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国经济”变成“大国经济”
自全球危机以来，我国政策越来越多地倡导要靠国内需求来支持经济增长，也就是所谓的“双循环”新经济格局，“双循环”即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同时内外循环相结合。
黄益平表示：“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消费。过去40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出口和投资。在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是储蓄率提升，投资率提升，但消费相对比较疲软。如果生产很多，消费不足，会造成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如果产能持续过剩，投资回报就会有问题，经济增长很难持续。”
“但同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变得越来越高，这意味着美国是在使劲地消费，并没有生产太多的产品。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结合在一起看，实际上世界经济是获得了平衡的。”黄益平表示。
但是，黄益平分析认为，现在主要靠外部需求的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难持续，原因大概有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不断下降，对中国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产品的需求也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我国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外部市场的需求来持续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二，国际市场上出现新的政策挑战，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我国出口产品所面对的关税税率在不断提高，未来一段时间，出口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三，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可以称为“小国经济”，但今天已经变成“大国经济”。所谓的小国和大国经济在经济学分析当中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所采取的一些经济决策或者生产及投资活动，会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小国经济”中，不管出口多少、进口多少对世界市场都没有影响，但“大国经济”反之。所以，如果持续地像过去那样靠外部需求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需要更多地靠国内需求来支持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希望消费成为中国的主要的推动力量。
此外，在疫情出现和恢复期间，很多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消费的复苏还有难度。从这个角度来说，黄益平认为，消费的持续增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一，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一步改善。第二，收入分配有待进一步改善。第三，城市化需要加快推动。未来30年如果能推动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民进城，消费还是大有可为的，这也是将来“双循环”中内循环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此外，国内大循环不仅仅是需求问题，还涉及供给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需要靠创新来支持。
关于“双循环”的讨论，很多人认为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选择，但在国际市场上也引发了一些疑虑。比如，“双循环”是不是意味着将来的政策都变成内向型的，不再像过去一样持续地对外开放？
对此，黄益平表示：“在大循环过程当中持续开放是我们保持‘双循环’有效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更多地靠国内经济循环不是说我们将来完全靠国内循环就可以支持长期增长，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只是相比较而言，国内需求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过去两年，尽管对外贸易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但金融开放政策一直在持续，并且得到了很多国际投资者的认同。近年来，对外资进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门槛在不断降低，原来有很多持股比例已经取消，投行、资产管理、评级等一些行业领域都在不断开放，这也是过去这几年我国在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亮点。”黄益平分析道。
谈及下一步该怎么做，黄益平表示：“从经济形势看，不确定性非常大。从国内角度来看，疫情期间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老百姓的生活。但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看，直接能达到企业和个人的渠道非常少，最后的结果实际上都是靠国内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支持，尤其是商业银行。今年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要求是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增长速度要达到40%。但是，需要考虑的是明年银行业资产质量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明年银行业资产质量开始出现变化，对银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货币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社会的稳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政策应该如何应对……这都是值得关注的。”
面对上述不确定性，在黄益平看来：“政府应该出台一些预案来应对上述可能发生的风险，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市场、稳定信心。”
此外，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黄益平认为，不确定性同样非常大。“现在疫情在一些西方国家仍然非常严重，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新冠疫苗研制成功，马上全面铺开，很有可能到明年春季的时候疫情就彻底结束了，经济也就强势反弹了，但也有可能会持续低迷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如果明年疫情结束了，美联储、欧洲央行会快速地退出他们现有的量化宽松政策，这对我国来说有可能面临新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面对这样的情形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