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在会后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创新”一词出现了15次。党中央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高度，提出了一批科技工作的新论述。
其中，“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提法，在科技界引发了共鸣，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笔者认为，在反制美国霸权主义斗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党中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不仅体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执政思维，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明确指明中国是美国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此后一系列对中国的遏制行为基本可以认为是美国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共同意志，因为针对中国的几个法案基本没有反对票。以此为分界点，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动逐步升级，而且短期内看不到和缓的迹象。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为的是“保家卫国”。70年后，党提出科技自立同样有着深刻的安全背景。
2012年前后，中国手机产业链开始崛起，从终端整机的角度说，中国品牌成功地占领了市场。当时市场上最活跃的四大金刚是中兴、华为、酷派、联想，被媒体简称为“中华酷联”。此后，中国手机市场虽然有更迭和洗牌，但中兴、华为始终不缀。不仅在国内使用者众多，在海外也和小米、oppo、vivo一起构成了中国手机品牌的主要形象。
在一般老百姓看来，这些企业无疑是科技公司，尤其华为更是事实上的第一大科技民营企业。2018年中美贸易战风云突起，美国无理制裁了中兴。很快，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就表示，美国的制裁可能使公司立即进入休克状态。
“中兴事件”最终以中兴缴纳巨额罚款，美国解除制裁，中兴被迫拆分而结束。当时舆论对中兴的无力抵抗极为愤怒，并表示华为肯定不会这样，后来美国真的将魔爪伸向了华为。
华为的表现当然要比中兴好得多，这主要归功于党和国家的坚定支持。同时，以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展现的高尚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鼓舞起了华为和华为支持者们面对美国制裁的力量。华为在海外团队建设也很给力，始终保持了对外一致。外国职工不仅总体支持华为，还能带动一批外国供货商力挺华为。
但华为的这种成功，绝不说明华为或者中国的科技力量已经无惧美国制裁。理由有二：一是华为或者中国，从来没有能力在高科技领域发起对美国的对等制裁。目前最霸气的回应，不过是任正非表示“只需要考虑美国公司的利益，不需要帮我们考虑”，还是处于应对而非反制的状态。二是随着美国的制裁和“脱钩”，目前设计的麒麟芯片没有人代工，而且也买不到别人的CPU和存储芯片。这一次给我们带来无数鼓舞的华为产业链也没有B计划了。
严峻的现实教育我们，自立更生的精神永不过时。面对美国的制裁如此被动，也是我们的很多企业和部门长期以来被全球化的迷魂药牵着鼻子走的结果。以融入全球产业链为名，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之实。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实质是绕过关键核心技术地发展自己的相关产业。很多时候，算经济账这么做无可厚非，但对产业安全影响巨大。一系列受制裁事件表明，所谓“中国依赖美国高科技，美国依赖中国成熟科技产业”的“互相依赖”是极其不对称的。
国产“大飞机”运十的下马，有其客观的原因，比如飞机的性能和载客量大幅落后国际主流水平。但从美国操盘者主观角度讲，搞死中国“大飞机”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麦道公司当时向中国表达了合作意愿是压死运10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后麦道CEO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时，洋洋得意地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市场”。
麦道公司CEO的言论，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险做了很好的招供。也很好地说明了，没有科技自立，就没有产业安全。
近期，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与部分科学家和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他指出：“和平是需要实力相当才可获取，祥林嫂式的和平是不存在的”。
用战争来比喻商业竞争是任正非的风格，但以这句话强调科技自立可谓是一语双关。产业安全必须科技自立，遏制战争、迎接和平、保卫国家安全同样需要科技支撑。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还提到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这是中国地缘安全形势劣化的证明。
练兵备战的市场需求并不大，但自主发展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应对战争准备。F-35战斗机其实美国2016年才全面量产，2019年的年产量就达到134架，除了给美国盟友的，剩下的几乎全移交给了美军。台湾的宵小之徒借此嘲笑，说美军仅一个型号的战机产量就超过解放军所有战机的产量。
虽然台湾媒体掌握的我军机的装备数量未必真实，但美国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生产先进战机，仍然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引进的。科技不自立，国家安全也要出问题。
因此，现在很像上甘岭战役初期，我军还缺乏准备，就要面对美国制裁的“范弗里特弹药量”。但笔者坚信，自强不息，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能应付一切艰难险阻。
现在的各种条件比抗美援朝的时代好了很多，中国投入到科技创新的资金，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每年都几倍于抗美援朝战争，但为何没有大的进步？根本上就在于中国是科研大国，但并非科研强国。
这一特点，在部分研究领域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受限于材料和材料加工工艺，中国目前还有大批工业品处于被“卡脖子”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发表的材料科学论文远超美、日、德。
根据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平台ISI Web of Science（类似于我国的知网）统计，2015年中国研究者每发表十篇高水平英文论文中就有一篇来自于材料科学领域。事实上，即使是2006年，中国作者发表的材料科学领域论文数量就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而2006年-2015年间，这一数字又增长了将近两倍。
早在2006年我国研究者发表的材料科学论文就超过美国
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到底是中国产业不善于将科学家们的成果进行转化呢？还是说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成果很多是中低水平的重复，不具备转化的价值呢？前几年，著名生物科学家施一公的观点是：“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 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事实上，现有的成果转化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了，只要是有市场价值的科研成果，是很容易的转化到民用领域的。这种转化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受到社会的普遍称赞。
2018年，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山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催生发展新动能。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淄博补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斥资5亿元，购买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团队研发的“绿色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专利。而之前这一项科研成果，作为试题材料出现在了2018高考语文的全国卷Ⅱ上。
这一案例再度说明，研发能力不强是造成科研应用两层皮的根源之一。中国科技人必须自强，真正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和科研力量，实现由量向质和从有向用的转变。
上面说的自强，是中国科技人的自强，是一个群体的自强。群体的自强当然要靠个人的努力，但是少数领头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我国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在1931年到1952年间，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其中被评为院士的竟然有8人。
这说明了，科技人整体要自强，除了要有拼搏精神，还要实现人才和科技知识的充分流动。建国后，我国之所以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做出了一批拥有影响力的高科技成果，靠的就是把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组织起来，一边培养一边进行攻关，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方案叫做“科研大会战”。
“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最有名的例子，在国防科委组织领导之下，全国科研工作者大协作、大会战、集中科研攻关，以极快的速度研制出了中国的战略武器。在信息领域，中国的第一步也是通过科研大会战实现的。
为了配套“两弹一星”，中国最好要有自己的计算机。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然找不到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好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美国时，收集整理了一大批计算机方面的资料。在华罗庚的直接过问和关怀下，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从清华电机系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成立了计算机研究小组。
对于如何尽快学会造计算机，华罗庚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这六个字。我们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到1956年底，该机构集中了来自全国的314人。这其中部分派到苏联考察学习，部分留在国内培训，充分发挥教学相长的效果。
1958年，这些人被分散到祖国各地，很快研制出各种各样服务于关键工程的计算机。如1960年试制成功的107计算机，其稳定工作时间比当时按照从苏联购买的图纸而加工的103计算机长几十倍，是两弹一星的功勋机。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从此蓬勃地发展了起来。
近二十年来，中国科研团队的组织度有了较大的下降。201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教授在演讲中直言：论文挂帅的科研工作者，“已经不再强调发挥集体力量了，也没有了热爱科研团队、发挥集体作用的氛围了。无论多大的项目及集体，只是名义上存在，即在申请项目与最后验收时存在。而一旦项目得到批准，负责人将项目一分解，课题费一分，实际上没有了团队，各干各的。当主角的愈来愈多，很少有人甘当配角、愿意做好辅助工作了。”
一方面我们的科研力量不够强，另一方面却人人都只想当“主角”，自然只能导致大量经费投入到容易发论文方面去了。而国计民生急需的领域，有时难以发论文，而且需要的研究团队更庞大，也更加难以组织起来。
因此，面临美国强大的科军工复合体威胁，把科研力量组织起来的科研大会战仍然有价值，而且是打赢创新强国上甘岭战役的主力军。
但时代发生了变化，组织方式也要有所调整，才能使得全国科研大军能够协调起来，实现会战的最终胜利。首先就是要抓好会战组织者的选拔，在过去的那个年代，科学家的头衔没有这么多，社会性的事务也比较少，项目负责人很多是年轻人，是科研的主力军。
今天则大不一样，很多大型科研项目都由各种各样头衔的科学家领导，但可能并不会合作“参战”。这样怎么能调动起科研团队的积极性，怎么能真正实现集体攻关呢？不就只能像陆大道院士所说的那样“负责人将项目一分解，课题费一分，实际上没有了团队，各干各的”？
另外，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尤其不能让甘当绿叶的老实人在经济利益和升职评奖上吃亏。科研辅助主要指的是专项技能要求比较高、为验证新想法服务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很有价值，但在平时不能体现出来。想要组织高效的科研团队，必须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给与这样的工作恰如其分的评价。
70年前，毛主席说过“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的成功就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脚，习总书记在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讲话上又重申了这一点。今天，美国的制裁和无理干涉再次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科技创新。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到了再度组织起来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