了60万美金。

驻瑞士大使雷罗伊兹,原为德州棒球队的老板,给小布什竞选捐了45万美金;奥巴马时期的驻匈牙利大使贝尔,原为肥皂剧制片人,给奥巴马捐了80万美元;驻挪威大使楚尼斯是开酒店的(Chartwell连锁 ),捐了50万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的正厅局级大使岗,只需要北京东三环一套50平的老破小,就能顺利“买到”了。

这些驻外大使的外交素质可想而知,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像奥巴马提名的驻阿根廷大使马麦特,原为咨询公司老板,在就职前承认自己“从没去过阿根廷,也不知道阿根廷在哪里”。

还有的大使会假公济私。现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曾经向英方提出把英国高尔夫公开赛转到特朗普集团的度假地举办,目的是为了给特朗普的产业打广告。真是肉都得烂到自己人锅里。

06

美国的外交腐败,源于无上限的政治献金制度。

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取消了竞选活动接受捐款的约束。从此“权钱交易”名正言顺,再无阻碍。富商们在大选期间选定看好的候选人,花钱捐款。

这笔投资除了跟政客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外,还能收获有利于自己的法案政策,或是从政成为驻外使节,顺利走上仕途。也就是说,只要选对了方向,这笔投资真可谓稳赚不赔,回报颇丰。

而且现在美国盛行“大使无效论”,认为随着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控对外事务,大使不过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大使作用沦为小旅店老板,只是为到访的国内高层人员和代表团迎来送往。

就连基辛格也曾经评论说,“今后大使将一文不值”。

 

这种对于驻外使节的理解充斥着美式的傲慢。

美国对于外交梯队的不重视,颇有晚清“天朝上国”遗风,认为自己根本无需更新对于世界的认知。

要知道当心智和认知模式已经固化、不再发展,对世界的假设已经定型,恰恰是心灵闭合的标志,也是走下坡路的体现。

当今外交事务的议题愈发多样,驻外使节作为外交最高代表,需要敏锐的感知力和高超的协调力,才能在事态发生时敏捷的协调内外关系,调配各行业的人才,成熟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大使作为驻在国的本国代表,拥有得天独厚的渠道优势,可以直接传播本国文化,塑造所在国的国民感情。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是一种软实力,是值得不断强化、持续发力的。

特别是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高傲的美国还在固守自己的逻辑,对他国不是视而不见就是颐指气使,最终折耗的是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如特朗普任命的,2017-2019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理查德·格雷内尔,因对德国屡屡出言不逊乃至干涉内政,被德媒称为“极右的殖民军官”、“华盛顿帝王在德国的州长”、“占领国指挥官”。其离任时,德国政坛可谓“锣鼓喧天、奔走相告”。

 

美国在故步自封、继续奉行“美国优先”、“单极霸权”之时,中国正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我们依靠一批关键时候稳得住、靠得住的外交官,协调统筹各方力量,积极拓展“一带一路”,着眼后疫情时代,步步为营。

像开头提到的非洲地区,在此次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初,曾被担心成为医疗能力不足,沦为重灾区。但在中国的鼎力协助下,多国抗疫成果超出预期。

据外交部的信息,中方向非洲国家提供多批次大量抗疫物资,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开展抗疫培训近400场,为当地数万名医护人员提供了指导。

而这些援助的实施,都是在我们驻当地使馆的统筹协调下完成的。要知道,虽然非洲发展潜力很大,但在现阶段很多国家的发展水平仍然落后,机构能力不足。

是我们的使馆凭借对当地的丰富知识,通过正式非正式的手段方法,将这些援助物资进行精准对接,将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大大提升了中国在非洲当地的口碑。

而这一个个国家力量传递基地的掌舵人,正是我们的全权大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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