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 年7月8日，一艘长 200 米、吃水2.7万吨的“满洲号”巨轮缓缓驶出旧金山港。船上载着的是美国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外交代表团，同行的乘客包括了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和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三千多人齐聚港口，只为一睹“爱丽丝公主”的芳容。
按计划，“满洲号”将向西跨越太平洋，前往日本、夏威夷、中国、菲律宾与韩国。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眼里，使团此行的目的，是把西方的高等文明传播给东方。
罗斯福执政期间，世界商业、经济和权力中心逐渐由伦敦转向纽约，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工业的拥抱，使得罗斯福一度把日本人称作“远东的美国人”。
使团出访的十年前，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挫败垂死的清政府，将台湾岛收入囊中。在日本人眼里，这场胜利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高级的体现，也印证了“精神上脱亚入欧”的正确性。描绘这场战争的浮世绘里，日本军人大多孔武有力、皮肤白皙，中国人和朝鲜人则身材矮小、样貌猥琐[1]。
十年之后，时任日本首相桂太郎招待塔夫脱一行时，更是毫不掩饰对统治亚洲的渴望。“我们的远东政策会把现代文明带到东方的亚洲……日本很快就会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成果寄予朝鲜和中国。如果有必须要，可以采用武力方式解决。”
这次访问的成果是调停了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条约》，罗斯福总统也因此举赢得了一年后的诺贝尔和平奖。但讽刺的是，美国在暗地里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帮助美国扩大在亚洲的利益。《纽约时报》在当年的报道中称，“在伦敦和华盛顿的要求下，日本军队将扩张到朝鲜和中国，从而给亚洲带去文明”。
此举无疑为日本在亚洲扩张开了绿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东亚三国“一衣带水”的历史化为泡影。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东亚关系长久的笼罩着一层阴霾。即便中日、中韩先后邦交正常化，但复杂的地缘政治依旧撕扯着各方，昔日的友好与和平充斥着不信任的杂音。
1998年，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对英国的均势策略赞赏有加，一个破碎的欧洲大陆才能确保英吉利海峡对岸永不受到威胁；而美国的确言行一致地接过了“欧洲搅屎棍”的衣钵，从过去到此后，亚洲这片土地的风雨波折从未停止，东亚关系乃至整个亚洲，都在合力与张力并存的撕扯中进退失据。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尘埃落定，正如一位与会人士上个月在前景未明的情况下所说：“我们已经拉锯了十年，再也没有精力承担下一个十年。”
这片土地用鲜血和生命书写过屈辱的历史，用漫长的岁月舔舐着战火的创伤，用勤劳与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一个真正由亚洲人主导的亚洲已然暌违了百年。这一次，亚洲能成功吗？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东北亚的局势，永远都绕不开隔着半个地球的美国。
二战之前的历史已无需多言，东亚三国的历史进程在相当程度上被美国重塑。二战以后，美国天然的认为自己在东亚有传统利益，从未放弃谋划扶持地方傀儡政权。随着冷战铁幕拉开，为了遏制苏联在东方的势力范围，美国更需要远东代理人。
日本永远都是美国的首选。1910年代的美国驻华公使头等参赞马慕瑞（John MacMurray），曾经对中国和日本相对战略重要性的做出了一个高度概括的评价：中国是边缘性的，日本是决定性的。美国后来一系列的东亚政策制定，都不断地反映出这一视角。
1950年，经历战争摧残的东亚人均GDP只有685美元，比非洲还低300美元[2]，日本经济也陷入崩溃。但对美国来说，哪怕一个只能自我维持的日本，都对遏制苏联有着重要作用。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经济逐渐复苏，更是在1968年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同样隐匿在美国保护伞下的还有韩国。从1950年打破1960年，美国共向韩国提供了2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朝鲜战争期间，韩国100%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是来自于美国，到了1958年，美国援助资金甚至占到了韩国税收的54%。
越南战争期间，朴正熙政府与美国达成交易：以派兵参与越战为条件，换取美国军事订单。在1964到1973年间，韩国先后向越南派出约32万人，用4500名士兵的生命换来了10亿美元的订单和技术，间接帮助现代、大宇等财阀企业完成了原始积累。
随着日韩开始产业升级，与美国的企业展开竞争。相比政治领域的铁板一块，美国与日韩在经贸层面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中国则在微妙之中，寻找着打开铁板的缝隙。
60年代，尽管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全面关系，但经贸来往已经开始复苏。1962年，时任外联部副部长廖承志与日本政治家高碕达之助在北京达成《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把中日经贸从“民间往来”推向了“半官半民”。
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作为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廖仲恺之子，廖承志生于东京，求学于早稻田，属于公认的“日本通”。当时，中国对日外交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刚”之说：“一老”指郭沫若，“二公”即廖承志和西园寺公一（日本政治家，1958年移居中国），而“四大金刚”则是廖承志麾下的几位对日事务专家。
《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签定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升温，贸易额从1960年的0.2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9亿美元。1972年，刚刚上台两个月的田中角荣访华，曾在中南海夸赞廖承志：“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参加参议院的全国区的选举，一定能当选。”
在短暂的访华行程中，田中角荣还讲过不少high level的话，比如得知自己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刚刚接待过尼克松，就回应道：“尽管美国总统来得比我早一点，但我对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啊。”
这种表态，美国人听了显然不会喜欢。当时负责东亚外交的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他对中日关系的定调很务实，也很无情：“美国必须让日本与中国相互猜忌”。在整个70年代，美国都在防止日本变得更强大，担心日本从美国的追随者，成为破坏美国东亚战略的搅局者。
美国要担心的事情除了日本，还有中韩关系。由于北方邻居的存在，中韩局面更加波折和复杂，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交。而随着三国之间产业链绑定逐渐深入，一个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想法开始频繁见诸报端，这显然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为了掐断中日韩撇开美国自建小团体的苗头，美国从1989年开始推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并试图以APEC为基础建立自由贸易区，强化美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结果中日韩没有反对，反倒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第一个跳出来，倡议由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组成东亚经济体，建立“排他性贸易集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另起炉灶，推动了在东盟框架内的中日韩三国协商机制，也就是后来的东盟10+3 会谈。原来维系环太平洋国家关系的APEC早已显得可有可无，成了亚太领导人每年一度的户外团建和合影活动。
1999年，中日韩合作的进程终于有所突破。当年的11月28日，朱镕基、小渊惠三和金大中一起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椰子宫吃早餐，讨论中日韩的经济合作方案。金大中事后回忆“三个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还是第一次[6]”。
三个领导人在早餐会上终于愉快地达成共识：启动中日韩合作进程。
深谙国际政治语言体系的人都知道，启动是个很虚的词，离真正落实还有很远。但在20世纪的尾声，中日韩的合作已经远远大于对抗。比如在2001年底，中日通过友好协商，而不是诉诸世贸组织，解决了围绕日本三项农产品的争议，放在之前几乎无法想象。
终于，在2002年11月4日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开展三国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被确定下来，并承诺七年之内完成机制的构建和规划。至此，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给出大号标题：东亚合作渐入佳境。
彼时，随着“9·11”事件促使美国调转枪口，东亚迎来了一段史无前例的蜜月期。2000年悉尼奥运会，朝韩两国代表团举着印有半岛剪影的“统一旗”携手入场。日韩联手举办世界杯，“亲善大使”藤原纪香与金允珍携手的照片登上了日韩媒体的头条。加入WTO的中国蓄势待发，广阔的市场向邻居们敞开大门。
一切正朝着对亚洲有利的方向前进，日本知道，韩国知道，中国知道，美国自然也知道。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东亚模式”的语境下，亚洲广袤土地上的厂房永远热火朝天，隆隆声和嗡嗡声来回冲击着人们的耳蜗，三班倒的工人一件接一件把产品放在永不停歇的传送带上，再经由远洋货轮摆上欧美商场的货架，标上一个低廉的价格。
90年代后，中国以区域火车头的姿态，接手了“世界工厂”的头衔。然而，物体总是倾向于维持初始状态，即使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变，国际制度却往往很难随之改变。美国始终是横垣在东北亚巨人之间的大山。
2000年秋天，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邀请了十多位国际关系和情报领域专家，又拉上了白宫和国会官员，探讨未来五年美国在东亚的机遇和风险，结论简单直接：中美走向对抗只是时间问题，白宫应当在亚洲培养更强大的联盟。
不过对极为讲究遣词造句的学者们来说，这样的表态已经算含蓄了，更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建议华盛顿和东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一年后，小布什入主白宫，一改过去华盛顿对华政策不甚清晰、数易其辙的局面，提出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时年美国国防部的防卫报告更是提出，“一个拥有强大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将最终出现……美国需要巩固同日本的伙伴关系。”
80年代的广场协议、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AMF纷争一度疏远了日美关系，但划过日本海的大浦洞和台海上空的剑拔弩张，又把两国拉了回来。1999年，《读卖新闻》的一次调查中，接近八成的日本民众认为如果自己受到攻击，美国将提供援助。紧接着，刚上任的小泉纯一郎马不停蹄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惹怒了中韩两国。
小泉内阁的发言人福田康夫当时曾安抚中国说，这是为了完成竞选的承诺，“如果不去，麻烦就大了”。中国显然不会认可这种说法，公开或私下要求小泉纯一郎取消这一安排。根据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后来的说法，“我们的建议对小泉先生完全无效”。
作为当时日本战后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执政连续性也为日美合作的持久度提供了保障。要知道布什的前任克林顿曾对助手抱怨说，“我两次出访日本，见过五位首相，总是在谈相同的议题。谁能告诉我，日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随着阿富汗战争偃旗息鼓，东亚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终结。2004年，小泉纯一郎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发布新版本《国家防御大纲》，明确指出中国是日本的安全威胁之一。这是日本在二战后首次针对某个国家使用这样的措辞。
兴许是为了嘉奖日本的忠心，次年小布什亚洲行第一站便是日本。在京都深秋的落叶中，小布什无不深情地回忆，“二战时，我父亲和一个叫小泉的日本官员分属敌对阵营。但今天，他们的儿子再度成为了领导人，而小泉首相是我在国际社会中最好的朋友之一。”
2006年，小泉纯一郎访问美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合作自然阻力重重，光是可行性研究就历时八年，直到2011年年底方才对外发布。在此期间，美国和日本分别在经济和政治这两大战场，对中国摆出进攻态势。
2008年，美国谋划一个没有中国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力邀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加入，弥补先前APEC计谋失败的“遗憾”。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不顾本国农民反对执意加入，表示“日本决心更积极地向世界开放”。
同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希拉里第一时间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2012年韩日发生岛屿争端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对媒体说，他将敦促日本做的事情之一，便是与韩国尽可能和平地解决岛屿争端。
有意思的是，当年还在奥巴马政府当副总统的拜登曾极力拉拢日韩联手对抗中国，他在书中回忆，自己“就像一个婚姻调解员”一样给朴槿惠打电话，问她是否愿意和安倍晋三和解。
都说中韩关系靠日本。在中日、韩日双边政治关系双双紧张的情况下，中韩关系迅速升温。
2000年中韩贸易额仅为345亿美元，到2008年便跃升至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李明博现身北京奥运开幕式，也被韩国赋予了更高的政治寓意。韩国总统府当时表示，“这反映了韩中关系所取的发展……希望有助于加强韩中两国的友谊与合作。”
时年年底，中韩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年后，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访韩更是奠定了未来十年中韩友好的基调。而表面倒向美国的日本内心也深知，由于日韩产业结构高度相似，正是中国日益高涨的需求，把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经济体，从金融危机后停滞的深渊中拉了出来。
2010年中，日韩举行自贸区联合研究首轮会议。次年12 月，联合研究报告文本正式出炉，报告将自贸协定定调为“高水平、内容全面、利益均衡、三方共赢”。
2013年3月26日是个值得记录的一天。在首尔市中心一处酒店里，中日韩正式开展三边自贸协定首轮谈判，迈出了真正意义上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步。担任日本首席谈判代表的外务审议官（负责经济）鹤冈公二说，“尽管政治上困难重重，但还是开始了谈判，从这一点上，也证明了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价值。”
的确，不管从哪个维度看，中日韩自贸区都价值巨大。它背靠超过15亿人口大市场、占全球经济总量20%、经济规模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并驾齐驱。
更重要的是，这是百年来亚洲民族对盎格鲁撒克逊族裔最直接的一次挑战。日本清楚，韩国清楚，中国清楚，美国自然也清楚。
每一次亚洲的合作出现曙光之际，美国总会“积极”介入。朝核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一次次利用历史遗留问题，构建出一条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争端地带”，不断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和重大海洋权益。
2009年7月2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抵达曼谷机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希拉里更是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同年11月奥巴马访日，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声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背后深意不言自明。
一年后的APEC峰会闭幕当天，包括日本、越南、澳大利亚在内的与会九国宣布，将于2011年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完成并宣布TPP纲要，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环中国自贸区“开始酝酿。
刚刚在今年去世的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曾在当年的节目里谈及TPP，这位“名字像越南人，护照是美国人，实际是D的人”说道，“ 咱们慢慢来，不必急于加入。如果美国一吹号我们就集合，这才有问题。”
面对逐渐从中东抽身卷土重来的美国，中国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一面继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面拉拢东盟国家，开展更大范围的贸易条约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议的公布，恰好是在2013年中日韩启动自贸区谈判的同一天，没有邀请美国。
东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占据六亿五千万人口、总领土面积达450万平方公里的组织，正在随着中国制造业链条的外溢与我们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联系。2020年新鲜出炉的前三季度进出口数据中，东盟已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总量距欧盟只有一步之遥。
RCEP协议公布的两年前，第十九届东盟峰会在巴厘岛召开，中日韩印澳美悉数受邀。峰会上，东盟提出了“区域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概念，意欲与中日韩形成10+3的贸易合作；后来，日本提出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入进来，成为“10+6”构想的雏形。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奥巴马的眼皮底下。
在10+6的构想中，RCEP成员国人口几乎占世界一半，GDP达全球总量三分之一，出生自带“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光环。但16国没料到的是，RCEP谈判最终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讨论看似激烈，但推进却极为缓慢。
归根结底，妥协的动力取决于成功的诱惑，TPP从人口上看虽没那么声势浩大，却占了世界GDP的40%，涵盖全球36%的国际贸易总量，以及将近四分之一的出口。对夹在RCEP和TPP之间的国家而言，TPP的诱惑力显然更大。
一直到2015年，RCEP每一次的谈判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每一次都会出现新的困难。
同一年，在历经十年谈判、再三推迟、多次延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地区十二国共同签署了TPP 协定。奥巴马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这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引领21世纪的全球贸易。他的国防部长随即献上马屁，“批准TPP对美国来说，就像下水另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一样有价值。”
2016年11月10日，经过三年漫长的拉锯，日本最终宣布通过TPP协议，一个把中国刨除在外的贸易组织走到了尘埃落定的阶段。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就在日本通过协议的24小时前，唐纳德·特朗普在媒体与民调机构的惊讶声中，成为了白宫的新主人。
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份总统令：退出TPP
60天后，特朗普在就职当天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协议。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数次宣称TPP将扩大逆差、减少就业、让美国市场“暴露于汇率操纵国面前”。后来他更是跑到电台里咆哮，“一个糟糕的协议比什么都没有还要糟糕……是时候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了！”
对于尚处在懵逼状态各个成员国来说，眼下摆着的只有两条路可走：向南走，转向RCEP谈判；向西走，拉拢其他大国加入TPP。日本则表示，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美国正式宣布退出TPP的一个月后，RCEP第17轮谈判首次放在了日本举行，与之前爱搭不理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俨然展露出一副主人的姿态，不仅力争让RCEP的标准可以达到与TPP同样高的水准，还不忘时刻提防中国，表示不能让“对开放市场态度谨慎”的中国掌握谈判主导权[2]。
而在西向路线上，日本在各方奔走斡旋中将TPP演化为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个组织和TPP唯一的差别就是美国的缺席，但日本却将其称为“全面且先进的TPP”，咱也不知道是在黑谁。
然而在特朗普的贸易大棒下，CPTPP没有激起什么涟漪，毕竟大统领一挥手，泰国13亿美元商品的贸易优惠待遇就不复存在；越南更是被特朗普痛批为“最恶劣的贸易施虐者”。亚洲经济体需要联合起来，这个共识变得愈发清晰且紧迫。
2019年11月4日，经历了7年漫长的谈判，关于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15个国家都已完成。缅甸实际最高领导人昂山素季在谈判现场说到，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纷纷调低的背景下，完成RCEP谈判将“消除笼罩在世界经济上空的阴霾”。
一年之后的11月15日，太平洋彼岸的关税同盟RCEP正式签订。从规模上看，RCEP的15个成员国人口达到了22亿，2018年GDP达到29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加墨（NAFTA）和欧盟；从产业链的角度看，RCEP是全球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其FDI净流入占全球38.3%，在2017年超过NAFTA成为全球第二大净流入区。
经历了无数轮谈判与磋商，漫长的拉锯和戏剧性的反转后，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自贸区正式落槌，一个真正属于亚洲民族的贸易合作组织尘埃落定。
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艾伦在《仅仅是昨天》中写道，时间的长河时而向前奔流，时而蜿蜒曲折，但它总能为自己找到新的方向。
东亚和东南亚这片广袤而富饶的沃土，孕育了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勾勒了人类文明史上灿烂的荣光。但这片土地在近代的一百多年里，被野心家、军国主义和外部势力不断搅动，始终没能摆脱相互角力、对峙甚至撕杀的阴霾。这是一个属于22亿亚洲人的遗憾。
RCEP的签订可能是个不错的开始。尽管贸易的亲密度最终还是会由政治博弈来决定，但对于始终无法形成合力的东亚和东南亚来说，这一步的意义无比重大。对这15个签订RCEP的国家来说，“另起炉灶”的意义必然大于“寄人篱下”。这是第一步，但显然不是最后一步。
无论亚洲的未来走向何方，她的命运都应当由自己决定，也只能由自己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