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斗取得了最终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帝国主义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极端仇视新中国，几十万残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反动党团组织纠合起来与台湾当局及海外反华势力内外勾结，千方百计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
1950年，新中国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反革命势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当时是十分严峻、激烈、复杂的，它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而时起时伏。“镇反”工作虽然在农村，尤其是剿匪战斗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城市里，有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学会如何斗争？不少地方搞起了“宽大无边”，无原则地“施仁政”，麻痹大意，走向消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从优势转为劣势，29日，美军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并准备向北进攻。
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招待会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会听任帝国主义以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传话给美国，中国决不会坐视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10月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不久占领平壤，并兵分多路逼近中朝边境。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入朝作战，拉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序幕。
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内是一场“抗美援朝运动”，与“镇反”运动、土改运动，并称为三大运动。
在国内外局势高度紧张情况下，就在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发布后第三天，1950年10月10日，为了顺利开展抗美援朝各项工作，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举改变了当时存在的“镇反”工作一些消极状况。
对“第五纵队”能仁慈吗？如果放过它们，它们会在美蒋势力的指挥下，趁志愿军在前线出兵作战，在后方捅刀破坏。
当时，国内反革命势力闻风而动，气焰嚣张到顶点，叫嚣着：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黑暗将过，黎明即来，失意的人们，团结起来。并四处活动，大肆破坏。
“镇反”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时开展，并紧密配合，在我志愿军进行决定全局的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时，国内正展开对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逮捕和肃清。粉碎了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命的企图，巩固了抗美援朝的大后方。
这些反革命份子早就在到处活动，1950年春天，在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等地春荒严重，这些人趁机破坏，一边制造、传播谣言，挑拨党群关系；一边劫粮、焚粮，煽动群众抢夺物资。
夏天，西南、西北、南方残匪伺机出击，烧杀劫掠，有的还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授予“委任状”，城市里潜伏特务纷纷“唤醒”，寻找破坏目标，与美蒋联系确定飞机轰炸目标。上海“二.六”轰炸，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炸死市民500多人，炸伤1000多人，台湾还发“嘉奖令”。
各种反革命分子在全国各市镇都制造了“最后的疯狂”，炸桥毁路、阻断交通、撞车翻船、焚烧棉花、夜间到工厂破坏，种种罪行对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除此之外，他们还对人民群众进行伤害，在井水里投毒，在食品里投毒、故意残害无辜群众，包括儿童都不放过，竭力制造恐怖气氛，企图让整个社会无心生产、无心工作。
一些旧社会流氓以为要变天，又出来诈骗钱财、强奸妇女、行凶抢劫，纵火，这是当时城市里常见的破坏手段，目标有商店、仓库、医院、学校、民宅。
有的半夜贴标语，说国民党军队马上要打过来，造谣惑众，恐吓积极分子。
抗美援朝战争在进行时，这些家伙进行有组织的暴乱，围攻基层政权，党政军机关里“沉睡”的特务利用关系腐蚀收买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刺探收集各种情报，传递给大陆接头人，再送到台湾省，那里有美军情报站。
台湾当局认为时机已到，国际形势对其有利，向大陆各大城市再加派人手，大城市都有行动组，如保密局“陕西站”特务多次行刺贺龙、甘泗淇等人，彭德怀在去朝鲜前，也被“陕西站”盯上。
号称“百发百中，无刺不成”的军统顶尖刺客，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中校警卫组长刘全德，1949年6月去了台湾，年底毛人凤让这张王牌重新潜回上海。1950年在刺杀陈毅时行动中暴露，行动失败，被枪毙。
“北京站”的目标是中央级人物，1950年国庆行动小组还计划炮轰城楼，摧毁检阅台，只是在行动前几天被抓获。
对这些人，搞所谓的“宽大无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朝鲜战争一爆发，更是疯狂到了极点，从各种阴暗的角落里跳了出来，急于表现，“立功心切”。
1950年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出后，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检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制定计划，层层落实，严打反革命分子，到了1951年初，才初步扭转之了“宽大无边”偏向，有力的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要跟美国打大仗，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必须坚决打击，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才能震慑敌人，确保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否则，人心惶惶的社会，又如何团结一心，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2月21日，《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人民日报》发表重磅社论《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在社会上引了极大反响，社会各界、各党派、各团体，纷纷响应，这是“镇反”运动全面展开阶段。
也就是说，“镇反”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之前，“镇反”运动在此之后。“镇反”为什么当时会出现消极情况？因为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种天真的认知（如果不是故意的话），比如在《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在政治法律委员会讨论时，委员刘王立明女士在会上就问董必武（主任）：“我记得苏联曾有时期废除死刑，我们可否学习苏联也废除死刑？”，董必武和一些委员都笑了。
但在社会名流里面，持刘王立明这种态度的人并不少见，刘王立明有社会地位，有超过普通人的生活条件，有保姆服务，她不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人被反革命分子残害。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摆出清高、仁慈的姿态，她不是坏人，但如果真的按她的建议，在条例中取消死刑，那“镇反”就无从谈起。
还有的人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后，将抗美援朝的一些机密信息泄露给“外人”，而“外人”又无意泄露给“外人”，一直传到隐藏在大陆的特务这里。
这些人在各个省市都有，他们比起那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一概而论，但破坏力却不亚于反革命分子。
中华民族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百余年的欺凌，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也决不甘心继续受欺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面对世界第一强国，就算打个平手，也可以说是胜利。
而一些有亲美、恐美、崇美心理的知识分子，在这关键时刻悲观失望，他们分布在各机关、企业、党派、学校、团体里面，经常唉声叹气影响别人，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志愿军出国作战必败无疑。
有的人则认为朝鲜战争能拖垮新中国，为此幸灾乐祸，带动别人看笑话。甚至有人就跟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等待“变天”，给自己留条飞黄腾达的后路，变成了“第五纵队”中的一员。
在50年代初，还有一大批与西方有关的组织，受外国控制，包括管理人员的任免也是由国外派人任职。如教会性质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它们存在于各大城市中，里面隐藏有间谍、特务，又能培养出一批带路党、第五纵队。
随着“镇反”运动开展，“第五纵队”暴露在了人民面前，当抗美援朝运动深入人心，朝鲜前线几个战役打下来，美国纸老虎被戳破后，“第五纵队”变成了过街老鼠，能改变自己“亲美、恐美、崇美”立场的知识分子都得到了宽待。
而一些死硬分子，走上了与人民对抗的道路，像全国政法委员会委员周鲸文（1931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政治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校长）便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让他自决去路，1956年去了香港，公开当起了国民党的工具。
由形形色色人物组成的“第五纵队”，到1950年5月底，残匪、台湾特务大部分被逮捕或枪毙，有血债的恶霸也是死刑，其它根据罪行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1950年6月至10月31日，“镇反”运动进入清理积案阶段，死刑核准权收到省一级，批捕权收到地委一级，确保运动健康、深入发展。
10月23日毛主席发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讲话，标志着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1951年11月是扫尾和巩固阶段，到1953年秋，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终于获得了全面胜利。
这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经历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过程，1953年7月27日交战方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
“镇反”运动从开始胜利和抗美援朝从开始到胜利的时间是非常吻合的，这不是巧合，而是伟人高瞻远瞩的两手战略部署。
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就不会有发展的和平环境，国际地位也不会有质的提升。
没有“镇反”运动的胜利，我们就不会万众一心建设祖国的社会环境，各族人民群众也不会安居乐业。
“抗美援朝”战争为凝聚人心提供了绝佳机会，令新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伟人，将外患和内乱在短时间内一并解决掉，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气魄？
所以，那些台湾特务现在又来捣什么乱呢？那些“第五纵队”又折腾什么呢？这些魑魅魍魉，只能让中国人更团结，更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